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南北差异自古有之，西周时期十五国风中区域不同则诗相异，《周南》、《召南》向来被看作是《楚辞》之源，近人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曾经朗然指出：“故二南之诗，感物兴怀，引辞表旨，譬物连类，比兴二体厥制亦繁，构造虚词不标实迹，与二雅迥殊。至于哀窈窕而思贤才，咏汉广而思游女，屈宋之作，于此起源。”[1] 有关南北差异的问题在南北朝时期就有深入思考，《世说新语•文学》中云：“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2] 在中国文学地理的版图上，南方的范围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变化。古代的南方曾经一度指楚地，并有“惟楚有材”的说法。“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3] 刘师培也说：“惟荆楚之地，僻处南方。”[4] 魏晋之前南北方的分界线是黄河，而魏晋文化大迁徙之后，南方则更专指江左一带。文学的南方更大程度上强调的是文化意义，而不是具体的地理范围。南方的文学地理中，历代文人吟咏的江南是个典例：“人人尽说江南好”、“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江南可采莲”、“江南十月气犹和”……的确，“春风又绿江南岸”的雅致迥异于“燕山雪花大如席”的雄浑，然而，“江南春尽离肠断”、“断肠春色在江南”、“忆梅人是江南客”，荼蘼花事之后的江南弥漫着更浓郁的忧伤乃至颓废的气息。明清以降，张岱等人的性灵小品、明清的戏曲都成为南方的文学历史上不可或缺的构成。小楼东风，小桥流水，南方的山河依旧，而朱颜已改。
    现代以来，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又显现出不同的特质，南北的内涵就显得更为复杂，南方的范围开始更加模糊和泛化，除了荆楚江浙，也包括闽粤，以及川皖的部分地区。鲁迅说：“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他还指出北平的学者文人们“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的，我希望着能够看见学术上，或文艺上的大著作”[5] 。当然，他也写文章表达过对于南北两种文化的劣势结合的担忧[6] 。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关于“海派”》等文章则彰显出“南人行乐北人悲”的情怀。问题在于，鲁迅与沈从文都出生在南方，却在京海派的论争中把自身放在了南方之外。此外，苏雪林在评价徐志摩的诗时也提到有关当时中国南北方的问题[7] 。
    及至当代，南方的写作成为文学中一个重要的部分，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王安忆、孙甘露，毕飞宇、范小青、艾伟以及更年轻的鲁敏、朱文颖等作家以文字共同构建出南方的文学地理。同时，南方的写作也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关注点[8] 。
    将视野从中国文学转向欧美文学，南北文学的差异也较早有人关注。最为典型的是史达尔夫人，她曾专门著文论述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的差异性，她在《论文学》中提出了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的概念。她认为，西欧可分为以法国为代表的南方和以德国为代表的北方，南方与北方的不同地理、气候条件，形成了不同的人性。后来，她又在《论德国》中继续加以论述[9] 。就创作而言，南方也是诸多作家们的重心所在：福克纳、韦尔蒂、奥康纳的美国南方、莱蒙托夫的俄国南方、托马斯•曼的德国南方，阿根廷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南方》同样知名。当然，以上只是一个大体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当代作家们构建南方似乎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地处西北的我明显地感受到出生并成长于南方的作家与西北作家的明显不同。艾伟的长篇新作《南方》的发表又一次引发我有关南方文学地理的若干思考，《南方》以南方命名，呈现出南方特有的文学气息，所以，我选择这部作品来研究并且通过它来展开对南方的相关问题的讨论。
