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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银琴:《诗经》的形成、演变与影响(4)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 参加讨论

    记者:《诗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人们当做“文学作品”来看待的?它的经典地位是如何被消解的?
    马银琴:在先秦时代,《诗》并非文学性的存在,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其表情达意的文学功能的认识。就在人们把《诗》《书》视为“德义之府”时,“诗言志”,“《诗》以达意”的说法也都已经产生了。《诗大序》对此有极为经典的论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从孔子开始,他就充分肯定《诗》表情达意的功能。尽管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最终都指向了特定的礼乐道德内容,是为维护既有的社会秩序服务的。但是,“可以怨”的判断,与讽谏之诗“怨刺上政”的目的相结合,就强化了《诗经》作品“发乎情,止乎礼义”、“吟咏性情以讽其上”特点。当诗教完全脱离了礼乐与仪式,以纯粹的语言文字形式流传时,《诗经》作品“主文而谲谏”“吟咏性情以风其上”的感情表达方式与政教化目的相结合,形成了对中国文学产生深远影响风雅传统。从屈原的“《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开始,《诗经》就是后代文学家自觉祖述的典范,杜甫的“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即使是经学家们,在把《诗经》作为经学典籍加以研究时,也从未漠视《诗》抒情感怀的文学特质。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序》中就说:“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由此可知,礼乐之文、德义之府的历史定性,始终未能淹没《诗》作为心灵之歌的光辉,其“感天地、动鬼神”的感染力量也进一步拓展了“诗”名的影响力。在汉代《诗》被立为官学,奉为经典之后,长期作为专名使用的“诗”,也被用来指代与《诗》之体式相类的其他作品。至魏晋时代,“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分类论述,以及《文心雕龙·明诗》的源流梳理、特征分析,从理论上奠定了《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地位。这就是说,《诗》在经学系统被代代传承的同时,早就被视为中国文学百花园中最绚烂的鲜花,被视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不祧之祖看待了。
    20世纪以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作为经学存在的《诗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以胡适、顾颉刚、闻一多等为代表的学者,致力于消解《诗经》的经典属性,“恢复”《诗经》的“歌谣”性质。胡适说:“《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顾颉刚说:“《诗经》是一部文学书,这句话对现在人说,自然是没有一个人不承认的。我们既知道它是一部文学书,就应该用文学的眼光去批评它,用文学书的惯例去注释它,才是正辨。”闻一多也说:“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课本;宋人稍好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无奈历史──唯物史观的与非唯物史观的,离诗还是很远。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的把它当文艺看呢?”尽管也有学者如朱东润先生以其卓异的见识逆流而上,试图从“国风不出于民间”的角度作正本清源之论,但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中,原本沉淀于《诗经》当中的来源于周代礼乐文明的制度性、仪式性的经典属性仍然被完全消解。一直以来以其经典性与文学性两足并立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特殊地位的《诗经》,因其经典属性的消解而瘸掉了一条腿,最终变成了一部任由人们随意阐释的“歌谣集”。
    《诗经》的确是一部经典,它的经典性不仅仅在于它的吟咏性情,不仅仅在于它的畅怀舒愤,更在于它通过吟咏性情、畅怀舒愤这种“感天地、动鬼神”的方式所发挥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国风》的“主文而谲谏”、《大雅》《小雅》的“言王政之所由废兴”,都表现出了周代知识阶层关心家国命运责任感与担当精神,因此也成就了《诗经》作为一部经典所具有的维系世道人心的力量。汉人以三百篇为谏书不是一句戏言,《诗经》的讽谏精神确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赴汤蹈火的知识分子,正是他们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但是,随着《诗经》经典属性的消解,附着于其上的维系世道人心的力量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精神力量源泉的讽谏精神也随风飘散。这可能是把《诗经》视为“歌谣集”之后中国文学最大的损失。
    这些年来,我一直致力于《诗经》形成史与传播史的研究,我希望揭示它在周代礼乐制度下产生、存在的真实状态,揭示其经典性形成的历史过程,找到它之所以对整个中国文学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因。如果《诗经》学者的研究能够让当代学人重新认识《诗经》的经典价值,让《诗经》的讽谏精神以及由此而来的风雅传统重新发扬光大,为当代知识分子提供精神滋养的同时进一步影响文坛创作,从而创作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经典,如此则善莫大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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