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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楚辞》中的方言俗词，早已为王逸、洪兴祖等古代学者所注意，而对《楚辞》中特殊句法的研究，直到二十世纪才得以展开。分析研究《楚辞》句法，从汉语史角度看，有利于全面认识古汉语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而从阅读史角度看，则有利于把握句中字词的词性、词义，判断前人注解之正误，进而准确体会作品原意、认识作品主题、欣赏作品艺术。具体而论，利用句法研读《楚辞》，可以根据作品性质，划分成《离骚》《九章》《远游》《招魂》与《九歌》《九怀》两大类进行，并充分注意单句与复句之间的区别。这是阅读《楚辞》的新视角，行之有效，意义深远，值得总结与推广。 关 键 词：楚辞 方言 句法 阅读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考古发现与先秦史诗、颂诗”（批准号13BZW04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江林昌，烟台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学术研究所教授；孙进，烟台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学术研究所讲师。 由于历史文化自有渊源，地理环境自有特色；因此，以楚地为背景，以屈原、宋玉的作品为代表的《楚辞》，不仅在内容上与先秦时期的中原文献大有区别，而且在语言、语音、文法、章法、修辞等方面，亦独具特色。宋黄伯思《校定<楚辞>序》中指出： 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湘、沅、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 由此可见，阅读、分析、研究《楚辞》，需要特别注意其语言、文法、修辞的地域特色。 一、学术史的简要回顾 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合称为“楚辞”，这本身即已体现了其地方特色。“楚辞”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初年。《史记·酷吏列传》载，朱买臣因善言“楚辞”而为汉武帝所宠幸。《汉书·王褒传》载，九江被公因能诵读“楚辞”而为汉宣帝所欣赏。又据《汉书·艺文志》，汉成帝时，刘向典校皇室藏书，把屈原、宋玉、东方朔、庄忌、淮南小山、王褒的作品，并附以他自己的作品，合编在一起，名之曰《楚辞》。 第一个为“楚辞”作注的是西汉初期的淮南王刘安。《汉书·淮南王安传》：“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颜师古注：“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可惜只注了一篇《离骚》。刘安的《离骚传》已失传。班固《离骚序》（引自《楚辞章句》）认为《史记·屈原列传》中“国风好色而不淫”至“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段应属于刘安《离骚传》中的内容。刘安之后，西汉还有刘向、杨雄作过《天问》注，东汉则有班固、贾逵作过《离骚章句》，但这些注本均已佚失。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完整的《楚辞》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 王逸是楚国南郡宜城人，又去古未远，所以其《楚辞章句》中往往能注明《楚辞》中所用的方言俗语，为我们阅读《楚辞》提供了极大方便。如其注《离骚》： “扈江离与辟芷兮”注：“扈，被也。楚人名被为扈。” “夕揽洲之宿莽”注：“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 “凭不厌乎求索”注：“凭，满也。楚人名满曰凭。” “羌内恕己以量人兮”注：“羌，楚人语词也。” “索琼茅以筳篿兮”注：“楚人名结草折竹以卜曰篿。” “邅吾道夫昆仑”注：“邅，转也。楚人名转曰邅。” 王逸以后，魏晋隋唐间则有晋郭璞《楚辞注》，隋释智骞《楚辞音》、南唐王勉《楚辞释文》等。可惜这些注本均无足本留下，我们只能见到一些残本。如，郭璞注残留在《尔雅注》、《文选注》中，智骞《楚辞音》则有敦煌写卷残本，王勉《楚辞释文》则有佚文保留在洪兴祖《楚辞补注》中。 南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是继王逸《楚辞章句》后，第二个完整的注本。所谓《补注》是补正王逸《楚辞章句》所未备者。其体例，先列王逸注文，然后以“补曰”加上自己的疏通证明。“补注”的内容，考证详审，征引宏富，不仅对楚辞文本多有阐发，而且对旧解多有驳正，是一部集训诂、辨析、考证于一炉的注本。该书还引用六朝隋唐间人的楚辞旧注，保留了许多楚辞遗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于楚辞诸注中，特为善本”。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在楚方言俗词方面也补出了许多王逸《章句》所未注者，仍以《离骚》为例： “纫秋兰以为佩”补曰：“纫，女邻切，《方言》曰：续，楚谓之纫。” “朝搴陛之木兰”补曰：“搴，音蹇。《说文》，拔取也，南楚语。” “女媭之婵媛兮”补曰：“楚人谓女曰媭，前汉有吕须，取此为名。” “倚阊阖而望予”补曰：“楚人名门曰阊阖。” “齐玉轪而并驰”补曰：“轪，音大。《方言》云：轮，韩楚之间谓之轪。” 总之，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两书，详考楚言、楚物、楚名、楚音，极便于后人对《楚辞》的阅读理解。 按现代汉语有关理论来分析，《楚辞》的地方语言特色，不仅体现在方言方音，还体现在其特殊的句子结构方面。因此，阅读理解《楚辞》，不仅要明其词法，还必须晓其句法。而王、洪等人的名物训诂只属于词法范畴。对此，宋代学者已经约略感觉到了。朱熹《楚辞集注序》指出： 自（屈）原著此词（楚辞），至汉未久，而说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盖未能免，而刘安、班固、贾逵之书，世不复传。及隋唐间为训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骞者，能为楚声之读，今亦漫不复存，无以考其说之得失。而独东京王逸《章句》与近世洪兴祖《补注》并行于世，其于训诂名物之间则已详矣。顾王书之所取舍，与其题号离合之间，多可议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 至其大义，则又皆未尝沉潜反复，嗟叹咏歌，以寻其文词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说，旁引曲证，以强附于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滞而远于性情，或以迫切而害于义理，使原之所为，抑郁而不得伸于当年者，又晦昧而不见白于后世。 朱熹批评前人研究楚辞，只从大意上“取喻立说，旁引曲证，以强附于其事之已然”，而没有对文本作“沉潜反复，嗟叹咏歌，以寻其文词指意之所出”。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句法问题了。虽然当时还没有汉语语法理论，朱熹也不可能作具体分析，但其眼光之敏锐，不得不令人起敬。对此，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校注》有很好评论：朱熹这几句话，“说到了千余年来研究屈赋的人的懒惰情态，不肯在文本上去用工夫。……譬如屈赋的音律、语法，……必然有其地方色彩，而不能与三百篇全部同论。再加作家个人的习惯性行等条件，则在同一地域中，又各有其特殊现象，……所以文法研究，也应该属于个别分析中的重要之途。” 姜亮夫先生的《屈原赋校注》始撰于1928年，完成于1932年，曾在各大学以讲义形式流布，至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书前有自撰序言一篇，提出了楚辞研究需“个别分析，综合理解”总原则。其中关于“个别分析”方面，特别列出“文法训诂问题”。可以说学术界系统地从语法角度分析研究楚辞，是由姜亮夫先生启其端。综览《屈原赋校注》，其中通过语法分析以考辨词义，纠正旧说，疏通文意的佳例比比皆是，真可谓是超越前人，嘉惠后学。 姜亮夫先生之后，从句法角度研究《楚辞》的学者论著渐渐增多。如王泗原的《离骚语文疏解》，郭沫若的《屈原赋今译》，朱季海的《楚辞解故》，刘永济的《屈赋通笺》《屈赋音注详解》，闻一多的《闻一多全集·楚辞编》，胡小石的《离骚文例》、郭在贻的《训诂丛稿》廖序东的《楚辞语法研究》等，都有重要的新成果。这些论著为我们把握《楚辞》原典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方法。今试综览前贤成果，结合自己体会，就《楚辞》句法分析及其意义试作分类探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