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世界文学史，《哈扎尔辞典》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部有“十万个词语的辞典小说”，假托1691年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以词条的形式，叙述哈扎尔人的历史和传说，创辞典小说之先河。上世纪九十年代，《哈扎尔辞典》一经引入中国，其叙事技巧的创造性变革，被许多中国作家所借鉴。二十年后，作者帕维奇另一代表作《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国内。
    这部塔罗牌小说由与大阿卡纳纸牌相对应的22章组成，书内附有一套塔罗牌，可以按照不用的阅读方式来“使用”。既可以按顺序阅读，也可以先把纸牌打出，再按照牌阵顺序去读相应章节。根据抽取牌面不同，其阅读方法从理论上说接近无限种。22张牌和22段故事，彼此相关，又有一定独立性，近似于一个“充满超链接的互联网辞典”。
    可以说，《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是结构大师帕维奇的“再次出击”。阅读方式的改变，意味着写作方式的改变，这固然是作者的大胆尝试，也体现了帕维奇对21世纪未来小说发展方向的探索。
    “小说的末日是否就要到了？”帕维奇在《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附录写道，“实际上，小说的内容已经死板两千年了，总是受制约于无情的原型模式，我认为这种状况已经走到头。发生危机的是我们阅读小说的方式，而非小说本身。我试图通过提升读者在一部小说创造过程中的角色和责任，来改变阅读的方式。”
    上周，《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译者、知名出版人曹元勇来到广州方所书店与读者见面，并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他向记者透露，目前正着手翻译帕维奇的作品《风的内侧》，而另外两部小说《双身记》、《鱼鳞帽艳史》将于今年出版。
        访谈
        南都：对于帕维奇，中国读者可能更熟悉他的《哈扎尔辞典》，能谈谈你最初是如何与帕维奇结缘的吗？
    曹元勇：第一次接触帕维奇是在1997年第二期《花城》上转载的《哈扎尔辞典》。初读令人震惊，对我来说完全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90年代中后期我们在学校学习的一大批年轻人对先锋文学非常仰慕。当时，《哈扎尔辞典》讲的又是一段我们不太了解的欧洲历史，又包含三大宗教的交叉重叠，跨越了从九世纪到20世纪的历史。它的结构是立体交叉、多层次、开放性的，它的开头结尾在任何地方，让我觉得这种小说就是文学创作的未来，仿佛就是未来的小说该有的样子。当时就特别仰慕，像神一样把它供在心里，从那时候开始关注帕维奇的作品。
    后来我在美国买了三本精装本的帕维奇，又托朋友买到了《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贝尔格莱德简史》，这些对帕维奇的阅读都起源于20年前的那本《花城》杂志。
        南都：从内容和形式上来说，《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和《哈扎尔辞典》有哪些异同？
    曹元勇：对这样的作家来说，很难简单地做区分，因为他的小说内容和形式是一体的。当你讨论内容，就必须讲得清楚它的形式。不像有的小说，形式就是形式、故事就是故事。从这个角度来讲，帕维奇是那种不会重复自己的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的故事、艺术结构、写作方式完全是新的。
    《哈扎尔辞典》是一部词典小说，有三大宗教编写的词条和编撰人的解说；《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不是词典小说，用的是塔罗牌的形式，但它的结构也是开放的。表面上看每张牌独立，却有内在联系，是用一张一张牌和故事对应组建起来开放式的小说，任何一章都可以是开头，任何一章都可以做结尾，只要你愿意做这样的尝试。他把更主动的阅读权力交给了读者，读者可以参与到这本书的新的创作。
    世界上好玩的书看似很多，实则很少。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肯定是世界上最好玩、稀有的书之一。无论它的形式结构还是故事，它让你脑洞大开，一瞬间又觉得自己认识并不透彻，它不会让你一眼就看明白。
        南都：你更推荐读者按篇目顺序读，还是按塔罗牌牌阵顺序读？
    曹元勇：我们都习惯从第一页开始阅读，还是建议先从头到尾读一遍。如果你对某一张牌的意义特别感兴趣，可以挑一篇出来读。对西方文化比较了解的读者，可以从“审判”那一章开始。就看个人的兴趣和阅读时的情境。
        南都：在帕维奇之前，卡尔维诺也写过塔罗牌小说《命运交叉的城堡》。有人把帕维奇和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埃科归为一类以“智性”写作的作家，你认为他们有何相似之处？
    曹元勇：这需要回到我们80、90年代，中国文学思潮非常活跃的时代，当中出现传统现实主义写法、早期现代、意识流、内心独白等等，光这些是不够的，所以才有了帕维奇、卡尔维诺、博尔赫斯、艾科这一类的作家对中国的影响。一方面他们的写作充满机智和高智商，另一方面，有的现代小说充满了荒诞和情绪化，但他们这几个作家非常冷静。他们的作品永远不是世界的反照，哪怕是变形的反照也不是，他们是创造了另外一个世界，就像爱舍尔的画，上升的阶梯和下降的阶梯绕了一圈又重合，底层楼梯搭到二楼窗户里面，完全超脱我们的现实经验。有一段时间我感觉文学艺术的创造，也许这样的方向才是未来的，才是21世纪的。
    而且，不像现实主义可以被学习借鉴，他们这一类作家是不可重复的。比如博尔赫斯，每一部小说就像一座图书馆。我们今天对他讨论很多，但其实认识得并不透彻，首先一点是不了解拉丁美洲的文化构成，他的作品有南美印第安、玛雅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又有西方天主教、东正教文化，大洋洲土著文化，只要有一方面不太了解，博尔赫斯的好多问题其实是说不清楚的。再比如帕维奇，他和欧洲，尤其是东欧历史、拜占庭历史、巴尔干半岛从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的历史息息相关。这个地方在历史上一直处在各种强大势力的交锋地带，塞尔维亚又是很倔强的文化，有它非常雄厚的民族历史和民间文学的传统。其实，从翻译家到读者，我们的眼界还受限制。
        南都：这样的话，帕维奇是不是那种“选择读者的作者”，他挑战读者的耐心和知识储备。
    曹元勇：我觉得有没有知识储备都可以读帕维奇，某种程度上，这几个作家比较一下的话，帕维奇更让你有现实感，更容易获得“发现”的喜悦，毕竟它有现实的线索在里边，读起来也更容易。这几个作家，除了帕维奇之外都有完全虚构和幻想的作品，而帕维奇映照的是社会现实、民族国家的历史，这一点不太一样。读帕维奇你会直接感觉到一段历史的冲击力，一种“惊悦感”，既惊奇又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