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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周易》可谓是中国古代最为古老、最为神秘的一本书了。《周礼．春官．大卜》中有所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的“三易”之法。由于时代的久远，夏之《连山》，殷之《归藏》均已失传，唯周之《周易》保存了下来。现存的《周易》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易经》，记录了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和爻辞。传说伏羲始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作了卦辞和爻辞。也有的说爻辞为周公所作。一些专家认为，这部分内容保留了殷代的历史资料和行文风格，当成书于殷周之际。另一部分是《易传》，这是对《易经》部分的解释和发挥，共有十篇：《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又称“十翼”，传说为孔子所作，一些学者对此表示异议，认为成书于战国末年。 《易经》与《易传》两部分不仅成书年代相差了数百乃至上千年，而且内容上也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前者文风简朴，专注卜筮；后者着意发挥，兼及社会人伦之理。更为重要的是，从诠释学的角度上讲，这两个文本虽然是一种诠释与被诠释的关系。但是，作为诠释者的《易传》显然已加入了后代儒家学者的“前理解”在里面。因而其所言之理，未必尽合《易经》文本的原有之意。因此，要探讨中国美学的理论源头，就不能将《易经》与《易传》混在一起，更不能用《易传》的思想来代替《易经》，而应回到《易经》文本的历史起点。在这里，《易传》只是便于我们理解《易经》的工具罢了。 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观点来看，“历史从那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1]] 而作为中国思想历史起点同时也是逻辑起点的《易经》来说，它不仅被汉代的儒家奉为“五经”之首，而且被后代的道家奉为“三玄”之尊。那么，作为儒、道两家同出的精神资源，《易经》对中国美学究竟产生了哪重要的影响呢？这一点，常常是海内外诸多名家保持沉默或欲言又止的地方。朱光潜写过一篇《中国古代美学简介》，对《诗经》、《乐记》、《说文》、《文心雕龙》均有论述，唯独对《易经》避而不谈；宗白华写过一本《美学散步》，对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如数家珍，唯独对《易经》中的卦象浅尝辄止；方东美不敢怠慢这部开山之作，然而从艺术的角度却只能用“宇宙之大美”的话来加以笼统地概括；牟宗三对易学非常重视，可谈到美学处却只是用“此段甚美”之类的话一笔带过；此外如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这两部颇为流行的艺术理论和美学著作，都不曾为《易经》留有一席之地；刘刚纪执笔的《中国美学史》和叶朗出版的《中国美学史大纲》虽均有涉及，但前者《经》、《传》合论，尽量捕捉其中与“文”、“辞”、“意”、“象”相关的因素与内容，却未能达到提纲挈领的效果，后者则干脆弃《经》而言《传》，未能探及古经文本的源头活水……。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皆可引以为说。因此，对于绝大多数的美学史家而言，要想否认《易经》一书对中国美学思想史的影响，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易经》一书确乎讲的是卜筮而非艺术。因此，对于绝大多数的美学史家而言，要想牵强附会地将那些卜筮的用语解释为美学的概念，又是一件难以办到的事情。 在认清上述两点实事之后，我们要想了解《易经》对中国美学的真正作用，就应该避免以往学者或是从《易经》文本入手，对那些与审美有关无关的只言片语，进行微言大义的阐发，或是放弃简单而质朴的《易经》文本，转而向《易传》求援的研究方式，而真正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探讨其潜在而深刻的影响。换言之，我们既然承认《易经》是一本卜筮之书，而非美学之作，我们就不必硬要从中寻找到什么美学范畴。与此同时，我们又要看到，所谓卜筮，无非是上古先民们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把握和探寻活动，这其中也自然包括着人与现实的情感联系。找出这种联系的纽带和根源，才是我们应该完成的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