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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廷言是阳明后学中重要的学者，在《万廷言集》尚未整理前，学术界对于万廷言的了解主要借助《明儒学案》。万廷言是易学大家，据黄宗羲所言：万廷言“深于《易》，三百八十四爻，无非心体之流行，不著爻象，而又不离爻象。自来说《易》者，《程传》而外，未之或先也。”（《明儒学案》卷二十一）此段引文中的《程传》即程颐的《程氏易传》。作为宋明理学理论的奠基者、北宋五子之一的程颐，其经数十年心血所作的《程氏易传》无疑代表了易学义理派的高峰，是宋明理学理论发展的奠基之作。黄宗羲作为明清之际的理学、易学大家，将万廷言的易学造诣与程颐比肩，可见万廷言易学思想之精深。 万廷言在阳明后学中的地位也非常重要，他是江右王门巨擘罗洪先的弟子，同时得到浙中王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王畿的点化，综摄江右与浙中王门。据黄宗羲所论：“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其选也，再传而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明儒学案》卷十六）塘南即王时槐，他透性研几、功夫纯正，在阳明后学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这已成为现代阳明后学研究的共识。思默即万廷言，王时槐中年于万廷言处闻艮背之学，静坐颇有得。王时槐八十一岁高龄时，约万廷言会于樟镇，“为会三日而别，会间无多语，其私相印证之言不得闻，别去，先生亟叹思默公之学正当精深”（贺沚《续补王塘南先生恭忆先训自考录》）。由此可见，王时槐与万廷言是阳明再传的中流砥柱，思想极具深度，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 万廷言学术地位颇为重要，但由于文献的缺乏，有关万廷言思想的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目前一些相关的重要学术专著，如朱伯崑先生的《易学哲学史》、冈田武彦先生的《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侯外庐等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等，均未给予万廷言以足够的关注。针对万廷言的重要学术地位与极少的研究成果形成的反差，非常有必要对其传世著作进行搜集整理，进而展开系统深入研究。 万廷言传世的著作搜集整理非常不易，据《明史·艺文志》，万廷言的理学著述有《易说》四卷、《易原》四卷。《人物志》称万廷言平生著述多所发明，理学著述有《学易斋前后集》《易原、《易说》，“其书皆失传”。（《人物·南昌府》，《江西通志》卷六十九）张昭炜先生通过多年的努力，搜集整理了国家图书馆藏明刻善本《学易斋集》二十卷、日本尊经阁文库藏《学易斋集》十六卷、《易原》四卷（附《易说》二卷）、台北“中央图书馆”藏《学易斋约语》二卷，由此，《明史》与《江西通志》所载的万廷言理学著述基本全部得以复现。中华书局将其列入《理学丛书》，从而成为研究万廷言、阳明学、宋明理学、中国易学史、哲学史重要的基础文献，是阳明后学文献整理的重要标志性成果。 国家图书馆藏明刻善本《学易斋集》二十卷，其中前四卷为《易原》，其余为文集。张昭炜先生在北京大学硕士、博士、博士后学习期间，十年如一日，潜心研究，将其抄录整理，反复校对。在以国家图书馆藏本为底本的基础上，与日本尊经阁文库藏《学易斋集》对校，成为《万廷言集》文集的主体。《易原》可以说是万廷言思想最核心的著作，国家图书馆藏本与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本差别较大，这其中的差别体现出万廷言思想渐变的痕迹、演化的进路，是《万廷言集》整理最困难的部分，涉及的问题也最多，从整理的《万廷言集》中这部分内容中密密麻麻的校勘记可以看出整理者花费的大量心血。 台北“中央图书馆”藏《学易斋约语》是《万廷言集》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万廷言于《学易斋约语》卷一前记，在感知来日不多时，对于儒家经典及先贤语录精微之处有体证后，万廷言“兢兢乎约言之，故题曰‘约语’，藏于家，以俟后之君子”。《学易斋约语》虽然不如《易原》论证系统严密，但作为其绝笔之作，仍是研究万廷言心学、易学思想的重要著作，黄宗羲所作《明儒学案》中的万廷言学案引文多据此。 此外，《万廷言集》还收录了《万氏重修族谱》中与万廷言有关的重要资料，如万廷言的画像、与万廷言有关的诰命等。依据《学易斋集》中的有关记载，张昭炜先生与南昌大学的杨柱才教授冒着大雨，在泥泞的山路上、陌生的方言环境中艰苦探寻万廷言的家乡可能留下的一些资料。几经周折，终于在万廷言的故里南昌东溪（现在的南昌市南昌县广福镇东埂村）找到了万廷言的后人万仁传老人及其在文革中冒着极大的风险保存下来的《万氏重修族谱》。在万仁传老人之子万新荣先生的支持下，得以将这些重要的资料收入《万廷言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