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像布尔加科夫和普拉东诺夫这些作家的作品，写完后就能和读者见面的话，我们所有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
    著名文学创作论集《金蔷薇》的作者、俄罗斯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临终之前曾如此说道，言语之中不乏惋惜。帕乌斯托夫斯基提到的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1891—1940），这位早逝的“白银时代”文学大师，曾长时间被埋没于一度无比绚烂又一度无比沉寂的俄罗斯文学史。在他生前，作品因种种原因屡屡得不到发表，而其花费十年之功写成的文学名作《大师与玛格丽特》，更是在去世整整二十六年后（1966年），才和他所挚爱的俄罗斯人民见面。
    中国读者对俄罗斯文学的印象，大多仍然会停留于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一批“黄金时代”的大师之上，但对布尔加科夫这个名字，或许也并不算太陌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在陆陆续续译介了他的《图尔宾一家的日子》、《狗心》等剧本和中短篇小说后，终于在1987年，最重要的代表作《大师和玛格丽特》也有了中文版（该年先后推出了由徐昌翰、钱诚翻译的两个译本，徐版译本初名《莫斯科鬼影》）。这个魔王撒旦拜访莫斯科的故事如此奇幻绮丽、想象奇特，那些幽默而不失从容的语词之下，处处潜隐着象征、隐喻、荒诞，盛开着超现实的旖旎花朵，又处处指涉了现实，精妙绝伦，令人拍案。它也被当时正在努力向外寻求现代性表达的国内文学潮流所捕获，余华曾于1996年写过一篇《布尔加科夫与〈大师和玛格丽特〉》，评价道：“在卡夫卡之后，布尔加科夫成为二十世纪又一位现实的敌人，不同的是卡夫卡对现实的仇恨来源于自己的内心，而布尔加科夫则有切肤之痛，并且伤痕累累。”
    在作家去世26年后方才读到其杰作的人们，如获至宝，开始重新整理排列文学史的时间线，并发现它的创作时间比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一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更早。于是，作家本人被后世戴上了一顶“魔幻现实主义鼻祖”的桂冠，以至于马尔克斯不得不以祖母的名义发誓说，自己之前并没有读过《大师和玛格丽特》。但这些迟来的荣誉，其意义更多地只能是对我们这些热衷于标记“节点”的当代人而言的，已经和这位郁郁而终、生前没有机会去展露才华的作家没有什么关系了。
    而布尔加科夫最初的梦想，其实并不是当一个小说家，是当一个戏剧家。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之前，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创作能够反映俄罗斯当代现实的剧本，帕乌斯托夫斯基曾将他的剧作和契诃夫比肩。但这条路出乎意料地艰辛而坎坷——他的十余部戏剧作品，绝大多数都不能上演。直到去世后，他的许多剧作才再次被翻出来，往往甫一上演便获得轰动效应，成为不少剧院多年来的保留剧目，他本人也被视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梦想成为一名戏剧家却在现实中不得志，最后以一部堪称天鹅之歌的“魔幻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获得了最高的声望，这自然归于布尔加科夫的天才所在，但细细品味，似乎又不能不暗示了一种略感悲凉的反讽人生，令人叹息。
    在中国，人们更熟悉的也是《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盛名，对布尔加科夫的戏剧无疑是比较陌生的，仅仅在本世纪初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过一个选译本，内含三种剧作。时隔多年后，今年春天，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双头鹰经典”书系出版了《逃亡：布尔加科夫剧作集》，共收入七部剧作（其中四部为新译），并再版其两部长篇小说代表作《大师和玛格丽特》和《莫里哀先生传》，让人们得以再次与这位被埋没的大师相遇。此外，该书系还推出了勃留索夫、索洛古勃、安德列·别雷、布宁、安德烈耶夫、普拉东诺夫等20世纪俄罗斯作家的代表作品。
    这些年，在与欧美文学阅读的对比观照下，往往有人惊觉，曾经影响了几代人的俄语文学正在变得遥远而陌生。但正如这个民族的性格，属于它的文学也内蕴着一种无法替代的忧郁和沉思气质。布尔加科夫，和他前代的、同代的那些作家们，始终接续着关心人类和大地的精神传统，将永远如同恒星一般，在北国凛冽而庄严的天空里，岿然不动。
    一生
    旧俄历1891年5月3日，布尔加科夫出生于乌克兰基辅的一个家庭，全名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他的父亲是基辅神学院的一位教授，宗教背景对他日后的创作有一定影响。
