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在故乡太行山区沁水县嘉丰乡与农业社社员们共同研究问题
    自2003年以来，我一共写作了6篇关于赵树理文学研究的论文。蒙赵魁元老师的盛意，这次编辑整理成书稿的形式出版。
    这6篇论文分别是：我的论著《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2003年）中的两章“赵树理（一）：《讲话》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赵树理（二）：传统与现代”，主要以赵树理为个案，讨论1940-1950年代的文学转型。收录本书中，分别作为第一章和第二章；第3篇是2005年发表在《现代中国》辑刊上的《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是对《转折的时代》一书中“传统与现代”章节的重写，曾收入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一书中，这里收录为书稿的第三章；第4篇是发表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上的《超越“现代性”视野：赵树理文学评价史的反思》，这里收录作为书稿的绪论；第5篇是我新近写作的对《三里湾》的分析，其中删节版曾以“村庄里的中国：赵树理与《三里湾》”为题，发表于《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理论分析版发表于《台湾社会研究》第99期（2015年6月），题名为“《三里湾》与赵树理乡村乌托邦的‘另类’书写”，这里收录的是完整的写作稿，作为全书第四章；第6篇是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赵树理的乡村乌托邦”（2015年4月30日），收录为书稿的结语。
    6篇文章写作的时间较长，大约从2000年前后持续到现在。在将论文收录到本书中时，一方面为了适应书稿的形式，另一方面也因为有些文章写作年代较早，因此分别做了修订和改写，有些部分则经过了扩充和重写。
    以书稿出版，也不完全出于外在形式的考虑，而是因为我写作的这些有关赵树理的文章，有着内在的连续性，集中在我所关注的几个焦点问题，每篇文章的写作，都是对此前思考的推进。有些文章是对此前写过的问题的全盘改写，比如本书中的第二章与第三章，由于切入角度和思考的方式都有所不同，尽管部分地方有所重复，这里也一并收录。有些文章则是对前面写作中留下或意识到的问题，所作的进一步深入。事实上，我意识到从赵树理引申出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与历史问题，尚有许多可以继续展开的地方。比如一个最明显的问题是，赵树理其实并非仅仅只是一个写小说的作家，甚至也并非仅仅是“文学家”，他的戏曲实践和基层工作经验同样甚至更值得重视。只是鉴于时间和精力，尚未来得及付诸写作实践。因此这部书稿所能展示的，就只是目前我已经完成的部分。
    可以说，这部书稿是我10余年来所做赵树理研究的一个总结。修订和改写的过程，是一个停下来自我反思的过程。对于自己因何关注赵树理、如何思考与赵树理相关的文学与历史问题，在整理和回顾的过程中，慢慢获得了更为自觉的意识。因此，这部书稿对我，更像一个开端，而非结束。
    大约是2000-2002年间，我在处理“40-50年代文学转折”这个课题时，选择了包括赵树理在内的五位作家（其余分别是萧乾、沈从文、冯至和丁玲），来呈现转折期作家的不同选择和创作的不同面向。当时考虑赵树理，主要因为他是《讲话》之后影响最大、也是在转折期顺应时代潮流而一举成名的当代作家。与其他四位带有较为明显的“现代文学”印记的作家不同，赵树理与《讲话》有着内在的契合，是1940-1970年代当代文学不多的几个经典作家之一。因此，《转折的时代》这本书分两章，一章处理当代文坛如何评价赵树理文学，一章分析赵树理文学的独特历史内涵，试图从评价的“外部”和文本的“内部”两个方面呈现赵树理文学的历史意义。这也是我研究赵树理文学的开端。
    在接触赵树理文学之前，我曾花过较多时间研究的现代作家，一是沈从文，一是丁玲。如果说沈从文代表的是现代文学审美实践的极致，那么丁玲代表的则是从现代文学内部超越并克服现代的另一种极致实践。如果拿这两位作家作为文学参照，赵树理无疑是别样的，甚至要说，在当时我的理解中，赵树理文学是否具有“文学性”和“现代性”都是成问题的。关键在于，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恰恰对于现代文学之“现代性”本身提出了质疑。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渐渐地发现，赵树理的别样性正是“当代文学”之独特性所在。如果我们仅仅将对文学和现代的理解局限在现代文学的内部，那么显然，像赵树理这样的试图跳出现代文学体制而为乡土中国的农民写作的作家，讨论其独特性就缺少必要的历史视野和开放的文学眼光。正是在对赵树理文学独特性的理解过程中，我将问题的思考扩大到对现代文学体制的反思，扩大到对当代中国和当代文学现代性内涵的重新阐释。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赵树理，使我跳出了现代文学的历史边界，而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来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实践的特殊性。称其“特殊”，是因为如何理解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实践，研究界其实一直局限在某种以西方式现代文学为规范的理解模式中。在这个模式之外的赵树理，要么被称为“农民作家”，要么被称为“土得掉渣”的“通俗作家”，其文学性与现代性内涵如果不是被否定，也是在次一等的意义上被评价。但值得注意的是，赵树理文学在语言、主题、结构和叙事上的精致，又屡屡使人无法将其归入“粗糙”的通俗文学之列。傅雷对《三里湾》的高度认可，就像日本学者竹内好对《李家庄的变迁》的高评价一样，让人意识到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赵树理文学的好坏，而是人们据以评价这种文学的标准本身值得反思。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我更深地走入赵树理的文学世界，也意识到如何评价赵树理，事实上是反思我们整个现代文学评价体系的契机，并需要从新的阐释框架出发，来重新理解赵树理文学的独特历史内涵。
