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茧》 是青年作家张悦然历经五年完成的长篇小说，也是她个人创作道路上的标志性作品。
    如果你知道张悦然这个名字之于“80后”及青春写作的意义，你便能体会她在《茧》中所发生的巨大转变；你便会了解这位作家是如何自我设限，又是如何自我突破的。张悦然以这部沉稳扎实、元气淋漓、有理解力、有光泽的30万字长篇作品完成了她的蜕变，重建了属于新一代青年的历史想象。
    “钉子”是《茧》中的罪恶之源，它出现在1967年的一个雨夜。医院领导程守义被红卫兵批斗殴打，昏迷中，太阳穴里被人锲进了一枚钉子，从此成为植物人，几十年躺在病床上，成为某种“象征”。而施害者则是小说主人公李佳栖的爷爷：既是受人爱戴的名医、院士，曾经的热血青年、中国远征军幸存者，也是“文革”时期逃脱法网的凶手。爷爷的一生，就这样与漫长的二十世纪历史相连。
    这是关于历史的“故事新讲”。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那一时期的许多人是麻木的、善忘的、躲避的、并不承担责任的，但在张悦然这里并不是。她关于爱与罪恶的想象尤其令人赞赏。“爱是虚无的，罪是世代流传的。”——那些犯下罪的人，是我们的亲人与爱人，我们终生无法与他们进行血缘与情感上的切割。甚至，他们身上的某一部分黑暗或者明亮也遗传到了我们身上，无论我们是否承认。
    正如我们所读到的，在《茧》里，罪恶制造者的亲人们都饱受良心的谴责，许多人都因隐藏秘密而认为自己是罪恶的一部分。每一部小说都有它自洽的逻辑，《茧》的逻辑是，人不是孤立的，人是有感受力的，人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人也不能和自己的血缘与历史分离。因而，罪恶制造者的亲人们眼睁睁看着受害者家庭的痛苦，内心深觉有罪，个人的快乐在这些痛苦面前变得肤浅和肮脏。
    幸亏小说中的人们并不麻木，那看似早已终结的历史才有机会被翻开。虽然结过痂但伤口依然有红的血印。伤口的每一次被翻开都在告诉我们:这里有过伤害，那位植物人虽然不知所终，但他的冤屈一直都在； 那位罪恶的参与者虽然自杀，但他家人的忏悔还在继续；而那位凶手，虽然寿终正寝，但依然难以逃过血亲子孙的质问。
    与许多年长者、历史在场者的回忆与见证视角相迥异，小说选择了年轻一代对历史的“逆流而上”。这是追溯，是由近而远，由此及彼，这样的追溯中掺杂着疏离、审视以及好奇，那是基于对自我，对家族的好奇，也是对历史的一次重新认知。
    《茧》刻画了“这一个”女性李佳栖，讲述了青春期女生如何成长为对个人历史和家族历史有无限好奇心的女性，如何成长为可以坦然面对家族隐秘并能有所承担的人的精神历程。李佳栖的成长史有点像张悦然的写作史。作为小说家，“长大成人”的张悦然逐渐意识到历史是我们所在的根部，历史不仅仅是历史，也是现实的前史；爱不仅仅是爱，我们无法把它从怨恨与亲缘关系中提纯，而我们每个人都在与历史遗产的协商中成长。
    这是一位有承担意识的小说家。在《茧》中，张悦然尽其可能构建了年轻世代面对历史的众声喧哗，尽其可能写出了年轻世代面对历史的复杂认知。作为孙女，李佳栖的叙述态度耐人寻味。不是审问，不是批判，不是指责，也不是质疑，而是同情，她相信他们的忏悔，她理解他们的负罪感，并且，她不把自己从负罪者阵营里剥离出来，她选择与他们一起负罪。这也意味着小说家信任人性中的善——历史有它的黑洞，但因为有了人性的微光，那里便不再是漆黑一片，从而，我们得以看到灵魂的挣扎、痛苦和煎熬。
    作为被害者的后代，程恭理解历史的方式是试图站在施害者角度，弄清楚他的爷爷为何被害。程恭拟想施害者心理，也是在为当年的施害与受害勾勒完整的逻辑。只有这样，我们才尽可能贴近历史——历史有它的大环境，但具体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施害，却有着如此多的细密缘由；历史氛围固然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人的趁机作恶与主动作恶。
    但是，作为爷爷的另一个孙女，沛萱并不面对真相。她对真相和黑暗有天然的视而不见的能力。她只关注历史的荣耀部分，她切割了“自我”与历史的关系，切割了善与恶、荣耀与耻辱之间的关系；而李佳栖的男友唐晖所信奉的则是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将“我”与“年长者”的关系切割。事实上，这些认知并非个案，它们弥漫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以为，《茧》是对历史深海的勇敢探秘，也是对当代文学精神叙事层面的一次有力开拓。正是由《茧》开始，张悦然找到了属于她的历史挖掘机。这是属于张悦然的自我破茧——她借助历史打开了自我。这是对有关“个人”和“我”的理解力打开：“我”是父亲的女儿，也是祖父的孙女；中国远征军故事、“文革”时期、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切的过去都与“我”有关，他们的善恶荣辱与“我”有关，他们的痛苦忏悔也与“我”有关，“我”不是个人的孤岛。
    难忘《茧》的结尾。李佳栖望着躺在病床上的李冀生。“你觉得自己有罪吗？”她问。在生命最后一刻，读者多么渴望爷爷直接面对这样的询问，然而，他没有。“灵魂对讲机”在李佳栖与爷爷之间未能成功构架。某种意义上，书写是对民族秘史的探险。在文学史的链条里，写作者们在一刻不停地在向历史隐秘贴近、询问、呐喊、质疑，一代又一代，前仆后继，直至今天的张悦然。即使明知那里有深渊，但依然要努力探究，哪怕只是离真相近一点、再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