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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严格说来不是一个朝代，只是夹在东汉与西晋之间的一个短暂的历史过程。如果从黄巾作乱算起，其开端应定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但是从诸镇纷争到形成魏蜀吴三足鼎立，名义上东汉朝廷仍还存在，一直延续到献帝延康元年（220）。所以，史学界通常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作为这一时期的起点，并以280年东吴灭亡为结束，前后一个甲子。可是下一个朝代晋朝早在公元265年就开始了，曹魏咸熙二年，司马炎迫使曹奂禅让而称帝，改元泰始。蜀汉已于两年前灭亡，这时只剩下东南一隅尚未统一。从献帝禅位到司马炎登基，短短的四十五年间天下两次禅让，历史的巧合匪夷所思。 如果从黄巾起事算到东吴灭亡，这个时间跨度几乎长达百年，史书《三国志》和小说《三国演义》的叙事内容大抵根据这一时间标尺——汉末士族豪强正是抓住剿灭黄巾的契机而崛起，历史的长镜头在四十五年、六十年和将近百年之间晃动着，推近和拉开，时间记忆在叙述中渐渐被更替和改写，或是散落成碎片。 陈寿撰《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虽说不尽合理，体例上亦显得别扭，却是代表了某种共识，那就是企图寻找一种统辖性的历史存在。秦汉时期形成的大一统局面是可以产生多种释义的历史记忆，譬如用钱穆的话来说，那就是“国家民族之抟成”（《国史大纲》第三编第七章）。其要义在于，将春秋战国以来裂土分封的贵族专制逐步改造为具有行政意义的郡县制度，这样政治上似乎就顺理成章地纳入儒家先贤设计的礼治之道。可是东汉末年的乱局打破了这种大一统，士族豪强以武力纷争，似乎一切又回到了战国以前的局面。顾炎武有谓战国时“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日知录》卷十三），其实三国时期亦如此，这种情形在《三国志》的叙事中自有充分体现。由于汉室已是要被革除的对象，在陈寿那个时代的史家眼里，只有抽象的圣王之道，并没有具体的“国家”观念。 陈寿撰史带有某种“元叙事”的理论预设，以为历史应该符合具有某种演化轨迹的构想型式，成王败寇的历史消息中自然包含王朝兴替的伦理逻辑。譬如，刘备、孙权之所以不能成为一统天下的雄主，因为衡量以“修齐治平”的圣王之道都有所欠缺；而曹操“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不但有以魏替汉的既成事实，在陈寿心目中其形象“光于四海”而几乎有如周公。 显然，《三国志》对曹操的美化和回护有些煞费苦心，甚而曹操父子的后妃们亦一同跟着沾光——显然，人主之配偶是一个可以举述的例子，所谓后妃之德、母仪天下，正是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历史叙事。陈寿在后宫与妻室问题上大做文章，因为这恰是刘备的软肋。刘备说“妻子如衣服”，虽是小说家虚构，但此公打起仗来就抛妻弃孥，却是史家记述。他两个老婆先后被吕布和曹操掳去三次，第四次在长坂坡亦险遭不测（小说里的情形是甘夫人好歹被赵云救出，而糜夫人却投井而死）。不仅于此，东吴娶来的孙夫人还跑了，最后娶的吴夫人却是族人遗孀。其家室丧乱之况被陈寿津津乐道，按儒家风教之旨，其未能整齐阃内，何论“治国平天下”。 然而，如果将历史理解为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抑或包括共同的“想象”），被认为是文学作品的《三国演义》则有另外一种叙史意义。原初的记忆可能漶漫不清，也可能本身就带有某种想象，小说家不妨以自己的想象去修正前人的想象，以填补历史记忆。譬如，《三国演义》将“匡扶汉室”作为大目标，衰靡不振的汉室就成了光荣与崇高的象征。在国家意识召唤下，放大和凸显了忠勇节义的英雄气概。小说家之所以同情弱势的蜀汉一方，并非出于文学史家所谓“刘姓天下”的正统观念，而是痛感于宋元以后中土沉沦的现实悲况。沉沦之中重述恢复汉室之旧梦，明显是召唤汉族士夫之历史记忆，强调华夏民众之国家认同。逆境奋起的英雄叙事对于饱受欺辱的民族来说意义重大，人们至少能藉此获得某种精神自慰。有趣的是，对《三国志》记述的刘备三番五次后院出事，《三国演义》竟照单全收，因为正好藉以重构另一种故事。