    布尔加科夫18岁时，考入了基辅大学医学院，于毕业后成为一名医生，并和第一任妻子塔吉亚娜结婚。此时，正逢俄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应征入伍，进入前线医院工作。一战结束后，他和妻子回到基辅，当了一段时间的性病医生，并开始在业余时间写一些小说。
    和大多俄罗斯作家一样，日后由医生成为作家的布尔加科夫，其一生的经历和写作也和大时代紧紧捆绑在一起，在时运的浮沉中变换着自己的位置——尽管多数时候，只是被裹挟着流转，或是进行微不足道的抗争。十月革命爆发后，乌克兰的旗帜处于不断更迭之中，德国人在乌成立的傀儡政权盖特曼、打着乌克兰民族主义旗帜的彼得留拉匪帮、邓尼金率领的白卫军（以支持沙皇的保皇派为基础，和苏联红军对立的军队），轮番到来又轮番溃逃。命运弄人，彼时的布尔加科夫，竟被这三个政权都抓去当过军医。这一段起伏多舛的早期行医经历，成为他的短篇集《乡村医生手记》的直接来源，但更重要的是，让他得以更加深刻地去认识和思考他所身处和见证的时代政治，动荡时期的何去何从、心灵拷问，成为后来他许多作品探讨的主题。
    1919年秋，为了寻找参加白军、失去联络的弟弟，他前往被白军占领的高加索地区。在这里，他渐渐弃医从文，参加了《高加索》报的编辑工作。不久，白军逃离，布尔什维克到来，苏维埃政权接管了报纸，布尔加科夫被任命为文学版编辑，开始从事戏剧创作。
    1921年，他来到莫斯科，希望能在首都实现文学梦想，但和所有怀着梦想的年轻漂泊者一样，在这个最为挑剔的城市里，经历了一段惨淡艰辛的时光。为了生存，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写过各种各样的东西。好在，努力最终得到了回报，他的作品开始不断地在阿·托尔斯泰主编的《前夜报》文学副刊上刊出，渐渐引起了莫斯科文学界的注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加入了人才济济的《汽笛报》编辑部，工作和生活渐趋稳定，文学事业也蒸蒸日上，《白卫军》、《不祥的蛋》等重要小说接连发表，并着手将这些小说改编为戏剧。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非常看好他的戏。
    这个医生出身的年轻作者很快显露出了他在戏剧方面的惊人才华，《土尔宾一家》（由小说《白卫军》改编）、《卓伊卡的住宅》、《逃亡》等的上演均大获成功，场场爆满。尤其是《土尔宾一家》，斯大林本人也非常喜爱，亲自去看过很多场。随着舞台大幕在观众期待的目光中一次又一次拉开、演员在掌声中一次又一次谢幕，布尔加科夫这个名字变得家喻户晓。
    然而，正当这颗新星冉冉升起时，接踵而至的却是命运的再一次捉弄。《白卫军》、《逃亡》等革命英雄题材剧在社会上获得好评的同时，因为其中白军形象的塑造问题，也招致了一些争议和批评。另外，他的另一篇充满想象力的重要作品《狗心》也未能通过，被拒绝发表。当时正逢苏联文坛“岗位派”极左风潮泛滥，媒体上开始对布尔加科夫充满了批评的声音，他的剧被一个接一个撤下舞台，有的已经排好了也被叫停，作品也不再有刊物和出版社发表。对于一个才刚刚崭露头角、兴奋寻求文学位置的年轻作者来说，这种变故和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
    布尔加科夫尝试给斯大林写信，斯大林还是比较珍惜他的才华，亲自给他打电话，并安排他去莫斯科艺术剧院，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领导下工作。他转向了历史题材，创作出了《莫里哀》、《死魂灵》、《普希金》等剧本，但经历了种种波折后，他的戏剧生命已注定不能长久。斯大林诞辰时，布尔加科夫以斯大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为题材写了一个剧本《巴统》，作为艺术剧院的献礼。为了既能符合时代的要求，又能保持艺术的真诚，他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去做，但不幸的是，斯大林本人却不喜欢这个剧本，排演工作也没有进行下去。
    《巴统》是他一生的最后一个剧本。出了问题后，布尔加科夫一病不起，终于在1940年3月10日于莫斯科逝世，年仅49岁。他被葬于契诃夫墓近旁，或许，这两位同样早逝的、同样兼擅小说与戏剧的、分别属于俄罗斯文学两座高峰——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大师，能够越过俄罗斯民族最跌宕的一百年历史，在地下相互致意。
    真诚
    布尔加科夫去世五天后，苏联著名作家、《青年近卫军》作者法捷耶夫在致他的第三任夫人叶莲娜的信中写道： “我立刻就意识到我面对的是一个惊人的天才，一个心地诚挚、禀性耿直的人，一个聪明出众的人。即使在他陷入沉疴的日子里，跟他谈话也依然趣味不减。这种情况在其他人身上是少见的。无论政治家还是文学家，都了解他是一个从不在创作和生活中用政治谎言玷污心灵的人。他走的是一条真诚的路，是始终如一的。”
    这段评论，为后世描摹出一个立体的形象来：清癯，聪慧，机敏，幽默，而最重要的——真诚。
