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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到个人，都要有保护传统的文化自觉 “世界上没有这样大规模保护传统村落的，我们是第一个。”从事文化遗产保护这么多年，冯骥才深切感觉到，最近这些年，国家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越来越大。 “我看到《福建日报》、新华社连续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保护文物纪事，尤其是看到保护福州三坊七巷的时间，我大吃一惊，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正是我在天津呼吁保护老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如果那时候认识习近平同志就好了。”冯骥才说：“在当时那样的背景，能站到这样的高度去看待问题，很难得。即便是文化界的人，也没有把这些问题讲得这么清晰。所以我觉得从国家领导人这个层面，对文化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决，这个非常重要。” “在经济上，我们有了30年持续的繁荣，崛起了。但是繁荣到现在，我们要思考：中国人富到哪儿去？什么是社会的终极？终极的‘美好’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什么呢？”这是冯骥才经常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是复兴文明。人类的终极享受还是文明。传统文明是我们的根基，没有这个根基很难建立起现代文明；要有根基，就要保护文化遗产。”重访俄罗斯时，冯骥才曾写下这样的思考：“我们的灵魂在哪里安顿，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在现实中，能够安顿的地方是理想化的文明。” 得知一处村落得到300万的拨款，冯骥才嘱咐说：“看到消息十分高兴，但是钱别乱花，要用到实处。”一位热心于村落保护的基层工作人员对他说：“您放心，我们一直在盯着呢。但是，中央应该尽快制定标准和立法监督，现在还没有立法，村落的资产不好界定，社会资本也在悄悄介入，下一步的规范保护也有很多问题。” 冯骥才一直和这些基层工作人员保持联系，随时沟通情况。从他们那里，冯骥才可以得到最真实的情况，而不是空谈。“习总书记的讲话非常重要，但是这些精神怎么贯彻落实，怎么能在现实当中起到作用？国家给了这么大的财政支持，但是具体怎么去保护？”冯骥才觉得，政府的执行部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决策到执行部门被消化掉了。“比如我曾在‘两会’上说过，‘非遗法’都公布了3年了，我没有看见一例关于‘非遗’的案例，又一年过去了，我依旧没看到类似的案例。我们的‘非遗’现在被大量破坏。比如传统村落，实际上是在官员的手里，在专家的手里，最后容易被政绩化、科研项目化，跟老百姓的保护是两码事。应该是老百姓自觉起来保护传统村落。我特别希望自己的想法能被老百姓接受，这是最重要的。” 在冯骥才看来，普通百姓真正有这样的文化自觉了，传统文化才真正能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冯骥才有两个一直耿耿于怀的愿望，一是给孩子们编一套节日读本，“咱们的节日为什么和孩子疏远了呢，不能怨孩子，孩子从小没有节日记忆。节日跟感情、跟生活的希望是联系在一起的”。另外是编写一本传统村落保护的“村长读本”，“我自己买，每人送一本，有没有这个东西还是不一样的。” 在国家和百姓之间，冯骥才觉得至关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而言，光有文化自觉还不够，应该有文化先觉。”他希望作家同行们能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上尽更大的努力。冯骥才当年呼吁保护天津老城的声音能得到重视，和他的作家身份分不开。“老百姓是信任作家的，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身份。老百姓看过你的作品，了解你，愿意听你说话，你的影响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此外，作家对文化的认识会比一般人深刻，因为文化是跟人联系在一起的，作家有对人的敏感，有对生活习俗的细致观察，更知道怎么去保护它，怎么发扬它，而且表达能力比一般人强，能调动大众的感情，这是作家的优势。 很多读者觉得冯骥才是从文学上“出走了”，但是他自己说，“我从未离开文学，正是上世纪80年代那种纯粹的文学精神影响了我，支撑着我。出于这样一种精神，当看到我们的文化在一个转型期面临危机的时候，才会有这样急迫的感情，才会有这样的情怀。也因为写过《神鞭》《三寸金莲》等文化小说，了解民间文化和民俗生活，关注各种身怀绝技的艺人，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才如此亲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