    三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此后关于赵树理的研究，主要在三个关节点上展开：其一是对赵树理文学评价史的清理。本书的绪论和第一章都属于这方面的问题；其二是对赵树理文学现代性的重新理解，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讨论的问题与此相关；其三是尝试构造一种新的分析框架，揭示赵树理文学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乡村与都市、上层与下层等之间塑造的独特内涵，本书的第四章和结语部分即是这种尝试的粗浅实践。
    这三个关节点，可以说构成了层层推进的关系：对赵树理文学评价史的清理，试图说明迄今有关赵树理文学的评价，其实一直处在某种“似是而非”的状态，未能呈现赵树理文学的全部复杂性。而对赵树理文学现代性内涵的重新阐释，则是在理论前提上矫正研究界对于“现代性”内涵的理解。按照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流观点，赵树理文学只能算是带有浓烈“前现代”意味的、低层次的农民文学，但他创作实践的精致和丰富足以打破这种论断，因此界定赵树理文学的历史内涵，首先需要打破人们关于现代性理解的思维定势，特别是要跳出在作为“新时期”的80年代所形成的那一套阐释框架，才能对赵树理文学乃至整个1940-1970年代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做出新的评价与阐释。而如何显现这种“新”，显然不能局限于研究界已有的批评语言，需要具备新的历史视野、问题意识和理论语言。
    写作本书的第四章耗时最长。一些几成定论的核心概念，诸如“文学”、“个人”、“现代”、“社会”、“中国”等，在我阅读赵树理文学特别是《三里湾》的过程中，都开始成为问题。比如到底什么是文学？是否文学一定以个人化内心和叙事视点作为前提？甚至如柄谷行人分析的那样，所有现代文学的写作其实都源自“内在的人”的透视机制？而《三里湾》以及赵树理诸多文学作品恰恰不是这样的写作方式。那么该如何评价赵树理的文学及其实践？是判定《三里湾》不是好文学或仅仅是次文学，还是去追问我们关于“现代文学”的一些基本前提和观念源自何处，并进一步思考与literature对应的这种“文学”与西欧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揭示出它的特殊“出身”？我选择了后者。为此，有两三年的时间，我一直在阅读一些人类学、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国家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书籍，希望打开那些被封闭在文学视野中的历史和理论问题，在一种新的问题场域中重新激活赵树理文学。
    开始动笔写作关于《三里湾》的文章时，我正在日本神户大学担任一年外籍教师的教学工作。第一次作为普通人久居于日本的日常生活社区里，也作为普通游客闲逛于关西日本的名胜古迹景区中，我惊异地发现，这些号称最好地保留了日本传统文化精神的空间里，不同寻常地弥漫着一种传统与现代交混的暧昧氛围，就好像千百年来的历史未曾改变过地延续到今天一样。这种体验使我震撼。因为在当下中国社会，最强烈的感觉恰恰是到处都能体验到的那种与历史的断裂感。由此，古典与现代的关系不断地作为问题浮现于脑际。于是想到《三里湾》。如果按照赵树理的理想，无论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实践如何展开，他总是希望这些变化都应该在与三里湾“传统”相协调的基础上展开的。自然，日本的社区与赵树理的三里湾相差何止万里，但恰恰是这样一种异国经验的撞击，使我更意识到赵树理当年的“自信”与“固执”，自有其先见之明。
    四
    我并非专注于赵树理研究的专家，10余年的时间时断时续地关注赵树理文学，主要源于这个作家对于理解20世纪中国所具有的独特意义。
    在如何理解古典中国、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这一关键问题上，赵树理及其文艺实践有着无法取代的重要性。他不是一个强调审美性、文学性和西方式现代性的现代文学作家，也不是以阶级政治、典型人物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为取向的当代文学作家，当然更不是前现代的古典作家，而是基于中国西北内陆乡村社会的丰富生活与文化经验，而对三者关系做了创造性的融合与文化实践。其中交织的三个要素，其一是“传统”，其一是“现代”，其一是“社会主义”。可以说，在赵树理这里，“传统”是以乡土中国为基点的，但又是现代视野里的传统；其“现代”是与启蒙理性相关的现代，但实践主体并不被想象为抽象的个体，而是具体人伦-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人（“农民”）；与此同时，赵树理仍旧是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在他这里，“社会主义”的内涵不同于当代文学的主流规范，而被视为同时超越传统与现代之缺陷的更高融合，代表的是一种立足乡土中国现实，用社会主义的理念统摄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别样的思考路径。
    如何重新阐释赵树理文学实践的这种特殊意义，其实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实践需要回答的问题，其实也是今天中国社会在“全球化”、“后现代”语境下重新定位自身，寻求中国主体性的文化实践可以借鉴的对象。特别是赵树理以乡土中国作为基本立足点所构想的城乡关系、现代化实践以及社会主义想象，对于思考今天中国的“三农”问题、“文化自觉”问题、“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问题等，同样富于启发性。
    赵树理是一个对现代中国文学和历史实践之“现代”的限度做过自觉考量的作家。这样的作家，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是极其少有的。这一特点，是不同时期诸种评价无法全部涵盖赵树理文学复杂性的原因，也是今天需要重新理解赵树理的契机，因为正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现代”世界开始显露它的边界。这不只是在“传统文化热”背景下重新思考中国“古典”（及其文化传统和延伸至当下的“活”的民间社会）的现代意义，也不只是以中国为主体思考我们需要怎样的“现代”，可能更涉及如何在批判资本主义维度上重新思考社会主义超越性实践的可能性。
    或许，我们又一次站在了赵树理曾经思考过的问题域中。
    赵树理是别样的，也是未完成的。他留下的文艺实践所提供的丰富历史启示意义，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富有创造力的思想阐释。这是我一直关注赵树理的原因。这也是赵树理仍然应该“活”在今天中国的意义。
    2016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