    01
    南方的“植物”小说
    艾伟以南方作为自己新长篇的书名，显然传递出他的某种野心。虽然他说自己开始写这部小说时有一个名字叫《第七日》，后来余华出版了长篇《第七天》，他只好改名。然而，这一改却发生了整体性变化，一部写了五年的小说理应有一个具有文学地理内涵的名字——南方。“我写的就是关于南方的故事，里面充满了南方的风物，有很多关于南方气候、植物、人情、街巷的描述。而在中国，南方的历史充满诗意，很多传奇和浪漫故事都在这儿发生。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南方一直是很重要的存在。古典诗歌中，南方的意象也深入人心。南方多山川湖泊，似乎容易出现神迹。”[10] 艾伟的《南方》自然由此成为一个重要的文本，它拥有南方“植物”小说的品质。
    有些小说确实给人产生一种植物的感觉，它盘根错节，枝繁叶茂，层层向上生长，甚至给人一种不断延伸和扩张的感觉。同时，它的细部又精致秀美，有花盛时的繁华和其后的苍凉。植物小说也是艾伟欣赏和追求的小说，在他眼里，《百年孤独》就是一部植物小说。他忆及自己青年时第一次阅读《百年孤独》，那时的马尔克斯对于中国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对艾伟来说《百年孤独》带他经历了一次震惊的旅程。“我要用‘植物’这个词语来概括读《百年孤独》时最直接的感受。《百年孤独》充满着热带植物般的生气和喧闹，它呈现在眼前的景观，无论是人群的还是自然的，无不壮丽而妖娆。这个植物一样的世界具有一股神奇的魔力，它拥有巨大的繁殖能力和惊人的激情。”“我的感觉是这个世界在激烈地膨胀，即使作者停止了叙述，这个世界依然在书本里扩展，像不断膨胀的宇宙。” [11]
    艾伟力图延续南方的文学传统。“南方文学传统在我看来就是这种植物般生长的丰富性和混杂性。”“在中国南方，同样的植物蓬勃，四季常绿。生命在此显现不同于北方的那种壮烈，带着南方的水汽和灵动，带着热烈的甚至早熟的腐烂的气息。”[12] 《南方》就是艾伟在南方的土地上精心种植的一棵树，它的面目多变，时而枝叶四面伸展，时而繁花精美绚烂。
    艾伟决意要给生活以形式，然后才开始书写。事实上，近来的中国作家们在叙述方式上呈现出多重探索性，出现了大量复调风格、多声部结构的长篇小说，贾平凹的《老生》、宁肯的《三个三重奏》、关仁山的《日头》都是很典型的作品。作为一位南方作家，艾伟在《南方》中找到了一种适合写南方的结构，《南方》三线并行，叙述人称也有三个：他、你、我。小说共85节，以杜天宝的第三人称叙述开始，三种叙述视角依次轮换，最后一节又以杜天宝的第三人称叙述结束。这种人称的设置就绝不仅仅是叙述问题了。
    “他”是有些痴傻的杜天宝。“需要闭上眼睛，用尽所有的力气才能把过去找回来。”艾伟这样开始他漫长的《南方》，《南方》是古老的，它生长在回忆的源头。用这样一句话作为一部长篇的开头是成功的。这句话实在值得反复思量，它至少透露给我们两方面的信息：其一，回忆是艰难的；其二，这部作品的阅读也是有难度的。《南方》的确不是一部能够快速翻看的作品，它的精细复杂完全超出我的预料。这句话在《南方》中反复出现，此时的杜天宝年近五十，许多事情不用力气就想不起来，“那感觉很像女人难产，孩子卡在大腿间不肯出来。”他转而又说：“但不管怎么说，那年爹的死他记得清清楚楚。”[13] 杜天宝是从1963年开始回忆的，他在叙述历史，他需要取舍。表面上一个傻子漫无边际的回忆其实是费尽心力的选择。他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叙述的详略和轻重。
    第二人称是一种直接面对的方式。“你”就是肖长春，一个资深的公安，也做过领导，且非常有正义感。他的正义感让他做出许多选择，而这些选择却让他一直心怀愧疚。《南方》真正的叙述时间只有七天，就是肖长春侦察案件的七天，从1995年7月30日到8月5日，以日记般精准的方式出现。事实上也就是从肖长春破案的七天时间。这也是小说原名叫《第七日》的原因。肖长春的这七天表面看当下性极强，就是“现在”的感觉，而实际上这七天当中也有回忆，有自我忏悔和自我救赎。
    罗忆苦，也就是“我”出场的第一句话颇有些惊心：“我在一天之前已经死了。”[14] 不知道艾伟是否受到帕慕克影响，这句话让我立刻想到《我的名字叫红》的开头：“如今我已是一个死人，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尸。”[15] 两部作品有诸多相似处：《我的名字叫红》中离家12年名叫黑的青年回到他的故乡伊斯坦布尔，迎接他的是爱情和接踵而来的谋杀案，《南方》中罗忆苦回到她的故乡永城，等待她的是不能称之为爱情的感情和谋杀案，由此出发探讨痛苦、存在、生命等问题。当然，《我的名字叫红》中多了关于“文明冲突”的理性思考和宗教、信仰等问题的思考和解读。艾伟说：“当我写下这句话时，我确定罗忆苦成了整部小说的中心。”[16] 帕慕克也专门阐释过小说的中心问题：“小说的中心是一个关于生活的深沉观点或洞见，一个深藏不露的神秘节点，无论它是真实的还是想像的。小说家写作是为了探查这个所在，发现其各种隐含的意义。” [17]在他看来，“小说的中心像一种光，光源尽管模糊难定，但却可以照亮整座森林——每一棵树、每一条小径、我们经过的开阔地、我们前往的林中空地、多刺的灌木丛以及最幽暗、最难穿越的次生林。只有感到中心的存在，我们才能前行。”[18] 罗忆苦作为小说的中心，她的亡灵叙述显得合理而自由，可以随意穿越时间、空间，实现叙述的需要与转换。