关羽千里走单骑，赵云长坂坡杀入万军之中，都是以护嫂救主大显其无比忠勇；同时，更于忧患之中刻画刘备苦其心志、动心忍性的大人之心。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这是小说家眼中的王者风范。 《三国演义》描述的谋略手段是所有三国叙事中最精彩的内容，小说情节几乎按照博弈性设计推衍，由于战争语境使得一切诡诈之术都合法化了，因而得以尽兴发挥。当然，此中的机会主义策略自是沉淀于国人集体意识中的文化记忆。当初，关羽被曹操的军队围在下邳城外土山上，曹操派张辽来劝降，关羽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降汉不降曹”，这种说法有些自欺欺人（他本来就是汉臣，何来降汉之说）。关羽的“投降”只是应机权变，曹操答应得竟很爽快，“吾为汉相，汉即吾也”。反正大汉王朝就攥在手心里。他只想着将关羽收归己用，不去纠缠什么说法。彼此各自表述，各取所需，乃以实用主义对付机会主义。 对于《三国志》的重述与误读，绝非自《三国演义》开始，在宋人说话和金元杂剧的三国戏里边，都有自己的话语生成。从历史著作到文艺作品，性格因素被放大了，国家形廓变得清晰了，打打杀杀的百年闹剧，竟成功地植入家国伦理大义。本来，在豪强纷争的语境中，英雄、枭雄乃至奸雄并无多少区别。刘备有枭雄之称，曹操更负奸雄骂名，并不妨碍二人煮酒论英雄。曹操放言“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说到底要看谁能问鼎中原。可见“英雄”语义纷歧，原本并无人格准则与道德底线，而刘备却以“匡扶汉室”的国家名义占据话语制高点。在后世的三国戏中，在国家意识形态语境中，这就简单地分出了好人坏人。 梳理一下三国叙事的传世文本和传播途径，大致可以排出这样一个序列： 一、陈寿《三国志》。 二、《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佚史。三、《后汉书》何进、董卓、袁绍、袁术、刘表、吕布诸传，《晋书》宣、景、文、武帝本纪等。 四、《世说新语》中的三国人物纪事。 五、宋元说话中的三国故事及《三国志平话》。 六、金元杂剧中的三国戏。 七、《三国演义》嘉靖本、毛本。八、明代戏文（南戏）和明清传奇、杂剧中的三国戏。 九、明清以来民间拜关帝的庙祀活动。 十、清末以来京剧及地方戏曲中的三国戏。 十一、连环画《三国演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1962年出版）。 十二、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发起的关于曹操历史地位的讨论，并出版《曹操论集》（三联书店1960年出版）。 十三、电视剧《三国演义》（1994年版）、《三国》（2010年版）。 十四、当下风行的桌面和在线游戏《三国杀》。 这个列表不敢说没有遗漏，譬如2008年在河南安阳发掘的曹操大墓，以及随后引起的质疑和争议，是不是也应该列入？据说当地正在加紧旅游开发。 这是一个层累地造成的文化堆积，其中包含的记忆信息是如此丰富而驳杂，似乎很难统一到某种知识谱系中，难以作出条分缕析的学理性认识。譬如，关羽身前为人臣，死后却称帝，被尊为“关帝”，忠诚者变成了忠诚之对象，这是哪门子的纲纪？然而，这个对象化过程似乎亦一再被复制。 再如，照例说戏台上的人物都有好人坏人之分，可是吕布呢？所有的历史学者对吕布都没有正面评价，戏台上吕布却是讨人喜欢的武生（翎子生），他算是好人还是坏人？ 毛泽东要替曹操翻案，显然亦有好人坏人的标准。当然，操心古人的政治正确和先进性代表也是郭沫若、翦伯赞那些大学者的学术雅趣。可是，民间野老村夫乃至青少年读者最操心的却是马超与关羽的武艺高下，三国武将排行榜永远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话题。还有，刘关张三人“寝则同床”是怎么回事？今天的读者从三国叙事的密码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现在网上就有许多帖子讨论这哥仨是否有龙阳之癖。 混沌的历史记忆，映照着五花八门的现实图景，尤其自明清以来民间拜关帝到当下风行的《三国杀》游戏，更是体现了接受层面不断变异的衍生性，亦一并印证了思想史之“迷思”（mythos）现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