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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先秦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最早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产生了很多优秀作品，比如《诗经》，《诗经》这个名称其实出现的比较晚，那么这个名称是怎样确定下来的？ 马银琴：《诗经》这个名称，是《诗》在儒家弟子的代代传承过程中，随着其经典地位的确立而确定下来的。我在《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中涉及到了这个问题。 要了解《诗经》名称的确立过程，首先要对“经”字本身有所了解。“经”的本义是指织品上纵向的丝线，由此引申而具备了指代天地常法的意义。所谓“言以考典，典以志经”，当这些天地之常法与道理被记录下来成为典籍，并在被学习、传承的过程中产生出种种阐释这些典籍的“说”、“记”之文后，这些被认为记载了天地之常法与道理的书籍，就开始具有了“经”的称名。据现有资料来看，最早以“经”名篇者，以墨家学派为最早。《墨子》中有《经》上下篇，又有《经说》上下篇。除上之外，又有《道经》、《黄帝内经》、《山海经》等著作，大约都是在战国后期被称为“经”的。当“经”被普遍地作为一种尊称在诸子百家的学统中被广泛地使用时，儒家典籍《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开始在“经”的名义下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和传播。最早把《诗》、《书》等合称为“六经”的并非儒门弟子，而是庄子后学。《庄子·天运》最早出现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的说法。在儒学著作中，最早以“经”指代儒家典籍的说法出现在《礼记·经解》篇，另外《学记》也有“一年视离经辨志”的说法。一直到《荀子·劝学》中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明确地以“经”来指称《诗》《书》，但“诗经”之名一直没有出现。汉兴之后，设立五经博士，至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的正统地位得以确立，“经”成为儒家经典的代称，经学则成为研究儒学典籍的专门之学。在这个儒学演变成为经学的完成阶段，《诗》成为《诗经》，出现在《史记·儒林列传》的记载中：“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孔门四科之一的《诗》终于发展成为中国经学的基本组成部分——《诗经》。 记者：在《诗经》作品产生的时代，人们没有把《诗经》当做“文学作品”来看待，那么它究竟为什么而存在，基本性质又是什么？ 马银琴：尽管“文学”这个名字在汉语中出现的时代很早，但在先秦乃至两汉时代，它都不具备今人所言“文学作品”的涵义。在更多的时候，它总是与“学问”、与文章制度相关联。作为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与组成部分，《诗经》作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说，它是礼乐的、仪式的，而非文学的。首先，《诗》中产生时代最早的一批以歌颂为主题的作品，都是为了配合典礼仪式用乐的需要而创制的。它们或者用于敬天祭祖的礼仪，通过歌颂先公先王的功德来祈取福佑，如《周颂·天作》、《大雅·绵》等；或用于嗣王的登基奠礼，表达承继祖考之道、敬慎国事的决心，如《周颂·访落》、《敬之》。或者用于明君臣之义、洽兄弟之情的燕射仪式，通过渲染宾主和乐的气氛来亲和宗族、抚慰诸侯，如《周颂·我客》、《大雅·行苇》。现存于《周颂》中的《武》、《赉》、《桓》等篇，曾是被视为三代之乐代表作的《大武乐》的配乐歌辞。而《大武乐》，作为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成果，以歌舞的形式重现了周文王、武王开国平天下的历史过程，告功于神明，垂鉴于子孙。无论是典礼仪式中的乐舞还是歌诗，带给观者与听众的，都不是艺术与文学的审美体验，而是典礼仪式所特有的庄严与肃穆。即使是合和宗族、亲洽兄弟的燕射歌乐，给人感受最为深刻的，仍然是温情脉脉、“和乐且湛”的歌乐背后丝毫不可僭越、违背的礼制规定。其次，产生于西周中晚期以后的讽刺诗，出于政治讽谏的需要被纳入仪式之后，才获得了进入诗文本的资格，其仪式属性应得到充分地肯定。“诗”这种在后世文学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文学形式，最早是在指代规正人行的讽谏之辞的意义上使用的。所谓“诗者，持也，持人性情，使不失坠”，即是此义。周人为了保持国运久长，在倡导“天命无亲，惟德是辅”的同时，很早就建立了禁防君王失德败政的讽谏制度。西周中后期经历了幽、厉之乱，讽刺之诗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补察时政的功能。“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政治需要，是数量众多的讽刺诗汇集于朝廷的根本原因，而通过瞽矇乐官的仪式讽谏进入收录仪式乐歌的诗文本，则是这些诗歌得以保存的基本途径。由此而言，在《诗经》作品产生的时代，其基本属性是礼乐的、仪式的，它是作为“礼乐之文”而存在的。这是我反复强调它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生与组成部分的根本原因。 在《诗经》作品通过瞽矇之教展现其“礼乐之文”的功能与性质的同时，国子通过乐语之教的研习，使《诗》逐渐具有了“德义之府”的性质。发生在周穆王时期的祭公谋父引“周文公之《颂》”，说明至晚从西周中期开始，仪式乐歌已经在礼乐形态之外，也以言语的方式流传于公卿大夫之间了。到春秋时期，外交聘问场合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形态的“礼乐之文”，这就是由公卿大夫主导的，与瞽矇歌诗相区别的赋诗言志。赋诗言志之风的出现与盛行，使《诗》的文辞之义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从春秋中期晋文公之臣赵衰“《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的论说，可知原先从属于礼乐的《诗》，在这时已经作为德义之府，取得了与礼乐之文等同的地位。孔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论说，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下。随着周代礼乐制度彻底崩溃，礼乐形态的《诗》失去了赖以依存的土壤。孔子出于“从周”意愿的正乐删《诗》，未能留住“礼乐之文”的光辉，却在客观上强化了《诗》为“德义之府”的属性。汉人以三百篇为谏书，就是这一观念的外化表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