    “艾伟的文字既有灵动如飞鸽一样的想象，也有匍匐在大地的胸脯上的现实呼吸，这就如林间缠绕的枝条与绚丽的花果，不断地展现着多种可能性。他的那些作品是一棵棵树木，品种多样，形状繁复，但它们近乎宿命地生长在同一片土地上，这片土地就是艾伟扎根的时代与环境。”[19] 《南方》就是一棵树，扎根在我们时代的南方。
    02
    南方的存在与死亡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指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分析的所有关于存在的重大主题（他认为在此之前的欧洲哲学都将它们忽视了），在四个世纪的欧洲小说中都已被揭示、显明、澄清。”[20] 在他看来，欧洲一部接一部的小说，以小说特有的方式、特有的逻辑，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他甚至假设小说的存在理由是要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保护我们不至于坠入“对存在的遗忘”，并得出今天小说的存在是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重要的结论。他强调，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艾伟似乎天然地拥有一种勘探存在的责任，并由此实现小说的精神。
    《南方》开篇就写1963年永城春天的大雪和夏天的暴热。没有空调的年代里，南方的气温持续攀高，永城的人热得像狗一样吐着舌头。永城里只有杜天宝的父亲不怕热，他是冷库保管员，可以在冰库里乘凉。但是在这个夏天却被冰块砸死了。这本身是个隐喻，唯一不怕热的人死于避热的地方。在南方，你必须面对酷热，以及这酷热之中的诱惑。艾伟的小说一直有很强的寓言性，《越野赛跑》中的白马、《1958年的唐诘诃德》中的蒋光钿、《寻父记》中的父亲，《小卖店》中的小蓝、《回故乡之路》中的男孩、《菊花之刀》中的日本鬼子，都是具有隐喻的形象，这些小说的寓言性甚至盖过了小说本身，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自先锋小说以来部分作家的一个倾向，他们深受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福克纳、昆德拉、帕慕克等作家影响，小说成为“我思故我在”的一种途径，对存在之思的追求超过了对小说美学的追求。大约十余年前，艾伟曾说：“那时侯，我是卡夫卡的信徒，我认为小说的首要责任是对人类存在境域的感知和探询。” [21]
    这一次，艾伟站在时光的源头，开始了一次对南方的寓言性书写和对人性深度的掘进。他如此表达自己写这部小说的初衷：“我试图在《南方》中融入我写作中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我想让南方有寓言性，但这种寓言性要建立在人物的深度之上。”[22] 艾伟对福克纳的评价实际上就是对自己的期许：“我至今认为在所谓的‘现代主义’小说里，福克纳挖掘人物深度的能力至今无人能及。”[23] 通过对存在与死亡的勘探，人性的深度得以呈现。
    “南朝自古伤心地”，南方的写作必然是伤感颓废的，必然要面向死亡。《南方》的结构中的三个层次的开始，人面对的都是死亡。开篇是杜天宝面对父亲的死亡，他父亲死于对南方的热的躲避。随后是杜天宝对于死亡的思考，“罗忆苦，你说人死了去哪里了呢？”[24] 这样的追问和出自一个傻子之口，就显出了存在的荒谬和死亡的难以言说。杜天宝想不明白死是怎么回事，就经常到火葬场去，那里有各种原因死去的人，各种年龄死去的人，但是，在杜天宝看来，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更可怜。于是，杜天宝成了火葬场的“义工”。肖长春一出场面对的是罗忆苦的死亡，而罗忆苦一出场面对的是自己的死亡。这一切都发生在南方的夏天：1963年的夏天南方“暴热”，1995年的夏天“南方异常闷热。白天阳光毒辣，酷热难挡”[25] 。死去的罗忆苦却能看见南方的一切，“我作为游魂飘荡在人间，我如今能更加清晰地看清人间的欲望。” [26]她在感叹命运是一桩多么奇怪的事。在这样一部倒叙式的小说中，我们一开始似乎就知道了结局，但是，这开始和结局不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知道，并且都要面对的吗？
