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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晶报   作者：廖峰    2015年11月22日    第A13版
    
    
    《晚明大变局》 樊树志 著 中华书局 2015年8月版
 
 
    2015年初，樊树志先生的《晚明史》修订再版，在《导论：“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中，樊先生从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经济与晚明社会、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与市镇的蓬勃发展、耶稣会士与早期西学东渐三个角度探讨了晚明社会的巨大变化。年中，樊先生又出版的新作《晚明大变局》，更进一步深化了晚明现代化的主题，从“海禁一朝贡”体制的突破、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漩涡等六个角度再次深入探讨了晚明的“大变局”。将两部著作加以对比，就能发现樊先生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思想解放运动和文人结社两个新的研究主题。不过，他认为自己这部书最主要的两个亮点“一个是对外开放，一个是解放思想”。那么，我们就从这两个角度入手，来看看樊先生笔下的晚明的“大变局”。
    世界潮流激荡下的对外开放
    15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为了追求更新的航道，开始向美洲和非洲不断地探险，逐渐拉开全球化的帷幕。从此，人类的活动不再局限于某一个洲，而是全球各大洲；人类的视野不再是半个地球，而是整个地球。中国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在世界潮流的激荡下，晚明社会也逐渐出现新的发展与变化。
    伴随着全球化的开始，国际间的贸易业迅速地开展起来，而这一时期国际贸易最大的赢家无疑是中国，德国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所说：“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因此，正如印度总是短缺白银，中国则是最重要的白银净进口国，用进口美洲白银来满足它的通货需求。美洲白银或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入中国，或者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根据他的研究，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的白银30000吨，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7000吨至10000吨，约占世界白银产量的1/4至1/3。甚至有学者认为，通过贸易渠道，全世界白银的一半最终流入中国。
    中国一方面进行着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另一方面又执行着最严格的海禁政策，大明王朝的统治者依然禁止人民私自出海与外国商人贸易。在国际贸易巨额的利润引诱下，西班牙、葡萄牙商人来了，由于它们不是朝贡国，无法进行朝贡贸易，所以只能走私；民间商人也不能下海，因此也只能走私，明朝中期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武装走私活动，其中最为极端的例子则是倭寇。根据研究，樊先生认为，所谓的倭寇其实就是中日之间的武装走私活动。后来，在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不断的呼吁下，终于在1567年，明朝政府正式开放海禁，准许人民进行海外贸易。
    海外贸易的繁荣，必然带动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国际市场上对于中国丝绸、棉布的需求，刺激了中国内地市镇的手工业生产。太湖流域的丝绸业市镇，以出产优质生丝而闻名于世，统称为“湖丝”，在国际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声誉，成为各国商人争购的抢手货。用这种“湖丝”织成的各色绸缎，也是行销海内外的名牌产品。仅次于丝货的棉布，主要产地也在江南，江南的棉布业市镇出产的精品棉布，号称“衣被天下”，不仅行销全国，还远销海外。刊印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筹海图编》就已记载，运往日本的中国商品，第一位是生丝，第二位是丝绵，第三位就是棉布。而这些棉布的产地就是江南的棉布业市镇。从上述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国际市场的需求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江南市镇丝织业和棉纺业的发展。
    晚明的思想解放运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樊先生看来，王阳明所领导的新学运动，恰恰代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王阳明和他的弟子的带动下，冲破思想的桎梏，挣脱名教的牢笼，思想解放的浪潮滚滚而来，思想界流派纷呈，讲学之风盛行，互相辩驳诘难。有了这样的氛围，使得西方科学文化得以顺利地传播、弘扬，培养出了一大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
    然后是西学东渐。随着欧洲商人的步伐，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通过澳门这个渠道，进入中国。他们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传播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文化，不仅使得中国在文化上融入世界，“西学”以前所未见的巨大魅力，深深吸引一大批正在探求新知识的士大夫们，短短几年，就掀起了西学东渐的高潮。因此，西方学者把利玛窦称为“科学家传教士”，中国士大夫则把他叫作“西儒利氏”。
    再则是文人结社与言论。更多的士子、文人有了自主意识，文人结社蔚然成风。在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江南，涌现出许多文社，其中以常熟的应社、松江的几社和活跃于江南的复社最为有名，影响所及，遍于全国。学人们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畅所欲言地交流心得，无所顾忌地高谈阔论，成为晚明社会一道明丽的亮色。
    以上是樊先生这部书的大体观点，樊先生已七十八岁，精神矍铄，看起来对自己这部晚年的代表作也颇为满意，他尤为在意的是对晚明历史局势的大判断，他说：“晚明有大变局，不是历史学界的共识，是我的一家之言。”樊先生虽然言之凿凿，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注意和思考，那就是：晚明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之中，并没有发展出工业化革命；在思想上，阳明心学和耶稣会士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并没有产生中国式的启蒙运动；虽然有文人结社和言论自由，但并没有产生现代性的政治体制，使中国彻底走出中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