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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年”时期(1949-1966)学术组织与学术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时期的民间理念与民众话语推广到全国。1950年3月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周扬在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提出“成立民间文艺研究会是为了接受中国过去的民间文艺遗产。”“在我们解放区也曾有过地方戏剧的研究，如今天优秀的歌剧作品，都是研究民间文艺的成果”。[11]郭沫若认为民间文学的研究“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不仅要收集、保存、研究和学习民间文艺，而且要给以改进和加工，使之发展成新民主主义的新文艺。”[12]民间文艺从延安时期被纳入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获得了一个发展的契机，遵循《讲话》精神，它的发展处于新的意识形态话语规训之中。 在新的民族国家构建中，文学是一个重要层面，她承担着引导大众审美趣味，再造社会生活秩序的作用，文学的格局处于变动与重新构建中。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语境中，贾芝开始投身于民间文艺学。首先，他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民研会”)的成立和存在而奔走呼吁。 1949年12月22日，周扬指示今后的工作“任务是编审全国说唱演义一类的模范性的文艺作品以及各种形式的民间文艺，同时拟专设一民间文艺研究会，专门事后者底搜集整理”，(1949年12月22日)这就是民研会成立的最初想法。1950年3月，“文代会”后成立的第一个协会就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会推选郭沫若为理事长，老舍、钟敬文为副理事长，下设民间文学组、民间美术组、民间音乐组、民间戏剧组、编辑出版组，贾芝任秘书组组长，负责民研会日常工作。贾芝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后，将其带到该社，冯雪峰对此有意见，主张取消。后来经过贾芝四处奔波才保住了民研会。1951年冬，周总理批示他携家属前往布拉格，到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工作。但当时民研会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他到文化部去找沈雁冰和周扬两位部长，说明情况后，沈雁冰说：“你走了自然就搞不了民研会了!”他随即放弃出国。由此可见，民间文艺的管理机构成立并不仅仅是自上而下地组织任命，还有学者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体现了学人坚持民间文学学科独立性的思想和主张。 除了积极推动民间文学研究机构的创建外，贾芝还投身于民间文学的学术研究。他的研究可以分为宏观理论与微观领域两个部分，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 首先，在民间文学分类、对象和搜集整理的理论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对民间文学的研究范围以及分类进行了探讨。这一时期，在众多的观点中，贾芝对民间文学做了比较恰切的分类，[13]他认为民间文学“大致包括群众口头创作、民间曲艺和民间戏曲三大类。而群众口头创作里又有民歌、民谣、快板、史诗、长篇叙事诗、民间故事、传说、神话、童话、寓言、笑话、谚语、俗语等等;在民间曲艺和民间戏曲方面，曲种、剧种名目繁多，不下数百种。”他虽然没有谈到如何对大类进一步分类，而且遗漏了谜语，但是在当时从大的方面厘清了民间文学的分类，对民间文学理论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以后张紫晨的《民间文学知识讲话》基本是按照贾芝的提法，进一步具体化。 他反对民间文学研究范围无限度扩大，主要是针对当时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合流，民间文学与群众创作等同的观点。他认为后者的“精义”是：从阶级熄灭论得出民间文学熄灭论。[14]他强调民间文学要有自己特定的研究范围。这对于当今民间文学的研究仍具有现实意义。我们都很清楚，如果一个学科没有自己清晰的研究对象或研究范围，就算不上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无限制地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和领域的结果就是该学科的消亡。 在民歌的搜集、整理方面，他于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提出“注意新民歌搜集”的观点。他认为不能仅仅将传统民歌视为民间文学，而对新时期出现的民歌就视而不见，这个虽说有政治的即时性，但是这一思想，目前仍是可取的。我们往往将现时代民间流传的民众作品排除出民间文学研究和搜集范畴，研究中将民间文学的研究对象局限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史料上。他在《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中，论述了民间文化的搜集问题，提到了搜集、整理的方法。它为当时民间文学的实地调查和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在理论上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意义。1961年，他又在《文学评论》第4期发表《谈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一文，提到了做好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即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加强研究的科学方法。