    《南方》中的人物在自已的梦想中存在，最后却往往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死亡。人物的深度在这个意义上得以深掘。飞翔是《南方》中人物的一个共同梦想，有意味的是，这个梦想最早是由杜天宝表达的。他想象自己是一只真正的鸟，可以在天上飞翔。为了梦想，他尝试了各种办法，甚至有一段时间不吃东西。然而，这个少年的飞翔梦很快地让现实给挤了去：一方面是别人偷看罗忆苦、罗思甜洗澡让他愤怒，他要去给她们守夜。一方面却是政治斗争时代的到来。积淀五年之后，艾伟的《南方》多少有些炫技，他只是让杜天宝看见小巷两边高墙上的革命标语，并用黑体字把这些标语表示出来，一个政治斗争压倒一切的时代就这样到来了。这些人里，能“飞翔”并且震动永城的是肖俊杰，他借助降落伞从大楼的顶上“飞”下，因此打动了罗忆苦。他想杀死须南国，却误杀了胡可。他被枪毙后尸体上没有脑袋，永城唯一能“飞翔”的人迅速走向死亡。他的母亲在他死后模仿他，却在河里失踪。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飞翔。他的母亲周兰梦见他回家时也是飞着回来。杜天宝的女儿银杏有极强的舞蹈天赋，这也是她实现飞翔的另一种方式。
    多年之后，在比永城更南的南方，更为酷热，诱惑更多，欺骗屡屡发生。永城的人纷纷南下，罗忆苦和夏小恽在南方以行骗为生。杜天宝的女儿银杏远走南方，杜天宝在寻找女儿的过程中被骗。须南国为给儿子治病到南方，却被罗忆苦骗走了给孩子治病的钱。罗忆苦回到永城又骗走了杜天宝的活命钱。等待她的是须南国的复仇，她最终被须南国杀死。
    《南方》中其实有太多的隐喻，“大师”和夏小恽行骗的重要道具是蛇，蛇在《南方》中功能重要，它本身就是诱惑。罗忆苦说：“蛇是奇迹的源头。蛇这一形象似乎注定和神秘的事物紧紧相连。它看起来很可怕，似乎和我们内心的欲望、邪恶、恐惧及无助紧紧相连。”[27] 蛇本身就是诱惑，这让人想到古老的故事，蛇诱惑了夏娃，夏娃和亚当从此失去乐园。《南方》的装帧和插图也理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封面一片纯白，上面南方二字用绚烂的花瓣构成，扉页内是两张纯黑页面，几乎就是幽暗潮湿的南方的象征。第四幅插图是茂密生长的植物，盛开的花朵如罂粟，与它们上面的毒蛇共同构成了南方诱惑与堕落的隐喻。
    艾温•辛格的思考能帮助我们更深地认识这一问题：“所谓死亡，必须用组成生命的自然动力加以解释。如果抽离了生命的意义，死亡也便没有意义可言：死亡之所以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无非是因为它加入了我们对生命意义的探究。”[28] 《南方》中，只有一个人最后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就是罗忆苦死后的灵魂，或许只有死亡才能使我们对生命意义更加深入地探究。
    03
    南方的女性与河流
    南方作家向来擅长书写女性，女作家自不必说，上溯至张爱玲，她“传奇”世界里的女性一个个直入人心，张爱玲说这些人物除曹七巧外都是不彻底的，不是英雄，却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29] 海派作家王安忆《长恨歌》里的王琦瑶是又一个苍凉的人物，而更年轻的朱文颖《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中的三代女性成为南方女性的新雕像。鲁敏在《镜中姐妹》、《取景器》、《逝者的恩泽》等作品中也塑造了不同气质的女性，她们都不是“一种完成”，而是“一种启示”。南方的男作家在女性内心的发掘方面绝不逊色于女作家，苏童笔下的颂莲及诸多女性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形象，毕飞宇的筱燕秋和玉米、玉秀、玉秧系列、格非“江南三部曲”中的女性，等等，都是一群不彻底的女性，但是她们是时代的广大负荷者，她们身上人性的深度更加值得勘探，在这个角度看《南方》中的罗忆苦方能显现出她独特的意义。
