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出版报》：北川是我最珍贵的学术田野
□王明珂
最近一年中，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我的《羌在汉藏之间》与《寻羌——羌乡田野杂记》（简称《寻羌》）两本书。《羌在汉藏之间》由接洽到往来校对，共进行了一年多，因此它在去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不久出版，在时间上实为巧合。《寻羌》却是灾后我刻意挪出些时间写就的。过去许多朋友都建议我，将1994年至2003年之间的羌族田野考查经历写成一本田野杂记式的小书，但我都以学术研究工作为重而不愿进行此事。今年年初﹐在经历了许多灾后的震惊﹑哀恸﹑忙碌以及在此过程中对自己学术生涯的反思与新认知之后，我一面翻览过去在羌区摄的田野照片，一面重拾记忆写成这本书。
《寻羌》并不是《羌在汉藏之间》一书的副产品，更不是它的通俗版，而是我——作为一个长期游荡在各知识领域间﹑在异地“田野”与本地现实间﹑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寻觅者的自剖与表白。这样的自剖与表白﹐对一个经常隐藏在 “客观的”学术﹑理论与术语中的学者来说，是一种冒险：其著作可能由于表露主观情感而有被“解构”的危险，然而这也是一种坦然揭露。我认为学者，特别是恃“田野”以骄天下的人类学者（他的学问无可非议，因为他“曾在那儿”而读者多无此“田野”经验），应对读者有如此的自剖与表白。
我的寻羌之旅，应不只是在1994年至2003年之间，也并非结束于《羌在汉藏之间》出版之时。从更广远的角度来说，我只是承继并踏上一个延绵了至少有3000余年的“寻羌”旅程——从殷商之人在甲骨上刻下“羌”这个字开始﹐中原之人便在不断地寻找及想象“谁是羌人”。这样的寻找与想象，以及相关的羌人历史书写，不断地界定与再界定“西方羌人”。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不但使得羌人的血液与相关记忆不断融入古之华夏﹑吐蕃与所谓“西南夷”之中，也使得今之羌族成为汉﹑藏及许多西南民族的共同“边缘”或“起源”。
《寻羌》与《羌在汉藏之间》两者共同之处﹐也就是我对羌族历史﹑文化与社会的特殊理解。譬如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我将流传于羌族山沟中的种种“弟兄祖先故事”理解为一种“历史”，是一种“弟兄祖先历史心性”下的产物。在《寻羌》中，我希望能以更生动的山沟生活情境描述，来让读者了解为何“弟兄祖先故事”会成为本地“历史”，也因此能反思我们（指有深远文字文明的人群）所相信的“历史”，事实上是另一种“英雄祖先历史心性”的产物。又如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我提出亲近人群间“一截骂一截”的文化互动模式，以此解释宏观历史变化的微观社会过程。由明代到近现代，北川人的“汉化”是宏观历史上的事实。若只注意20 世纪上半叶几乎所有北川人在穿着﹑饮食﹑年节习俗﹑语言等方面都与汉人无异，那么我们可能为汉文化之如“大海能容”为傲。然而造成此“汉化” 结果的微观社会过程，却保存在北川山间村落人群的记忆中，保存在本地“过去人们一截骂一截”这样的话语之中。简单地说，是亲近人群间“一截骂一截”的对上游村寨人群之歧视，以及被歧视者对邻近汉化村寨民众之生活习俗与 “祖源”之模仿﹑攀附、推动的过程。
因此在学术上，北川是我最珍贵的田野地点。然而在个人情感上，我不愿称北川为我的“田野”，就如我不认为北川朋友们是我的“报告人”（人类学术语）一样。在《寻羌》中，我回忆老友董正寿亲手为我做荞麦馍馍，回忆我们一同翻山越梁的情景。希望以北川人对 “吃荞麦”这回事的看法为背景，说明过去本地“一截骂一截”的情况。
汶川是最接近南方汉人地区的羌族县﹐过去也是汉化程度很深的地区。因此长久以来，接受或排拒汉文化，在本地成为一种深植的矛盾困境。在《寻羌》一书中，我诠释汶川的“孝子变孽龙故事”。当初说这故事给我听的是前汶川文化站站长汪友伦先生。讲的是一个岷江上游的孝子吞了神珠，变成一条十分口渴的蛟龙。蛟龙要更多的水，所以离了母亲往下游去，到了都江堰他成了作乱的“孽龙”，被二郎神锁在江底。我想这故事是否反映着许多如汪先生那样的羌族人想法：需要更多的水来止渴，但又离不开岷江上游的母亲，更恐怕到了平原成为被锁在江底有志难展的孽龙？
这个故事以及茂县的“射蟒英雄故事”被我收纳在《寻羌》一书中。本书中的“射蟒英雄故事”是我所听得的同类故事中最奇怪的一个版本。故事中的主角以及最终的成功者，居然不是山里的“射蟒英雄”，而是他家里的放羊娃子——一个汉人。因为他哪里都敢去，还敢说，到处都吃得开。相反沟里的英雄好汉能射杀大蟒，但走不出雁门关，却说是自己身躯太大过不了雁门关。这故事与前面孝子变孽龙故事一样，都反映着过去羌族对于到外界（汶川或映秀以外）发展既期盼且畏惧的复杂情感。
在《寻羌》一书中，我除了表述自己多年田野旅程中的一些经历外，更重要的是借着这些经历让读者感受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包裹在“羌族”概念中所谓有共同语言﹑文化与社会背景的一整群“民族”。这也是对人类学著作的一种反省与反思——在人类学书写典范下，被描述的“人”皆失了他们的个性，而成为“民族”。
人类学书写的这个倾向，十分明显地表露在两本早期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著作上。这两本著作，一为黎光明﹑王元辉所著之《川西民俗调查报告1929》，一为凌纯声﹑芮逸夫著于1940年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黎光明﹑凌纯声与芮逸夫，皆为我所任职的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前辈学者。比较这两本著作，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非常明显的歧异。《川西民俗调查报告1929》对岷江上游羌﹑藏族（当时称西番）的描述，充满了作者主观情感下的笑谑文字，且书中描述的是一个个有名有姓，有情感与个性的“人”。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作者们的主观情感被格式化的人类学描述隐藏起来，同时一个个的“人” 都不见了，他们被书写为“苗族男子”、“苗族妇女”或“苗族猎人”。
《羌在汉藏之间》无论如何仍是一本学术著作，我无法避免地尽量“客观”书写，且让我的羌族朋友们皆化身为“一位中年羌族”或“羌族知识分子”。在《寻羌》这本书中，我弥补前愆，让我认得的羌族成为有血肉的个体。譬如，我用较多的笔墨描述松潘小姓沟中的杜杰一家人以及我在沟中的活动，希望如此能带给读者身在此山沟中的感觉。
我希望这也是一本“异类民族志”。在这本“异类民族志”中，透过活生生的人以及他们的行为﹑话语，透过一些细微的事件和一些神话传说，让读者更深切地认识羌族——他们不是一个有恒久不变民族文化传统的“民族”，而是一群有意图、情感并为追求美好生活与更有尊严之社会地位而努力不懈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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