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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贾芝的民间文学研究始于延安时期，这一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影响与决定了他的学术理念。他在民间文学领域的贡献主要分为理论创新与学术组织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都贯穿了他对于民间文学与民众关系的核心思想，即“取之于民，还之于民”。 关键词：贾芝 学术转向 民众思想 贾芝，1913年出生于山西省襄汾县，青年时期对西方文学与音乐非常感兴趣。“1932年他到北京进入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预科高中，100大洋买了一把小提琴”[1]，至今他的提琴仍然保留在家中。他热心于诗歌创作，大学期间是他诗歌创作的活跃时期，他与诗友共五人(其中包括己故台湾著名诗人覃子豪)成立了《泉社》诗社，“我们五个人经常一起争论。覃子豪和我比较接近一点，虽然那时我们对革命认识并不深，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什么了解，但情绪上倾向革命的……”[2]。1935年，贾芝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水磨集》[3]，当时他到延安后与人合作翻译了都德的长篇小说《磨房书简》。当提起贾芝从事民间文学研究时，他弟弟贾植芳总是会说“我哥哥是毛泽东的好学生，他出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和《毛泽东的传说》两本书”。笔者翻阅了贾芝相关的资料，明白他所说的是《毛泽东的故事和传说》[4]，该书的最后附有贾芝的一篇《关于〈毛泽东的故事和传说〉》。在贾芝90多岁时，每次笔者前往拜访的时候，老人都会激动地唱起陕北民歌——信天游。从两位90多岁老人的点滴回忆中，形象地展现了贾芝进入民间文学领域的情境。“1949年10月，我被分配到文化部编审处，……我负责通俗文艺组，还参加老舍先生和赵树理同志创办的《说说唱唱》刊物工作。12月22日，我们向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同志请示，工作方向大体明确了，任务是编审全国说唱演义一类的模范性的文艺作品以及各种形式的民间文艺，同时拟设一民间文艺研究会专事后者的搜集整理;……不久，吕骥同志也找到周扬同志要求成立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周说：‘那就把其它都包括进来，成立一个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后，按周扬的意见，贾芝担任秘书组组长，负责协会的日常事务，主要工作是约请专家、艺术家写稿，编辑民间文艺丛书。[5]从此他开始了在民间文学这块土地上长达六十余年的辛勤耕耘。 一 、由象征派诗人转向“民间” 贾芝从中学时期就热心于诗歌创作，大学期间是他诗歌创作的活跃时期。他与覃子豪(台湾已故著名诗人)、朱锡侯、周麟、沈毅五人组成了“泉社”诗社。1935年，贾芝以“泉社”的名义出版了《水磨集》，该诗集中许多篇章象征意味较浓。他还参加了以北大学生为主组织的学生诗社，在朱光潜教授的指导下进行创作，并在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和戴望舒主编的《新诗》上发表诗作。这样一个文学青年后来一直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影响他选择的因素诸多，但决定性的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 1938年，他从西北联大毕业后到了延安。在延安，他是作为知识分子加入到革命队伍。他所受的教育，使他初到延安时关注的是上层文化[6]。但是他在延安的生活又让他不得不反思自己的创作，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觉着我们诗体所能包括的主题太狭小了，有许多的主题等我们写呢。……我的精神用在诗上。”(1942年1月10日)“我正走在不能确定的路上，我应该写许多的主题，但是我还没有开出属于我自己的某一个境地，这使我很苦恼。”(1942年3月2日)可见他当时仍主要是创作诗歌，而且意识到了创作与生活的脱离。这就从主观上为他转向民间奠定了基础。客观上，从20世纪初至30年代关注“民间”氛围的影响。他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脱离不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笔者访谈贾芝时，他提到了在北京上学时北大征集歌谣的事情。但贾芝转向民间最直接的推动力是《讲话》。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的作品，一定要以工农兵的生活为内容，以工农兵为读者，离开了这一关，没有更宽阔的路。我是曾经在诗的道路上摸索到这点的，但是我还未明确地肯定过，我还没有在写作上走出自己的路来。我写得太少。正确是从错误中来的，想一下出来就是不错的，没有这事，而我竟如此想了。以后一定要多写，研究生活，去熟悉我所不熟悉的生活，改变我这人和诗。”(1942年7月31日)之后他改变了自己的方向。 人只有是历史的时候才是现实的，我们不能脱离当时历史条件谈论他。当时的民间文学，是“民间”概念在延安地方政权中体制化之后的文学表现。正如洪长泰(ChangTai-hung)所说，“按照《讲话》的精神，共产党首次把利用民间文艺的策略与党建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放弃模仿外来形式、继承民族形式的观点，对文化政策做了较大的调整。”[7]在民间文学中，出现了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和农民三层关系，知识分子在党的引导下透视和反映民众生活，与“五四”时期民间文学注重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不同，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更注重的是政治价值。因此延安时期进入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贾芝，也是处于这三种关系的互动之中。他运用劳动人民语言创作，先后在《文艺战线》、《诗刊》、《中国文化》、《解放日报》等刊物和报纸发表诗歌多首。以《拦牛》[8]和《抗日骑兵队》[9]为代表，运用民众熟悉的民间文学形式宣传党的政策。另外就是下乡采风，体验工厂生活，并参加到盛极一时的秧歌运动中去，他当时的惟一理想和决心“就是到群众中去，从事文学创作……”。他用陕北方言以及信天游的形式创作，如《人民的心意到火线——劳军鞋》等。总之，这一时期他遵照《讲话》精神，实践着文艺以工农兵为主体，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为新中国成立后从事民间文学组织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也是其“取之于民，还之于民”观念的缘起，正如他本人所言， “建国以后我所以参加了民间文学工作以至坚持至今的最初起点。”[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