    艾伟这样定位罗忆苦，也就是“我”：“而‘我’无疑是整部小说的主调，在我的想像里，‘我’更多地指向生命中的‘本我’，那个我们至今无法道清的和整个宇宙一一对应的人的内在宇宙。”[30] 罗忆苦本身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符号，她美丽早熟，但是经不住诱惑，过早地开始了她的人生。终其一生，罗忆苦的每一根神经都被欲望的皮鞭抽打，最初她受母亲影响，想通过嫁个好人家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为此将自己的男朋友夏小恽推给双胞胎妹妹罗思甜，但是丈夫肖俊杰却杀人后被枪毙。此后她又抢已经是妹妹丈夫的夏小恽，导致妹妹的死亡。她与夏小恽到了广州，这是作为南方的永城的南方，在南方，她和夏小恽的生活是荒谬的，他们到处行骗，骗到钱就挥霍、赌博。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随大师开始灵修。小说到这时开始变得精彩而荒谬，但是这荒谬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之一。大师悬在空中，他身上的毒蛇散发着魅力。罗忆苦相信大师却被他强暴，此后又心甘情愿地向大师献出她的肉体与灵魂。最终，夏小恽成了新的大师，他开始了大师生活，罗忆苦则成为一个帮助他以大师身份行骗的人。她回到永城后，为了骗取杜天宝的钱，不惜与杜天宝发生性关系。她在生前死后看到了整个世界的真相。
    按照世俗的恒常的道德观来判断，罗忆苦是个标准的“坏”女人，她一生被诱惑，自身也是一个诱惑符号，这样一个女性来承担人性的深度的发掘是否合适？是否实现了艾伟的初衷？我们这个时代有太多的荒谬与诱惑，而罗忆苦这样一个诱惑性的存在方能更深地见证和叙述这一切。艾伟表示，恰恰是这些不按常理出牌的女性照亮了平庸的日常生活，使芸芸众生看到了与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不“道德”的生活，甚至看到了“自由”本身，公众虽然会有某种被冒犯的感觉，但只要深究，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同样渴望着这样的“自由”。罗忆苦的诱惑性在她本身，更在于人对“自由”的渴望，罗思甜其实可以看作罗忆苦生命的另一个侧面。艾伟对罗忆苦的内心的发掘，让人怀疑它不是出自男作家之手，也让人想起荣格当年读《尤利西斯》时的感叹：“我想只有魔鬼的祖母才会把一个女人的心理琢磨得那么透。”[31] 《南方》中不按常理出牌的女性除了罗忆苦外，从良以后精打细算过日子的蕊萌、为了生活做暗娼的寡妇杨美丽都让人难忘。
    《南方》中还有一个充满隐喻的女性，就是银杏。银杏本来是一种树的名字，艾伟在南方的风景描绘中就有银杏。护城河对面就是西门街，“西门街那两棵银杏树高高地耸立在低矮的木结构房舍上，细小的叶子绿得苍翠，到了秋天，它们金黄的叶子就会如阳光一般，一下把整个西门街、把这护城河照亮，好像河水中流着的都是黄金的液体。”[32] 这段风景描写精致又别致，南方的秋天，阳光、树叶、河水，极致的美。银杏的父母非痴既傻，她却美丽聪明，有非同寻常的舞蹈天赋，她在南方的舞蹈却只能给根本没有鉴赏力的人看。她最终与冯小睦的结合实在是幽暗的南方中的一抹亮色。
    河流几乎是所有南方作家写作中的一个重要意象。沈从文笔下的河流就是生命的诞生之地和归宿之地，他也专门写过文章论述自己的作品与水的关系。河流在苏童的文学世界里同样重要，它们承担了叙事、结构和表意的功能。比如苏童的《河流的秘密》、《河岸》都是以河流及相关意象来命名作品。
    河流、水等意象都有某种共通性，艾伟在许多作品中提到他记忆中的河流，它们是艾伟的南方世界中的重要意象。小说集《水上的声音》、《水中花》都与水有关，《水中花》开篇这样写：“三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孩子，我喜欢坐在明江边，看江水平静地流淌。我知道它已流淌了很多年，这条河流就像岸上诡异的尘世，深藏着我所不知道的秘密。”紧接着，“我看到有一具尸体从上流漂来。”[33] 这与《南方》是相似的，《南方》中的肖长春在护城河边发现了顺河漂来的罗忆苦的尸体。《南方》中的永江承担了重要的叙事功能，罗思甜的孩子出生后被装在一个巨大的洗澡桶里放进了永江，随河漂流而去。杜天宝与罗思甜一起找孩子时顺着永江走，寻遍了三百三十三个村庄，而收养了罗思甜的儿子的那个村庄在山脚下，小河环流。这个孩子就是冯小睦。
    河流，或者说水，是《南方》中许多人物的归宿。罗忆苦和罗思甜都是死于水中，前者像一张肮脏的纸，后者却像一朵玫瑰。夏小恽死前来不及进入河流，就爬进浴缸，把自己身上的血洗得干干净净。肖俊杰第一次跳伞在天上飘了一会儿后落入河中被人救起，他死后他母亲效仿他跳伞也落入河中，再被人发现时精神失常。
    河流既可以滋养生命，也可以带走生命。在对河流和水的反复书写中，艾伟的写作也获得了一种水性，以柔韧的方式来完成对人性深处的坚定掘进，并且充满寓言性。
    04
    南方的“新民族志”
