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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大变局》有助于研究文学史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华书局 顾农 《 中华读书 参加讨论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6-02/17/nw.D110000zhdsb_20160217_3-11.htm?div=-1
    顾农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2月17日   11 版)
    《晚明大变局》,樊树志著,中华书局出版,58.00元
    
    
    
    《晚明大变局》是一本很好看的书,不仅足以帮读者看清明末的真相,也颇有助于文学史的研究。
    
    不久前面世的《晚明大变局》是一本很好看的书,不仅足以帮读者看清明末的真相,也颇有助于文学史的研究,兹略举二例以发其凡。
    
    其一,书中说起顾宪成严厉批评王阳明及其后学,将他们的态度归纳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叹息“即孔子大圣一腔苦心,程朱大儒穷年毕力,都付诸东流已耳。”(《东林书院志》卷二《院规·顾泾阳先圣东林会约》)然后写道:
    
    站在儒家经学的正统立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显然有悖于经学的本义,或者说是离经叛道之论。这样的“原教旨主义”,必然导致抱残守缺,思想僵化。要想打破牢笼,自由思想,“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必然的选择。经典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前进,赋予新的解释,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应当为我所用,不至于成束缚思想的文字桎梏。(第300页)
    
    明白这样的思想背景,就容易理解晚明为什么文学散文那样繁荣,公安派的三袁、竟陵派的刘侗,特别是不搞什么派的王思任(1754~1646)、张岱(1597~1679),全都是散文高手。清代的散文好手如袁枚、郑板桥、沈复之徒,大抵都是走明末小品之路径的。王思任、张岱都是绍兴人,实为鲁迅、周作人的文学先辈。散文的生命力在于思想的自由活跃。在“文字桎梏”里写八股文写经典注疏写高头讲章都可以得心应手,就是写不好散文。
    
    其二,书中最后一章讲晚明的文人结社与言论,重点研究复社。这是个老题目,谢国桢先生早在上世纪30年代已有专书问世,但本书作者却多有新的观察,例如指出晚明多有不足为凭的政治谣言,而谢先生著书时对此警惕不足,遂有议论不尽中肯之处。关于复社卷入政治纠纷的原因,本书指出了这样几点:
    
    复社的成员大多是诸生,或刚入仕途的官员,由于他们的文章闻名遐迩,影响巨大,引起内阁首辅温体仁及其党羽的反 感,视为政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崇祯四年(1631)会试的主考官是周延儒,得中进士的复社头面人物张溥、吴伟业等人成了周延儒的“门生”,在温体仁与周延儒的权力倾轧中,复社成员自然被他看作异己分子……此其一。其二是,崇祯六年(1633),升任内阁首辅的温体仁,为了把支持周延儒的复社纳入自己麾下,指使其弟温育仁加入复社,遭到张溥严词拒绝。温育仁策划了《绿牡丹传奇》来攻击复社,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更为主要的原因,温体仁掌权以来,推行没有魏忠贤的魏忠贤路线,打击排挤东林人士不遗余力,钱谦益、钱龙锡、文震孟、郑鄤都是被他整肃的。在他心目中,复社是东林的延续,必然是他的打击对象。(第482页)
    
    这对于研究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张溥、吴伟业、钱谦益、对于讨论有关作品《绿牡丹》以至《桃花扇》,都大有关系。背景不明则弄不清楚这些人和书,对历史人物间的关系有不同的估计则结论往往大差其远。文史一旦分家,必然两败俱伤,而要真正打通,难度又很不小。比较可行的出路是文学史工作者须高度重视史学界的新成果,特别是像《晚明大变局》这样通观某一时段之全局的最新优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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