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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深圳晚报   作者：方韶毅      2015年10月25日    第A11版
    
    方韶毅(书评人)
    南怀瑾曾说：“要了解中国文化，《三字经》和《千字文》这两本书非常重要。”“我始终赞成小孩子在课余要背诵这本书，到长大了拿出来，一点一滴都有用。”就连劝过青年人千万勿读古书的曹聚仁，在所著《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对《三字经》也颇为认可：“他（王应麟）在《三字经》穿插了许多故事，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最普通的常识，要说宣传的效能，也很少能这么渗入民间的；那些故事中弥漫着儒家的气息。……里巷虽有《二十四孝图》，那些属于独行传的传说，王氏并没采用过。而‘如囊萤，如映雪’，也只是劝孩子们惜取光阴之意，并不像‘天子重贤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样庸俗的。我觉得《三字经》之代表儒家思想，正如《昔时贤文》之代表道家思想。《三字经》把社会人生的积极意义说了，所以认为‘勤有功，嬉无益’。“ 十九世纪初，马礼逊、米怜等西方传教士亦认识到《三字经》在幼儿教育中的重要性，不仅翻译了这本书，而且米怜以此为课本教自己的女儿学习中文，后来他们还模仿《三字经》形式为编写"基督教三字经”为宣教服务。
    由此可见，《三字经》能流传数百年自有其高明之处。今天我们虽然不用奉若神明、盲目相信，但也大可不必嗤之以鼻、束之高阁。我比较赞同骆玉明与钱文忠对谈《三字经》时所言，作为一本启蒙读物，“成人先要解读，注意其中价值观的历史差异，然后引导孩子”。这几年比较红火的《钱文忠解读〈三字经〉》正是契合了这点，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刘炯朗读〈三字经〉》同样关注到了与当下的联系。
    刘炯朗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曾担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二〇〇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近年来开辟新舞台，写作、演讲，上电台做节目，立足国际视野谈中西文化，深受大众喜爱，《下课后的奇幻补习班》《国文课没教的事》等著作在台北书展一亮相，就被马英九列入书单。
    作为资深“理工男”，刘炯朗在解读《三字经》时，结合了当下的一些社会问题，掺入了很多今天的理念尤其西方思想以及最新科研成果等。比如讲孔融让梨时，就运用了博弈理论中的“怎样平分一块蛋糕”来对比，指出“客观的公平”和“主观的公平”背后的数学方式。讲“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时，不仅引用了中国诗文关于东西南北的句子，也举了英国诗人吉卜林的名诗《东西方民谣》为例。再比如讲到“孝经通，四书读，如六经，始可读”，抄录了胡适的白话诗《我的儿子》。他说，胡适劝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不是什么“非孝”，而是“光是做一个狭义的片面的孝顺儿子是不够的”。如此不同于一般讲解的例子很多，别有趣味。
    刘炯朗认为，教育的过程有三种面向：传授、引导和启发。传授是知识的传递，引导是学习方法和习惯的养成，启发是学习兴趣的培养和提升。这三个面向是相互为用，相辅而成的。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三个面向来衡量《三字经》之类的启蒙教材。钱文忠指出：“《三字经》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自以为熟悉其实非常陌生的一部书。”“《三字经》及其所传达思想理念，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两相比较，《刘炯朗读〈三字经〉》与《钱文忠解读〈三字经〉》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