    “谁都知道里瓦达维亚的那一侧就是南方的开始。”博尔赫斯短篇小说《南方》中这样写，但是“达尔曼常说那并非约定俗成，你穿过那条街道就进入一个比较古老真实的世界。”[34] 这样的表达非常适合中国当代的南方写作，用地理学的方法来对文学中的南方进行精确界定是不现实的，南方的写作是古老而真实的内心所在，南方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作家内心南方世界的写作。当然，它会具备南方的自然、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因素。所以，文学意义上的南方不能用地理学的方法去界定和解读，当代的南方作家在自己的内心开始构建南方时，一个南方的民族志学便形成了，苏童就是这个南方民族志学的开拓者。
    王德威在《南方的堕落与诱惑》中认为苏童架构或虚构了一种民族志学。“在苏童的虚构民族志学中，他不仅描述了南方的空间座标（枫杨树与香椿树），而且有意赋予某一种时间的纵深——虽然所谓的纵深终将证明为毫无深度。”[35] 苏童建构起来的南方的民族志学“小自城乡志异，大至五朝秘笈；有古典家族的谱系，也有革命阶级的传记”[36] 。《南方的堕落》是苏童南方民族志学的一个重要作品。“我”生长在南方，但“我”厌恶南方的生活由来已久。“南方是一种腐败而充满魅力的存在”。[37] “一切都令人作呕”，“我承认我是南方的叛逆子孙。”[38] 然而，就是这个“叛逆子孙”给他厌恶的南方开拓了一个民族志学。苏童在小说中煞有介事地写了这样一段话：“地方史志记载，梅家茶馆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最初叫做玩月楼”，“但是地方史志只此寥寥几笔，没有交待玩月楼的性质。”[39] 苏童引用所谓“地方志”，隐约意指自己为南方“立志”的志向，但是这一切都源自虚构，就像“只要找到清朝年间地下刊出的《香街野史》，读罢你便会对我们这个地区的历史和所有杰出人物有所了解”[40] 。而一直躲在梅家茶馆里的金文恺像一个游魂一样推开窗户，对“我”说了一句箴言：“小孩，快跑。”“于是我真的跑起来了，我听见整个南方发出熟悉的喧哗紧紧地追着我，犹如一个冤屈的灵魂，紧紧追着我，向我倾诉它的眼泪和不幸。”[41] “我”就成了被选中的用小说完成南方的民族志学的人。作为“南方的叛逆子孙”，苏童在一个复杂的难以定位的位置上为南方立志。“南方的堕落”是他对自己南方民族志学的概括，这是他多年来书写的重要命题。
    苏童总是不愿意把一切说透，他说“我之所以会在记忆里长久地筛选某些东西，就是因为背后有一种精神在支撑着我，这种精神就是所谓的南方精神”[42] ，
    “腐败而充满魅力”虽然是一种矛盾的表达，但它就是南方精神的一种表达，所以，在“南方的堕落”中，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亡，在这一点上，苏童延续了“南朝自古伤心地”的南方文学传统，桃之夭夭，但繁华很快落尽，归入尘泥，春天绚烂的背景下的死亡更加令人伤感。“死亡之于苏童绝对是压轴好戏：是南方最后的堕落，也是最后的诱惑。”[43] 从这一点上看，苏童的南方具有了抽象意义，而我们对南方的阅读已经成为南方民族志学的一部分。
    苏童之外，还有一些作家以南方为地标，暗自架构南方的民族志学，最典型的是王安忆的上海和格非的江南。《长恨歌》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王琦瑶的人生与上海数十年的变迁相互交织，她无论在哪里，所思所念的是上海，不论时局如何，都要回到上海，“上海真是不能想，想起就是心痛。那里的日日夜夜，都是情义无限。”[44] 然而一个旧的时代已经过去，她成了上海的前朝遗老，最后死于他杀。《天香》更是王安忆逆时空历史而上，从文化上寻找上海的根源，为上海立民族志的作品。《天香》是王安忆向《红楼梦》致敬的作品，书中全然古典的叙述姿态和叙事语言、对女性的天然倾斜、日常生活的精细描写等都散发出南方的古典气息。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宏阔而细腻，复杂而精致，百年中国南方的自然风貌、社会历史，以及知识分子精神的衍变尽在其中，又交织着个体的春梦与山河的大梦。《人面桃花》将江南女子陆秀米的命运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共同呈现，描绘出民国初年江南知识分子的桃源梦与大同世界梦。《山河入梦》写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江南，知识分子谭功达的桃花源梦想和实践，以及他最终在梅城监狱的死去。《春尽江南》则投向当下，揭示知识分子谭端午的人生与精神困境。“江南三部曲”堪称一部百年江南的民族志，格非以此向《红楼梦》致敬。南方的桃源梦注定破灭，秀米父亲、秀米、张季元、谭功达等人物都走在寻找桃花源的路上，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空留一场梦境在南方。
