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20世纪60年末的人可以称已步入中年，人到中年，便开始了回忆的历程。
    张立宪（笔名见招 拆招），这个读书于20世纪80年代的人将其个人的记忆碎片整理成书为《记忆碎片》（作家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他想借这些碎片挖掘出他们这一代人那些共同的基因密码，并歌唱一下整个80年代。
    下文内容摘自该书。
    曾经见某些人讨论，最希望生活在哪个时代。大家莫衷一是。我记得列举的年代有蒹葭苍苍的西周、游侠纵横的先秦、李白生活的盛唐、名士风流建安风骨的魏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拓荒与内战时的美国等等。
    我想了又想，答案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上大学。
    是的，我要高声歌唱的80年代。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用多少碎片也描述不尽的。只选择一些与这篇文章不跑题的花絮——那年头，一个偏远小城的路边书摊上摆的可能都是《快乐的哲学》；那年头，学生可以在深夜踹开老师的门，就因为看了一本书激动得睡不着觉。
    我们学校有一个搞民俗研究的男老师，文弱苍白，衣着寒酸，却靠自己跋山涉水采集来的民歌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一个校花嫁给了他，他经常与年轻貌美的妻子在校园里散步，让俺们流口水。我都没有信心打听他们如今怎么样了，但愿他们的爱情能经受得起市场经济的冲刷。
    我们的80年代。
    那个年代，百废待兴之际，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失血过久的肌体突然恢复了正常的血液循环，难免会兴奋异常，流动加速。
    拿电影来说吧。1985年，北京举行法国影展，一部《火之战》的票被炒到了70元一张，而那时我上寄宿高中一个月的生活费才是15元，这张票够生活一个学期——这部片子如今出了DVD，可以用7块钱买张D5，约等于一个麦香鱼；1989年，《走出非洲》在武汉的一家音像资料馆放映，大屏幕投影，画质模糊得如同气象云图，配音糟糕得很，但仍是万人空巷，成为那两个星期内恋人之间的最佳礼物，文化人之间的最佳话题，多少人如醉如痴，感慨奥斯卡是多么实至名归——15年后，当年那个连看三遍的汉子与我一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突然停下脚步，揪住街边小店飘出的一缕音乐——“听，《走出非洲》！”
    拿书来说吧。看过憋到极限的山洪喷薄而出的情景，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一本《红与黑》能让那么多人看得泪如雨下；你就能理解《日瓦格医生》的出版是比如今美国攻打伊拉克更让人们奔走相告的消息；你就能理解一个其姑妈是书店员工的小子能得到多少人的献媚；你就能理解一个姑娘为什么能让你像个疯子一样寤寐思服心旌摇荡——在十几年后的这个春夜，你仍能想起她捧读《天使望故乡》的样子：头发枯黄，脑袋埋在书里像个虾米，戴着大大的眼镜，嘴出神地抿紧，两条长长的腿紧张地交结在一起，浑然不知世界的转动，还有你的存在。
    中断的时间链条被重新接上，不管新的，还是旧的，在你眼中都是簇新的。你既在争夺失去的时间，又在与世界一同前行，你既在温故，又在知新，那时候的中国，比谁都丰富，我们在用一天走别人几年的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与师兄师姐们相比，我们这一代生逢其时，没有被失去太多的时间，反倒是别人被压缩的时间也释放到我们的校园。知识大潮涌来的时候，正值消化力和吸收力最旺盛的青春期。在自己最能读书的年龄，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读书，有大把的书可以读，有大把的人可以一起读，世上还有比这更让人愉快的事情吗？
    至今想起来，仍是幸福的感觉涌遍全身。
    从初中时看到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三册删节本《飘》，知道这是生活方式腐朽没落的江青最爱看的外国小说，惊诧于书中“郝思嘉”、“卫希礼”的译名开始，我就开始了寻宝之旅。就像段誉被乔峰带到丐帮，杏子林中，商略平生义，四周高手如云，每一个人面前都要抱拳作揖，而我在书海里，见到每一本书都要说一声“久仰”、“与君相见，幸何如哉”，然后一见如故，联榻抵足而眠。
    啊，我的勃兰兑斯，我的威廉·曼彻斯特，我的《流放者归来》，我的《伊甸园之门》，到买到十二本全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整整半年沉浸其中，看得手心冒汗体似筛糠时，这种探宝旅程达到了高潮。当看到拉斯柯尼科夫走在广场上，突然想俯下身亲吻那片肮脏土地的时候，正是深夜，我趴在被窝里，赤身裸体，泣不成声。
    我的80年代。
    1991年，我走上工作岗位，一个月工资和奖金加起来是120元，所以大家都哭着喊着要上夜班，这样每月可以有50元的夜班补助，很大一笔钱耶。