它对当时全国民间文学资料普查具有理论指导意义，至今仍是我们进行民间文学资料搜集的基本原则。他还强调搜集整理与再创作的区别。1962年在答复安徽蒙城县文联民间文学研究小组的信中再次强调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原则，强调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与利用民间文学作品创作之间的区别。这就在学术上明晰了民间文学的研究范围，划清了民间文学与创作的界限。 再次他注重民间文学的社会价值。从1957年开始，他就提出了民间文学要为人民服务。[15]1963年，论述了民间文学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的意义和作用，谈论了民间文学的价值。这些文章具有一定的历史情境性。[16]但在某种意义上，强调了民间文学的社会价值。它是对《讲话》精神的继承，强调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而民间文学由于与民众特殊的关系，它的社会价值尤为重要，所以如何利用民间文学为民众和社会服务是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不管承认与否，民间文学本身就具有政治性。所以直到现在，对民间文学政治性的研究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而且是不可回避的课题。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一研究并没有真正开展。 再次，大力提倡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的研究。他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曾主编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到目前虽尚未全部完成，但为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中国的民间文学是多民族的民间文学，这一思想一直是民间文学研究者的共识。早在30年代就有民俗学和民族学者对我国少数民族调查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为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在我国民间文学体系中挣得了一席之位。《民间文学》杂志自创刊开始，稿约中所欢迎的稿件，第一条就提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民间文学作品”，可见当时就注意到了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与研究。从《民间文学》创刊直到文革时期被迫停刊，每期都有大量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方面的成果。1956年他写了一篇《关于阿凡提的故事》，当时阿凡提的故事刚被采录出来。他的论文论述了阿凡提的人物性格特征，以及对阿凡提敢于同皇上、巴依(地主)斗争的反抗精神的赞颂。对这一维吾尔族的机智人物的妙语连珠更是高度赞扬。1964年他对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口头文学工作进行了总的述评，指出了当时的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研究对各民族本身的意义;强调要充分发挥各个少数民族口头文学在中华民族文学领域的价值;发表了研究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学是研究中国文学不可缺少的部分的见解。 另外，他的研究触角还深入到了民歌、新曲艺、传说、民间故事等具体的研究领域。他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当时政治和社会需要。民歌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苏区民歌和《红旗歌谣》的研究。在苏区民歌研究中提到“编出一部老苏区的民歌来，是很有意义的。这可以使我们在这些朴素动人的民歌里读到革命斗争的最生动的记录，同时又有机会，学习群众如何在自己的诗歌里表现他们的新的生活、思想和情感。这份珍贵的文学财产，实实应该好好收集和保存起来。”[17]在民间传说的研究中坚持了传说的民族性、时代性的差异，坚持要按照民间传说本身的特质来研究民间传说，而不能将阶级的观点强加在传说之上，在唯阶级论时期，是难能可贵的。在民间故事研究中，强调民间故事对劳动人民的娱乐作用和教育作用，同时民间故事反映了不同时代劳动人民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各个侧面。[18]凡涉及贾芝民间文艺学历程研究的学者，过于强调他的阶级性，便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在民间文学研究中的学术思考。 除了理论方面的贡献外，他注意与地方民间文学研究组织的密切联系。20世纪60年代，他对各地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极为关注，与地方的民间文学研究小组保持联系，相关论述较多，在此笔者就不再详述。 总而言之，贾芝的研究既包括民间文学的范围、分类、界限、体裁等基本范畴的研究，也包含民间文学的研究方法等宏观层面的论述，从其研究内容可以清晰地呈现其核心思想，即民间文学的最终目的是为民众服务，为民众所享受，要充分发挥民间文学所具有的特殊生活性与功能性。他的民间文学观在民间文艺学思想史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其学术性分析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语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