    青年作家中，明确架构南方志的不多，朱文颖是个特例，《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成为当代南方民族志学中不可忽略的作品。“南方的气息是我生命里最敏感的气息之一。”“‘南方气质’是我骨子里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在一部书写家族史的小说里面，即便虚构与想象的部分也是贴心贴肺的。”[45] 她深掘南方女性娇小的命运与宏大的历史的错位，赋予南方绝然不同的意义。张清华如此评价这部作品：“某种意义上，如果说《长恨歌》式的作品构造了‘现代史中的上海’的话，那么《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则构造了‘当代史中的苏州’。” [46]
    《南方》是艾伟南方民族志学的延续和变异。《南方》中的南方是层层推进的，小说第60节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节一开始就用大量的篇幅来描述大师从印度来的眼镜蛇，然后是罗忆苦被大师强暴，心甘情愿献身于大师。印度和西双版纳都是更南的南方，罗忆苦的感受是“在更南的南方，在西双版纳，我身处苍翠的热带植物之中，安详如婴孩。我感到眼前的世界仿佛静止了一样，被一种‘永恒’笼罩。”艾伟在他的南方走笔向南，酷热中的堕落与诱惑，底层的生存与欺骗，存在的幽谷，幽暗中的欲望，以及其尽头死亡的深渊，都在《南方》中一一呈现，而其中最年轻的一代银杏和冯小睦却有自己歌唱和舞蹈的天赋，他们在一场传统而礼数极为复杂的婚礼中开始了新的人生，这与此前南方民族志学的小说不同。“白头想见江南”，艾伟虽未白头，却志在南方，南方的民族志学中，多了一部永城志，它是艾伟的纸上故乡。
    作者简介：张晓琴，兰州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现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闲时写诗著文。著有《我们的困境，我们的声音》《一灯如豆》《大荒以西》《直抵存在之困》《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等，编选有《中国当代小说少年读库•棋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项目，获黄河文学奖、甘肃省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奖、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奖等奖项。
    注释：
    [1]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见《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0-221页。
    [2] 刘义庆撰，张艳云校点，《世说新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3] 刘勰：《文心雕龙》，见穆克宏主编：《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版，第268页。
    [4]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见《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1页。
    [5] 鲁迅：《“京派”与“海派”》，见《鲁迅全集》第五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3-454页。
    [6] 鲁迅：《北人与南人》，见《鲁迅全集》第五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6-457页。
    [7] 苏雪林：《徐志摩的诗》，见韩石山，伍渔编《徐志摩评说八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页。
    [8] 20世纪90年代初，陈晓明曾著文《诡秘的南方——先锋小说的“南方意象”读解》，刊《福建文学》1991年第5期。费振钟出版有专著《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其后，王德威、张清华、张学昕等人对苏童的研究中也都有关于南方的阐释。
    [9]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页。
