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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知道，《易经》的主体部分是卦象。至于卦辞和爻辞，都不过是对卦象的解释罢了。因此，要分析《易经》与现实人生的情感联系，首先必须从卦象入手。作为《易经》中最小的基本单位，每个卦象都是由“- -”、“——”中的一种或两种符号组合而成的。因此，对这两种符号的理解，便成为我们解释《易经》思想的关键。 那么，《易经》中的“- -”、“——”二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一易学领域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曾引起许多研究者的揣测和推论。在众说纷纭的各家中，我觉得那种认为“——”、“- -”二爻分别代表男女生殖器的观点最能令人信服。[[2]] 这是因为，第一，从直观效果上看。此说似比那些将“——”比作天之浑然一体、将“- -”比作地之水陆二分之类的说法更接近古人发自具象的联想能力。第二，从发生顺序上说，此说似比那些认为“——”、“- -”缘自“九”、 “六”之数的说法更接近古人先具象、后抽象的思维逻辑（尽管张政烺等人对于“数字卦”的研究成果有其出土文物的证据，但我总怀疑高度抽象的“数字卦”并非最为古老的卦象形态。值得注意的是，周初铭文中的所谓“数字卦”的部分“卦象”下面刻有“魁”、“隗”、“其”等字样，可能是原来的卦名，但皆与现今版本的《易经》不同，可见其并不是同一系统的先后关系）。第三，此说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且也最能在审美文化现象中找到相应的根据。 恩格斯曾经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3]] 在上古时代，种的蕃衍作为人类自身的生产，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男女交媾与蕃衍子孙之关系的发现，曾经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非常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生产方式上，它是人类由狩猎向畜牧业发展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在社会关系上，它是人类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要的前提。 而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又不可能不影响到人的意识形态，受此启发的先民们不仅认为人与动物都是雄雌交媾的产物，而且“有理由认为”整个宇宙的万事万物都是由两种相反相成的原始生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4]] 尽管《易传》的成书年代远比《易经》要晚，但对于今人来说，它毕竟是人们了解《易经》的最好根据。可以想象，当伏羲氏这类的古之圣贤发现了男女交媾以生儿育女、雄雌交媾以蕃衍动物的奥秘之后，便可以把这种知识扩而大之，进一步认为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由两种相反相成的原始生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于是便模拟男女生殖器的形式，创造了“——”、“- -”二爻，并推演出八卦乃至六十四卦，以预测和把握自然、社会、宇宙、人生的规律。因此，这里所说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既是说近取诸人类自身的男女之器，远取诸动物的牡牝之器，然后引申、推演、形成卦象。 这种解释绝非臆断，我们可以在《易传．系辞》中找到明确的根据：“乾，阳物也。坤，阴物也。”“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义配至德。”[[5]]我们知道，“乾”、 “坤”两卦分别是由“——”、“- -”二爻派生出来的。对于前者的“其静也专，其动也直”，陆德明认为“专”为“抟”字，而“抟”同“团”；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系辞》中的“专”作“圈”，而“圈”同“圆”。也就是说，它安静的时候是团团圆圆的，只有在动的时候才会直起。这分明是在形容男性生殖器的两种状态，所以接下来才说“是以大生焉”。对于后者的“其静也翕，其动也辟”，宋衷注：“翕，犹闭也”；陆德明因陆绩注：“辟，开也。”也就是说，它安静的时候是闭合的，只有在动的时候才会辟开。这分明是在形容女性生殖器的两种状态，所以接下来才说“是以广生焉”。从这一角度考虑问题，所谓“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6]] ，最初并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概括，而是有所特指的。这种理解绝非下流，它恰恰反映了上古先民朴实无邪的心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正是由于男女生殖器具有“大生”和“广生”的功能，所以才可以推而广之：“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7]] 最后形成一种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这也就是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8]] 的真正奥秘。关于这方面的证据，《易传》中还有很多，如“天地姻缊，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9]]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10]]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11]] 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证据不为《易传》所独有，在《易经》中也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如坤卦（ ）卦均由“- -”爻组成，故其卦辞曰：“利牝马之贞”。又如恒（ ）六五为“- -”爻，故其爻辞曰：“妇人吉，夫子凶。”可见这种卦象、爻象与性别之间的关系，绝非《易传》所曲解。我们知道，《易经》中只有“- -”、“——”变换的二爻，并无“阴”、“阳”对举的两字，直到《易传》中有关于“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12]] 的观点和《易传》中有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13]] 的说法之后，人们才将此二爻与“阴”、 “阳”对称。而由具体的男女生殖器概括出来的“- -”、“——”二爻进一步上升到更为抽象的“阴”、 “阳”观念，则显示出中国人哲学观念的基本形成。 就哲学与美学的相关性而言，与西方相比，这种“阴阳”世界观的形成至少具有以下三重意义：第一，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其早期的思想都是从生产实践中得来的。但西方人的哲学萌生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如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都是作为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而存在的），因而具有明显的科学性与外倾性；而中国人的哲学则萌生于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因而具有明显的人文性和内倾性。这种差别体现在审美实践上，使得西方古代的再现艺术特别发达，中国古代的表现艺术则相对优越。第二，由“水”、“火”等生产资料或生产工具而构成的西方哲学原型（此处的“原型”一词借用荣格的概念），具有先天的一元论倾向，这种倾向强化了西方人的形而上学兴趣，进而也就导致了美学上的本体论研究。而以“阴阳”构成的中国哲学原型，则具有一种先天的二元论倾向，不承认任何惟一的、独断的宇宙本体。这种倾向不仅使得我们的古人对“美的本质”之类的本体论问题缺乏足够的兴趣，而且使其美学和文论范畴都是成双成对的，像“实”与“虚”、 “动”与“静”、 “风”与“骨”、 “形”与“神”、 “意”与“象”、 “繁”与“简”之类。第三，外倾的、一元的、西方式的哲学原型容易导致对立的美学形式或冲突的艺术境界，像“崇高”与“滑稽”、 “悲剧”与“喜剧”之类；而内倾的、二元的、中国式的哲学原型则容易导致和谐的美学形式和圆融的艺术境界，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怨而不怒”、 “和而不同”之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