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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为什么托尔斯泰的作品在俄国文学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能得以如此大规模、系统地翻译和研究?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是托尔斯泰作品本身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所决定的。在世界文学史上，托尔斯泰一向被认为是世界文坛的“巨人”。亨利·詹姆斯称托尔斯泰为“大象”，他拉着“大篷车”，而车上载的是“整个人类的生活”(转引自朱宪生 9)。列宁对他和他的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182)。可以说，从文学作品的内容和思想价值方面来看，托尔斯泰的作品应该是中国读者了解俄国及其文化的重要载体。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及其独树一帜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也受到我国文化精英的关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诸如李大钊这样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俄国文学的特质，即“一为社会的色彩之浓，一为人道主义之发达”。③鲁迅甚至认为“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④此外，托尔斯泰对我国孔子、老子、庄子等先哲的学说比较感兴趣，其哲学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张建华在分析中国古典思想对托尔斯泰的影响时写道，“老子的‘无为’思想和儒家学说不仅使列夫·托尔斯泰认识了中国文化，上述学说甚至成为他在晚年批判俄国社会黑暗势力、专制制度统治以及东正教会的工具，成为他所提出的‘勿以暴力抗恶’学说的思想基础”(145)。因此，托尔斯泰所宣扬的“道德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抗恶”、“博爱”等思想更容易引起我国读者和研究者的共鸣。虽然晚清民初时期某些研究者在将托尔斯泰与中国古代哲人进行横向比较时得出的某些研究结论有待商榷，但它们却在某种程度上缩短了中国读者与托尔斯泰的心理距离，为大众认同其作品并引发好感创造了条件。 其次，这与当时中国接受俄国文学的大背景有关。戊戌变法失败后，“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维新人士的共识，一些具有“政事之书”性质的西方文学作品搭乘科技书籍的“便车”被翻译成中文。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就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而且，他还自称“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并力举翻译外国特别是俄国政治小说用来改良群治。正如智量先生在总结当时的俄国文学译介状况时所说：“俄国文学翻译发轫于中俄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是民族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对外来文化进行自觉地、集体地同时又是有选择地认同、接受和吸收活动，它没有恒定的翻译标准和一成不变的翻译原则，在它的发生、发展中起作用的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现实和精神需求”(336)。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经历了两千多年暗无天日的封建统治，对异族人民的求变愿望特别容易产生共鸣，而对探索改善自己国家的途径又极为关心，因此像托尔斯泰这样一位热爱人民、追求真善美的大师，自然很快就赢得普遍的热爱”(草婴 7)。 再次，中国大量译介托尔斯泰的作品与其在欧洲的广泛影响有关。我们发现，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对托尔斯泰作品的译介并非通过日语译本转译，而主要借助英语、法语、德语译本进行翻译，这其中除了当时的中国译者关注的最多的是欧美文学这一原因之外，也与托尔斯泰在欧洲的美誉度有很大的关系。托尔斯泰早在19世纪中期就在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屠格涅夫为此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屠格涅夫旅居欧洲期间不仅通过自己的创作让欧洲人领会到俄国文学的魅力，还大力向欧洲读者翻译、介绍托尔斯泰的作品。朱宪生指出，“托尔斯泰的作品，特别是他的‘鸿篇巨制’《战争与和平》出现在欧洲人的面前时，更是掀起了阵阵‘风暴’，托氏的名声从此便蒸蒸日上，很快被视为欧洲文学的泰斗”(9)。因此，中国学人在译介欧美文学时得以接触到托尔斯泰的作品，进而将它们翻译介绍到国内。 最后，中国文化精英们对托尔斯泰不遗余力的推崇提升了托尔斯泰在中国的影响力。五四运动前，既有茅盾、鲁迅、王国维、太玄、蒋梦麟、陈复光等文化名人高度肯定了托尔斯泰的文学成就，也有诸如马君武、林纾等翻译大家译介过他的作品。我们认为，在大力倡导欧洲政治小说的20世纪初期的中国，在普通读者对托尔斯泰及其作品还十分陌生的情况下，上述“专业读者”(即社会精英)的译介及其推崇无疑具有重要的引领和导向作用。比如，茅盾在1919年4月撰写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认为，俄国文学在最近几十年里“文豪踵起，高俄国文学之位置，转世界文艺之视听。休哉盛矣!而此惟托尔斯泰发其端”；俄国文学“譬犹群峰竞秀，托尔斯泰为其最高峰也。而其他文豪则环峙而与之相对之群峰也”；“谓近代文人得荷马之真趣者，惟托尔斯泰，其谁曰不然”(转引自陈建华 63)。对托尔斯泰如此高的评价，无疑会对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热”的形成，对托尔斯泰作品在中国的经典化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