    “他走的是一条真诚的路。”法捷耶夫如是说。多年后，剧作集《逃亡》的中文译者周湘鲁补充道：“怎样在面对 时代的要求 时保持真诚，布尔加科夫思考了很多。”
    《土尔宾一家》、《逃亡》这两个反映革命的英雄剧，是布尔加科夫生前为数寥寥的有幸获得舞台表演的戏剧作品。它们均从白军的视角切入，披拂着一层战争浪漫主义，也显出了布尔加科夫自身对待时代和艺术的真诚所在。《土尔宾一家》改编自他自己的长篇小说《白卫军》，剧中的主要人物是一群沙皇军队的军官，与其说他们是面目可憎的对抗者，更不如说是一群被旧时代遗留下来，却不知道跟从谁、去哪里的彷徨者。曾经的统治者们逃走了，他们却无路可逃，死在了自己深爱的祖国土地上，或是无所适从地迎接未知的新生活。而在同时期其他作品中，白军的形象往往是标签化的，但布尔加科夫是特殊的、独异的，他赋予了他们正直、诚实、爱国的优秀品质，并探入了这一为时代洪流所裹挟的特殊群体的复杂心灵史。这应当也和他早年在外省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有关。
    《逃亡》则以八场现实和幻觉相交织的梦，进一步展现了这群“旧时代的人”的流亡史。“我们打输了战争，被赶出来了”，但迈出俄国的国境，等待他们的不是自由，而是生计的艰难和尊严的尽失。有的人踏上了回到故国的长途，有的人在异国他乡饮下一颗子弹，和《土尔宾一家》一样，透过一个个在宏大历史中无法决定自身命运的微小个体，以及他们那带有北国特色的悲剧性结局，布尔加科夫表达了某种超越出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的、更为广阔和深切的对于人类的同情。
    于是也因此，即便布尔加科夫是在20世纪20年代执笔写作的，即便他冀图反映的是俄苏那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史与心灵史，但当时隔将近一个世纪后，再次进入他的叙述时，也并不会因一道名为“环境”、“时代”或“意识形态”的屏障而被阻隔其外。真实的人性，真诚的思考，在任何时代都贯穿如一。
    而这或许，又能够稍许安慰到布尔加科夫：毕竟，他在生前一直一直写，却没来得及和那些与他同时代的、身处他所反映的那个时代之中的人进行最直接的对话。
    大师
    译者周湘鲁在后记中提到一则轶事。他在彼得堡大学访学时，那里有一位文学教师曾半开玩笑地说过：“布尔加科夫是俄罗斯文学老师最爱的作家。考试的时候抽到了答不出来的难题，聪明的学生会将考题撇在一边，跟老师聊聊《大师和玛格丽特》，一般情况下，老师都会给及格的。”
    想来实在有趣，在世界文学版图上标志出俄语文学之不可撼动巍然存在的，大概更多会是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这样的经典大师，或者蒲宁、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这样的诺奖获得者等，生活在苏联时期的布尔加科夫如何能够突出“重围”，成为“最爱”？当然，所谓“最爱”自然不是绝对的说法，但若当读过《大师和玛格丽特》后，的确很难不被其中惊人的想象力和有条不紊的叙事所折服，仿佛变成了被沾染了魔法、跟在玛格丽特身后飞行的女仆，一路向下俯视奇幻的国度，发出惊呼。
    《大师和玛格丽特》的阅读感觉，实在太不像典型的俄罗斯文学。典型的俄罗斯文学，往往是凛冽的、厚重的、严肃的、带有形而上的思索性质的，这或许和北方的环境与性格有关。但《大师和玛格丽特》，却是温情的、轻盈的、谐谑的、带有浓郁喜剧风格的。这个魔王撒旦拜访莫斯科的奇幻故事，上至判处耶稣死刑的耶路撒冷总督本丢·彼拉多，下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莫斯科文学圈，在现实和虚构的世界里自由滑行，其间时不时冒出的种种妙想，令人啧啧称奇亦捧腹不已。比如在魔王及其助手的恶作剧下，业余合唱团走火入魔，所有人说着说着话就开始唱歌，完全控制不住；又比如让一个人的身体消失，只留他的西装保持原来的姿势办公等等。这些旁枝末节的情节如此生动，仿佛写下这些段落的布尔加科夫，脸上正浮露出一丝狡黠的表情。
    但热闹而圆满的故事背后，现实却是，《大师和玛格丽特》断断续续写了十多年（1928年开始写时初名《鬼怪的故事》），后来作家重病在身，不得不进行口授，而妻子叶莲娜就坐在床边，忠实记录下他的每一句话。直到去世，布尔加科夫也没能完成一份清稿。又是26年后，才得以出版问世。
    彼时处于贫病交加中的作家，在他人生最后的年岁里，竟然写了这样一个从形式到内容都摆脱桎梏的狂欢故事，这本身就有些不可思议。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或许这种狂欢式的酒神精神，正成为了一种救赎，一种照亮。布尔加科夫在其形式和结构的游离之下，是对俄罗斯文学精神传统的继承。剥离出那些轻轻浮于文本之上的细枝末节，他最终想表达的，如最后撕去小丑假面的骑士们的夜空飞行一般，是一些优雅而贵重的东西。魔王毁掉虚伪的城市和卑鄙的权贵们，惟一拯救的是大师和玛格丽特这两个平凡的人，和他们之间绝对伟大的爱情。而大师在文学圈的不幸遭遇中，不难见到作者自身的影子。
    自面世以来，《大师和玛格丽特》的主题一直被众说纷纭。但无疑，它已经成为了俄罗斯和世界文学史最宝贵的财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