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谓“人性”，即在一定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品性。无论是中国古代对于“性善论”与“性恶论”的争辩，还是西方宗教中的“原罪”意识，人性都是探索人类生存的重要部分，当然也包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影响。
    小说《光棍大叔》讲述了一个关于“人性中的信任与欺瞒”的故事。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角，从一个儿童的角度讲述大叔两次悲凉的婚姻遭遇。第一次是在大叔三十岁的时候，爷爷替大叔找过一个女人，可好景不长，那个女人竟卷着钱跟人跑了，从此，“光棍大叔”成为全村的笑柄。第二次是在大叔四十八岁的时候，父亲替大叔找过一个女人，可最终罗寡妇也跟人跑了，这种悲剧“像车轮一样来来回回地碾压着我的大叔，他悲苦半生，都没有奔向幸福，而且似乎他仍要悲苦下去”。大叔带着信任与人交往，带着期待奔向幸福，而等着他的只是欺瞒和悲苦，这种悲苦命运的根源为何？这不仅是人性中的“欺瞒”在作祟，更主要的是那个时代缺乏完善的婚姻制度体系，因为没有制度的约束，人们就不用为此付出代价，所以才敢选择一味地伤害。
    事实上，忠厚善良的大叔并没有主动选择婚姻的意识，无论是爷爷的安排还是父亲的撮合，大叔都没有主动争取过幸福，而面对两次“跟人跑了”的伤害，大叔也是只能选择沉默。第一次那个女人逃走后，大叔瘫坐在地上，反反复复地，把存钱柜打开又关上，而第二次罗寡妇跑了之后，大叔虽然和传信人打了一架，但他最终也只是骑着“凤凰牌”大杠自行车走了。大叔的身上有着传统农民的憨厚和淳朴，也有着几分木讷和呆滞，其实他完全可以争取自己的幸福，而不是诤说自己要住土楼吃庄稼饭活到死，“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是对其最恰当的阐释。此外，小说中多次描写到关于“看客”的场景，由此可以感受到社会时代的残酷压力，以及大叔作为个体的渺小与悲哀。当第一个女人跟人跑了之后，大叔的故事就在家乡流传下去，他们总是言己家之长，别户之短，他们视大叔为光棍，总是充满着讥讽。面对大叔的凄惨遭遇，这些看客们没有同情和安慰，更甚者是笑谈别人的不堪并加以无情地嘲弄，他们也许不是悲剧的直接制造者，但注定是悲剧的帮凶。当大叔和罗寡妇走在一起时，看客们开始制造污言秽语，而当罗寡妇也跟人跑了之后，看客们又争先恐后地赶着围观，生怕错过这一出悲惨的“好戏”。正如父亲所说，“我是受不了庄稼人嚼舌根，天天戳我大哥脊梁骨”，而这群看客总是这样冷漠无情地观看着、嘲弄着，由此可以深刻地剖析出人性中的复杂性。大叔生存于这样的环境，他是寂寞的，麻木的，软弱的，他选择沉默地绝望，继而只能是悲苦的一生。
    当然，除了社会时代环境的因素以外，小说中的两次“逃走”无疑是大叔悲凉人生的催化剂，尤其是罗寡妇的“逃走”，她使得大叔即将幸福的生活突然变色，这也是整篇小说最具戏剧性的情节。在此，我们可以透视到另外一种“谎言”，即关于罗寡妇的“无词的”谎言。不管是父亲张罗着撮合大叔和罗寡妇，还是罗寡妇对于大叔的热情，两人从最初的陌生发展到谈婚论嫁，在整个过程中，毋庸置疑的是罗寡妇表现出来的积极热情、乐观真挚，丝毫没有所谓的虚假和勉强。然而，正是这份看似真诚的热情使得大叔再次被生活残酷地碾压，这份“无词的”谎言使得大叔再次陷入悲苦和绝望。对于大叔而言，真枪实弹也许并不是最可怕的，暗箭难防才最令人忧心，没有任何征兆的“再次跑了”就像一种“无词的谎言”，使得大叔的人生彻底绝望。“希望是否存在”，这是大叔再也无法解开的疑问，可以想象大叔之后的生活——他寂寞地住着土楼吃着庄稼饭直至死亡。
    二
    面对人性中变幻复杂的善恶是非，小说《货郎》展示的则是一个关于“人性中的付出和索取”的故事。货郎闫四推着独轮车，在乡间土路上转悠了二十多年，他对每个村的每条路每个巷口都熟悉的如进自己的家门一样，摇着拨浪鼓，闫四进行着以物易物的交易。面对幼年丧父的“我”以及独自抚养儿女的母亲，闫四不求回报地给予帮助，甚至于母亲都曾经怀疑他要索取些什么好处，或者是存有什么非分之想，然而他最终成为母亲口中的“好人闫四”。多年之后，“我”终于带着母亲找到了消失的货郎闫四，“咯叻咚咚，咯叻咚咚，咯叻咚咚……拨浪鼓的声音让他们回到从前”。
    这篇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兼杂的叙述方式，详细地呈现出“好人货郎”的人物形象，以至于母亲多次质疑闫四的目的。而戏剧性的一幕是发生在那个雨天，多亏母亲的塑料布才使得闫四没有完全淋成落汤鸡，并且母亲将闫四带到家里，让他换了衣物。闫四说，“小玲儿，我对你们娘几个是从心窝子里的，我不图别的”，面对母亲试图以身相许的行为，他坚定地拒绝并强调好人是不图回报的。几年之后，闫四那种推着独轮车走乡串户的货郎消失了，但母亲并不曾忘记闫四的好，也以此“好人”的标准来要求“我”，而在十几年之后，“我”成为了开着面包车下乡卖货的另一种货郎。其实，小说中的闫四并不富有，只是一个小小的乡间货郎，而他和母亲、“我”之间也并没有任何亲缘关系，但这份不图回报的付出是闫四对他们的关心和照顾。这种付出就是人性中的无私与伟大，作为底层小人物的闫四默默地帮助着他们，使得平淡又艰苦的生活中多了些许温情，以至于母亲一直惦念着他的好，而这份感情不是所谓的物质和金钱能衡量的。另一方面，对于闫四的付出，母亲也不是心安理得的接受，更不是没有止境的索取，而是一直念叨着闫四当初对他们一家的好，也一直期待着有机会报答闫四。
