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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曼那个时代，还有个知识分子气质，他们还排队去看这些实验电影，现在是一片快餐消费，反智主义，你弄一个东西，他们当笑话看，票房一不好，都跟着落井下石。 北青报：回到这部电影本身的创作，坊间流传最初这个本子是要写萧红、丁玲和张爱玲这三个民国女作家的，真的吗？ 李樯：最早这个创意是许鞍华提的，她很喜欢这几个女作家:张爱玲、萧红和丁玲。《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之前我们就特别想拍丁玲和萧红，这俩人的意识形态、人生轨迹是背道而驰的，政治光谱上差别也非常大。萧红在香港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张爱玲在读港大，不知她俩见没见过，但搞不好在某条街上会擦肩而过，那是一个尾声。最终我们还是觉得丁玲更难实现，就干脆写萧红吧。 北青报：剧本大概写过几稿？ 李樯：我曾经推翻过一大稿，那个写法是故事性比较强的，但是我写了一半之后觉得这个路数不对，我觉得单写一个故事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我更多地是考虑如何寻找一个写历史的崭新的方法，追求一种新形式。 北青报：有你特别喜欢的人物传记片吗？ 李樯：我看了非常非常多，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弗里达》、《莫迪利亚尼和毕加索》等等，大部分传记片都是在写人物人生中的传奇与事件，给一个具体的人物还原，但这种还原又是带引号的。我想写“人被你所知和不被你所知的一种东西”，更让人知道人性复杂。可观众特别喜欢你给他一个具体的东西，你一旦不给，他会陷入到迷惘当中，有一种扑空的感觉，就会很不舒服。 鲁迅曾说：“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于是尺牍就有了出路。这并非等于窥探门缝，意在发人的阴私，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 他在那个年代说的话跟我不谋而合，人怎么可能有一个所谓的固定的规划好的确切的性格呢？人是非常复杂的，和宇宙一样，人物传记片是不是应该给人一个确凿的，主观的、个人的一种对人物的看法？我是质疑的。 所谓间离手法就是要让观众参与进来 北青报：第二稿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吗？ 李樯：第一稿里人物淹没在她的传奇的履历当中，使我们忽视了对她精神内心和复杂性的读解。历史人物都是像海市蜃楼一样的存在。第二稿差不多就是后来电影的样子。人和历史是不可复原的，这是我个人对以往的传记片、历史片的一种区别非常大的个人态度。你弄的细节再像质感再像，那个时代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很虚妄，精神层面根本不可能复原。这种认知使我找到了写作《黄金时代》的办法，就是一定要把这种虚妄带到电影里面。我不是还原，我力争还原，还原里面有主观性也有矛盾性，也有虚构性的，所谓历史是这样的。所以我没有从头到尾写一个人物。 《黄金时代》的结构就是对那个时代进行一种解构，我要让观众知道我们是在扮演这段历史，但我们力争扮演得很像，这样让观众接受它的时候就不是一个完全的被动者，而是一个观察者，他会迫不得已地进入一种思考当中。剧中人物对着镜头说话的时候，就形成了对于这种假定的真实性的破坏。观众刚要投入进这个虚构性的时候，又被真实性打断了，刚以为真实的时候，虚构性又进行新的一个轮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