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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史料操纵没自己态度？我非常有自己的态度 北青报：有人认为这部电影就像一篇论文，淹没在碎片式的史料当中，看不到创作者的态度。 李樯：那首先要规范一下什么叫创作者的态度。说人所不言就是创作者的态度吗？对众说纷纭扑朔迷离的史料的选择，就是一种态度。 电影中萧红对端木说，“他们说我的小说不行，不过是我没按照他们认为的写法写。我不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这个话本来不是说给端木的，而是她给聂绀弩说的，我把这个移植成了萧红和端木之间的对话，因为端木一直赞美萧红的文学天才，说她高过萧军的，史料说他们老是谈文学话题，但他们两个的谈话内容我们在史料里无从知晓，也没什么记录，我把萧红和聂绀弩的对话移植到她和端木之间，是我认为她和端木在文学艺术上更默契。她把端木更引为文学上的知音，但是萧军只是她文学上的引路人，萧军是不大看得起她的文章的，这就是我的一种态度。 在互相矛盾，言辞不一众多史料里，对史料的重新组合、剪裁、筛选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布局谋篇、逻辑铺排也是一种态度，请问谁不是在史料里探知历史的，一个人都会在史料里看到自己的一己之见，而另一个人的一己之见如果和你一模一样，你们就会形成一个同盟，其他任何一个差异性的解读都会被你们排斥。 许广平在看《商市街》的那场戏，她说，“谁不晓得贫穷饥饿呢？但没有人能像萧红那样写的触目惊心。”这句话就是我写的，不是史料里的，是我假托许广平之口对她《商市街》的评价，还有那段话，萧红在病床上跟骆宾基说，“也许，每个人都是隐姓埋名的人，他们的真实面貌我们都不知道……我在想，我写的那些东西，以后还会不会有人去看，但我知道，我的绯闻将会永远流传……”这句话也是我写的，萧红并没有说过，是我对整个历史人物的总体态度。每个人的真面目没有人知道，若干年后，现在大家谈论现代文学也很八卦，我假托萧红之口，都是我的原创，这是我强烈的态度。 还有，鲁迅和萧红的一段谈话，史料上并没有那一段谈话，鲁迅说，“我们好像都是爱生病的人，苦得很！我的一生好像是在不断生病和骂人中就过去多半了！我三十岁不到牙齿就掉光了，满口义齿。”很少有人知道鲁迅是满口义齿的，我是在鲁迅的资料里面看到的，20多岁牙齿就掉光了，装的假牙，我就很难过，我们都觉得特别强大的人，其实在他的肉身上有着这么你想不到的对脆弱肉体的抗争，这个人的忍耐性有多大。他不是我们想象的动不动就激烈骂战的人，这里面也有我对鲁迅先生的一种热爱和崇敬。接着“我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半是为了我敌人.......”这句话是鲁迅说过的，但是紧接着“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是我添加的。然后又说的一句话，是尼采说过的，“说到幸福，只得面向过去，或者面向除了坟墓以外没任何希望的将来”。这段台词，里面掺杂了我写的、鲁迅先生说过的、尼采说过的，这不是史料，而是创作。我潜入到史料里面写了很多我自己的话，托历史人物的口，进行我的二度创作，任何一个作者藏在史料后面，操纵这些史料，本身就暗含着明确的态度。 北青报：整部电影其实大的历史框架都是有依据的，虚构体现在细节的处理上，有人认为这是一部缺乏想象力的电影作品，您怎么回应这种说法？ 李樯：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用什么样的手法和认知进行处理才算想象力呢？是正传？还是戏说？内传？还是外传？但我反对导演或编剧司空见惯的中心制，独家解说，极其个人化编织的历史人物，个人的奇思妙想是很便捷的。我的虚构是不能凌驾于真实和真相的。 北青报：还有人觉得致命的问题是这部电影没有去揭示人的内心世界，人物扁平单薄，也拒绝提供行为的依据，鲁迅为什么那么看重萧红？在碎片的史料中，展现了很多树但看不到整座森林。 李樯：人的内心世界是靠外部言行来揭示的。电影里没有全知全能的上帝，写小说可以。并且这种说法也太古典了。人物行为的依据，并不存在单一的逻辑。就像生活中有人为什么会犯罪，会自杀等等行为，都会找到确切依据的吗？鲁迅之所以看中萧红，是因为看了她的《生死场》。整个森林是靠一棵棵树组成的。究竟什么是森林，没有统一的标准。 北青报：有人认为《黄金时代》完整还原了萧红作为普通人的一生轨迹，却忽视了她的文学成长轨迹。 李樯：整个电影的每一个片段都是萧红的作品和文学中的萧红。任何一个作家，他的生活与作品都是水乳交融的。一部电影不可能长篇大论地讲述萧红的文学，这并不是行业片，电影里萧红说：各式各样的作者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这足以展示她的文学观。包括她跟胡风说我不要去延安，我只想好好写作。 北青报：电影很多台词都是直接引用自萧红的文学作品《回忆鲁迅先生》《呼兰河传》《商市街》等等，是不是太书面了？ 李樯：那个时期的人讲话本来就是半文半白的，不足为奇。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罗皓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