    其实，“好人闫四”的故事中也存在着一种“谎言”，即关于闫四的“善意的谎言”。面对闫四的关照，母亲心存疑虑，而为了不给母亲造成心理上的负担，闫四制造了一个善意的谎言，他说自己结婚多年，没有孩子，老婆则是常年多病。这个谎言使得母亲相信闫四对她不曾有非分之想，并满心感激地接受这份没有任何索取的付出。事实上，闫四一辈子没娶上媳妇，因为这么多年来他挣的钱都贴给十里八乡的妇女，最终无儿无女的他只能住在镇上的养老院罢了，但是对于母亲、“我”、马晴这些被闫四帮助过的人而言，他是伟大的。当看见闫四独自一人在养老院生活时，母亲心中那份困扰就变得不再重要，不管当初闫四到底为何帮助他们一家，他的那份真诚都是毋庸置疑的。
    三
    汤显祖的《牡丹亭》题记为“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而小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也塑造了一位如杜丽娘般痴情的女子，它讲述了一个关于“人性中的爱与恨”的故事。
    作为封建社会中的女性，一旨诏命让方家四小姐嫁入曾家，而大婚当日的曾家少爷却出门远征，为了承担家族的责任，方薇义无反顾的嫁入曾家。不幸的是，曾国平战死沙场，方薇则成了未曾见过夫君的寡妇，所谓的“克夫”“妖孽”使得她受尽折磨，而曾经误入曾家的人影，即当今皇帝杜润之救了方薇并与之产生爱情。此时，小说利用插叙手法来讲述了三年前的三人偶遇之事，曾国平打了胜仗回来并接受犒赏，“他的目光锁定，八皇子也跟着望了过去，这一望，三个人的视线拧在空气中形成一股绳，紧紧地缠绕，再也无法解开”。从此，三人之间的纠葛与情感便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对于曾国平，这是她名义上的丈夫，她感到内疚和无奈；对于杜润之，这是她怦然心动的男儿，她带着一份执着地偏爱。直至方薇发现那封未寄出的信，她固执而又顽劣地选择报复，“她的命是什么？从做女儿身的那一刻起便注定了的，包括婚姻在内，所有都是由不得她的”，她带着愧疚和无奈，偏执地爱着并报复着杜润之。但戏剧性的一幕是曾国平并没有死去，而等待方薇和杜润之的时日则不再多，“她悄悄命人打探国平的消息，写了封信与他，得到回信后，命环环带着小英子过去了”，而他们三个之间的缘分算是到此为止了。
    小说以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为主，主要是站在女性视角上展示方薇曲折的一生，作为官宦世家的没落子弟，她承担着家族的责任，无论是嫁到曾家，还是选择金屋藏娇的生活，家庭都是她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作为封建时代的女性，战争使得她的兄弟纷纷战死沙场，也使得她的婚姻变得戏剧性，她没有自我选择的权利，从而只能依附男性、依附权贵，她的命运注定曲折不堪。关于小说中的“人性”，不能简单地用所谓“真善美”的标准来衡量，方薇对曾国平的内疚以及对杜润之的爱恨，这不仅仅是人性中的精神层面的投射，其背后还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层面的原因，那是一种封建制度的牺牲品，不能强制性地要求那个时代的方薇具有当下的女性独立意识。
    此外，整篇小说讲述方薇曲折又无奈的一生，通过这个“爱与恨”的故事，我们也能透视到一种“谎言”，即关于方薇的“爱与报复”的谎言。其实，方薇是带着一种执念，顽固地选择用爱的方式来企图报复杜润之，虽是报复，实则是爱，她只是过不去心里的那道坎。毕竟她当初嫁的人是曾国平，而国平的出征则是皇帝的刻意安排，她更多的是将这份愧疚转换，并使之成为一种固执而顽劣的“爱与报复”。与其说是方薇欺骗杜润之，不如说是欺骗自己，不管如何金屋藏娇，“自家不能防微杜渐，却怨谁来”？
    其实，作为一种文学文本，小说是关于故事的言语表达方式，而《光棍大叔》《货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三篇小说都讲述了关于“人性”的故事，无论是人性中的善与恶，还是美与丑，都能透视出一种“谎言”，或是无词的欺骗，或是无奈的选择，或是善意的谎言。而且，小说本身的故事就是作者对于人性复杂的阐释，这也同样需要读者对于人性的解读。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