    [10] 艾伟：《时光的面容渐渐清晰》，《文艺报》，2015年3月23日。
    [11] 艾伟：《1986年的“植物”小说——〈百年孤独〉》，《新京报》，2004年11月8日。
    [12] 艾伟：《时光的面容渐渐清晰》，《文艺报》，2015年3月23日。
    [13] 艾伟：《南方》，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14] 同上，第12页。
    [15]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6] 艾伟：《时光的面容渐渐清晰》，《文艺报》，2015年3月23日。
    [17]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彭发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页。
    [18] 同上，第146页。
    [19] 黄发有：《废墟上空的鸽群——艾伟论》，《山花》，2005年第3期。
    [20] ［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21] 艾伟：《创作自述》，见《水上的声音》，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22] 艾伟：《时光的面容渐渐清晰》，《文艺报》，2015年3月23日。
    [23] 艾伟：《真理是如此直白可见》，《艺术广角》，2013年第5期。
    [24] 艾伟：《南方》，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25] 艾伟：《南方》，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26] 同上，第314页。
    [27] 同上，第293页。
    [28] [美]艾温•辛格：《我们的迷惘》，郜元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
    [29]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
    [30] 艾伟：《时光的面容渐渐清晰》，《文艺报》，2015年3月23日。
    [31]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上卷，萧乾，文洁若译，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32] 艾伟：《南方》，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33] 艾伟：《水中花》，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34] [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南方》，《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王永年，陈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
    [35] 王德威：《南方的堕落与诱惑》，《当代小说二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16页。
    [36] 同上，第121页。
    [37] 苏童：《南方的堕落》，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75页。
    [38] 同上，第103页。
    [39] 同上，第86页。
    [40] 同上，第117页。
    [41] 同上，第129页。
    [42] 苏童，王宏图：《南方的诗学——苏童、王宏图对话录》，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页。
    [43] 王德威：《南方的堕落与诱惑》，《当代小说二十家》，第122页。
    [44] 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页。
    [45] 金莹：《朱文颖：在南方，“颠覆”南方》，《文学报》，2011年6月9日。
    [46] 张清华：《南方的细小、漫长与悲伤——关于〈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的琐碎读感》，《窄门里的风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