    汇报这个账目不是为了哭穷，而是为了显富——两年后，国家普调工资，我一个月的收入突然成了六七百元。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的工资是六七百元，可那会儿的书还是按照人们一二百元的工资水平定的价呀！
    这是我另一处生逢其时的幸福生涯，并且更愉快的是，此时的我恰如其分地失恋了，不用把钱捐给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真是——从来没这么款过。
    中华书局20册一套的《资治通鉴》是58．2元，精装的《剑桥中国史》全部9本才一百多块，《中国人史纲》两本一套才8．45元，而两本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你知道是多少钱吗？
    对不起，猜错了，是三元整。
    你觊觎许久的美书（有人反对我创造出这个词吗？），终于可以被你如愿以偿地搬回家了。记得那时总是哥儿几个一块去书店，分头觅食，那厮喊道：“老六，我看到了一本浅蓝色的书。”
    “你大爷的！”我的色盲并不怕人笑话，可毕竟书店里有那么多人，如果让我循色找去，岂不污了读书人的名头？
    “是左琴科的《一部浅蓝色的书》。”
    “哦。”我的脸羞得连自己都知道那是红色了，“帮我暖住！”
    “暖”是我们之间发明的淘书专用词，类似抱窝的母鸡孵小鸡，要将其牢牢地摁在自己身下，迈克尔·泰森来抢都不给。
    抱着一大堆书到结账处，一边从口袋里排出几张大钞付账，一边吩咐人将书用牛皮纸捆扎起来，那种感觉跟二奶押着大款席卷燕莎赛特没什么两样。
    迫不及待回到宿舍，打开纸包，一本本书拿出来，捧在手中，许多还是老相识，当年在图书馆就一见倾心，却直到现在才真正属于自己，平展的页面，整齐的切割，把鼻子凑近，嗅一下诱人的芳香。你怎能不幸福得直哼哼？
    如今有个字眼叫“物流”。应该说，当年的物流是很不发达的，这是商品经济不完善的症结，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一桩好事——你到任何一家书店，都忍不住进去看看，并且总能发现在别处找不到的美书。美书就像美女，不能太容易得手。
    每到一个城市，去考察一下当地的书店，像燕子积巢一样往家里搬书，这是一个多会过日子的男人啊。
    1993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是我第一次去这个繁华的都市。住了两天组委会给安排的豪华所在，心疼得不行，就跟另一个朋友搬出银星宾馆，住到了旁边的交大招待所，然后，他去淘碟，我去买书。
    让出租车拉到一条书店云集的街上，一家家店逛起，到得傍晚，落日熔金，拎着两大包书走到街边，正要拦手招出租车，却又停下，咬咬牙冲进书店，将刚才犹豫半天的《经史百家杂抄》暖住，才心满意足地回到住处。为了弥补开销，只好和室友食红烧牛肉面两碗——真是好吃。
    室友买回一大堆老电影VCD，后来他转战“东方时空”，与战友们攒出流芳一时的《分家在十月》，而我也得到了莫大的欣慰——这套曾国藩攒的《经史百家杂抄》再也没见在江湖上出现过。
    朋友是用来喝酒灌醉的，但用来买书也挺好。我和分居北京的斌斌小强经常相互为对方买书。说实话，北京人当时生在福中不知福，逛书店反倒没有我这个出差到京的人勤。那次在商务印书馆，看到大学时让我们秉烛夜读传诵一时的《光荣与梦想》，狂喜莫名，怒买三套，分送两人。
    他们感动之余，看到好书也经常为我暖住。一次到得北京，先和斌斌去吃朝鲜冷面，饭桌上掏出准备敬献给对方的书，居然都是《停滞的帝国》。
    还有人记得《爱情故事》中那香艳的一幕吗？奥利弗和詹尼一起躺在床上看书——
    “奥利弗，照你这样坐在那里就知道看我读书，这次考试你恐怕要过不了关了。”
    “我没在看你读书。我在读我自己的书。”
    “瞎扯。你在看我的腿。”
    “只是偶尔瞟上一眼。读一章书瞟一眼。”
    “你那本书章节分得好短哪。”
    这一段馋得我不行，想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情景也不过如此了吧。
    尽管这一境界没有达到，但到我结婚时，人生理想还是实现了一部分——依靠多年来的辛勤积累和多方采购，我终于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一伸手就能拿到书的环境，从床到沙发，从厕所到饭桌，俯拾即是。
    不能像奥利弗一样看詹尼的腿，但可以看男人的毛腿。一起看书的，是加我在内的三个男人，三人均已婚，都设有高大的书架——出自同一个设计师之手；三家的藏书大致相同——基本上都是一块儿买的；书的摆放也基本一致——全是采用我的编目法。
    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饭后一人抱着一大桶可乐，相互炫耀自己读过的书。背是背不下来的，但可以从书架上取下书，掰到那一页，然后念起来，要掰不着，就要被嘲笑一通。
    三人读书，相互印证，彼此发现，是比一人效率高些。那天我看了余华首发在《收获》上的《活着》，觉得好得不得了。正巧中午另一头“猪”来我家吃炸酱之面。饭后我向伊推荐这篇小说，冷冷地说句：“快，看。”——注意，吃过蒜之后，跟朋友说话一定要多用爆破音，最大限度地喷发，将其熏晕。然后，我去午休。
    春梦做至六成，被吵醒。
    是那厮如同牛吼的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