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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之于民，还之于民”之核心思想 “文革”后，中断了近十年的民间文学研究开始了新的历程，在这个发展阶段，贾芝是研究领域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从新时期开始至20世纪末学术主导思想变动不大，他的著述以及活动，可以分成民间文学、民族文学研究与探索;为新的论著所撰写的序文;国际交往三部分。民间文艺学领域，研究者向来将其划归为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或者笼统地在延安学派中提到，对于他的学术没有进行具体的剖析。从他的著述来看，他在民间文学领域更多的是活动的身影，这样为了对他的学术有一个客观全面的了解和评价，有必要简单追述他民间文学研究的起点与他的自我评述。他的延安经历以及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开端，使得他必然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基点，也就是沿承《讲话》精神从事民间文学，关注文学与民众的关系。“文革”后，他一如既往坚持《讲话》精神，重视对“新中国民间文学事业发展源头的寻索”[19]，这句话也道出了他学术研究的元点与终极追求。 他积极整理延安时期解放区的民间文学资料，编辑出版了《延安文艺丛书·民间文艺卷》、《中国解放区书系·民间文学编》、《中国解放区书系·说唱文学编》，[20]希望作为一个亲历者为后人的研究提供资料基础，从他的序言以及内容编排、体例等方面可以看到他从文艺的视野对民间文学的定位。在他的思想中，民间文学作为艺术具有强大的魅力，它属于文学殿堂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具有文学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功能。他强调这支来自田野的文学之花之独有芬芳，反对将其作为资料进行“纯粹学术研究”(按：指20世纪10年代开始的遗留物研究范式)，而希望它能起到文学应有的社会作用以及社会价值。这跟他介入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背景有直接关系，他所接受的民间文艺学思想主要来自《讲话》，在研究中他注重“从思想的改造到艺术的改造”[21]，推崇群众性的艺术创作演出。从延安时期到60年代中期的革命实践以及学术历程，使得在他的研究视野中，民间的指向即是“人民”，当然人民更多意义上是一个政治概念，这样他的学术研究具有显著的意识形态色彩，他关注过民间文学的阶级性、人民性，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科学的民间文学价值观。 在文学界流行“人民口头创作”时，他意识到其本质是混淆民间文学的界限，其最终结果将会消解民间文学。上世纪90年代开始民俗学(含民间文学)内涵无限制扩大造成边界的弱化至今仍是学界的一个警示[22]。他研究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对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重视，上世纪60年代他提出的“十六字方针”长期影响民间文学领域，贯穿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新时期他积极推进《集成》的工作，主编《歌谣》集成成为他事业的核心。从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他将民间文学当作人民的诗学，与作家文学并存于文学领域，同时它又是文学之源，呼吁“请给乡下老婆让个座”[23]。他希望民间文学最后能为国家的政治思想与民众的生活服务，而不是单纯追求它的学术研究，这与他的经历以及身份是相符的。 从上表所列可以看到他参与了很多活动，地方的艺术节、筹建民间文学博物馆的建议以及各地博物馆活动，特别是国际民间文学的交流。这些琐碎的日常民间文学活动占据他学术的很大部分，并且他也乐此不疲。笔者翻阅他50年代开始的日记，每每看到他回复各地民间文学工作者、爱好者信件的记录，不免激起如下的思考：他没有提到田野作业，也没有引用笔者学习中熟悉和推崇的本位研究，难道这就是毛泽东所提的“到民间去”?当然对这种搜集资料的方法确实需要进行学术反思，它的利弊之处也应该科学阐释。“与民众互动”是民间文艺学的一个重要层面，它能使得研究者在具体研究中真正植根民间，贾芝看了杨亮才《民间文学之子贾芝》[24]一文后，他认为很恰当，从中可以看到他对自己与民间文学以及民众关系的定位，这也是他植根民间思想的展现。 他遵循《讲话》精神，围绕“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开展自己的学术与活动，具体表现在人民的诗学与根植民间两个方面。他对于民间文学更注重的是它与作家文学之文学的共通性，在他的研究中，重点不是析分这两种文学，更注重的是为民间文学在文学领域争得一席之地，让民众的文学为民众服务，因此他的研究更多呈现出的是一种活动，正如他自称“草根学者”，认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学者与民众的对接、书斋与田野的对接、民族与世界的对接。”[25]不可否认，从事民间文学的时代与情境同时也给他的研究造成了一定局限性。在上个世纪80年代学界出现文化热潮时，他关注过，对民间文学的多视角研究也持肯定的态度，但是他的核心思想则没有动摇过，形成了新时期以后民间文艺学领域的一股潜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