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乡村与城市》是威廉斯饱含深情的一部理论著作，不但探究了英国文学传统中以选择性叙述为前提的乡村与城市关系书写的传统及其局限性，而且通过阐释这一探究的意义、内涵及其与其他事物的联系，揭示了英国文学传统中基于情感结构的乡村与城市叙述，并且基于他自己的情感结构重新书写了乡村与城市的关系，证明了他本人作为理论家的深邃、作为批评家的深刻以及《乡村与城市》的方法论意义。就主流论述对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割裂和简单化处理而言，处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过程中的中国与威廉斯所考察的英国不无相似之处，因而《乡村与城市》对当下中国也具有某种启示性。
    关 键 词：乡村/城市/情感结构/选择性叙述/重构
    作者简介：徐德林(1968- )，男，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国文论，文化研究，近期发表的论文有《文化研究学科化即末途之旅?》(载《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3期)、《接合：作为实践的理论与方法》(载《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论著有《重返伯明翰：英国文化研究系谱学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雷蒙德·威廉斯被称为“英语世界最具权威性、一贯性和原创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①、“战后英国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批评家”②、“战后英国学识最渊博、最有成就、读者最广泛、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作家”③。过去数十年间，尤其是在他于1988年去世之后，他的著述始终是文学、文化研究、媒体研究等领域学者的主要理论资源和研究对象之一，而其中最被人关注的当属《文化与社会：1780-1950》《漫长的革命》《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等一系列发轫性理论著作。它们不但在智识层面有效地凸显了文化研究在英国何以能够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与发展、作为一种方法在世界各地引发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而且可以大致勾勒出威廉斯如何建构以文化唯物主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及其从文化主义者到文化唯物主义者的转变，如何在丰富和发展英国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同时成功地推动了英国本土的文化主义与欧陆马克思主义的深度融合。然而，相较于其《漫长的革命》等代表作的耀眼的“旅行”，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却似乎“曝光不足”，尽管它有效地凸显并丰富了文化唯物主义这一威廉斯标识性理论的核心要素之一——“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又译“感觉结构”)，堪称威廉斯从文化主义者转变为文化唯物主义者期间的力作。本文将聚焦《乡村与城市》，考察作为一种方法甚至方法论的情感结构：一方面是威廉斯对英国文学传统中基于理想化的情感结构的乡村与城市关系书写的梳理与反思，另一方面是他以主要基于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而形成的情感结构来重构抑或重新书写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从而为我们思考城乡问题提供了“希望的资源”。
    一、情感结构
    威廉斯在其学术生涯中始终游刃有余地穿行于多个领域，从传统的文学批评到“新兴”的文化研究与媒体研究，从戏剧到左派政治，是位令人信服的理论家、评论家，而正如以《志愿者》为代表的“威尔士三部曲”所证明的，他同时还是一位感情充沛的优秀作家。借助同时作为一个概念和一种方法的情感结构，威廉斯实现了理性思想与感性世界的耦合(articulation)——连接与表达。换言之，情感结构不但作为文化唯物主义的核心促成了威廉斯的理论家地位，而且构成了打开其理性思想的一把感性钥匙，虽然威廉斯通常是把情感结构作为一个自足的概念在使用，从未对它有过任何清晰的定义。历史地看，威廉斯对情感结构的理论探讨始于他与迈克尔·奥罗姆(Michael Orrom)合著的《电影序言》(Preface to Film)④，他在其中谈到艺术家必须遵循戏剧“惯例”(convention)——“总体表达”(total expression)的实现——时指出：
    在对某一特殊时期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精确地重构物质生活、社会组织和支配性概念……我们考察作为沉淀物的每一种因素，但是在时代的鲜活经验中，每一种因素都溶解其中，是复杂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从艺术的本质出发，似乎艺术家所描绘的正是这一整体性，而从根本上看，总体性和支配性的情感结构的影响，只是借用了艺术来表现而已。我们在不同程度上把艺术品和总体性的任何一部分联系起来，都是有益的；但另一方面，即使人们尽量估量并抵制可分离的部分，仍然有一些我们找不到外在对应项的因素，这是一种共同的认识经验，这一因素也就是我所谓的一个时期的情感结构，并且只有通过对整体性的艺术作品的经验，它才能被我们认识。⑤
    由“我们找不到外在对应项的因素”所构成的情感结构是一种连接个人、群体、社会的纽带，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共同的认识经验”，兼具外在的总体性和内在的主体意识，因而在突破形式主义、将艺术批评从封闭的文本分析拓展至开放的社会历史分析的同时，对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析提出了质疑，正如威廉斯研究专家约翰·希金斯所言：“当正统马克思主义将一切形式的艺术表现视作经济基础中的事件和变化的附属影响的时候，情感结构在社会性凝聚和社会变迁中赋予艺术一种基本的构成性力量。”⑥这一研究思路在威廉斯的后期相关著述，比如《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及其修订版《戏剧：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尤其是《漫长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得到了有效延续和发展。通过这些“几乎是纯理论的”著述，威廉斯指出，情感结构一方面就像“结构”一词暗示的那样，稳固而确定，但它在我们最脆弱、最不可触摸的活动部分发挥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讲，情感结构就是某一时期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的所有要素的特定的、活生生的产物。正是在这方面，一个时期的艺术(广义的艺术，乃至包含表达观点时的那些独特的方式和语气)至关重要。⑦
    另一方面，情感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代人都会在承继上一代人的情感结构的同时，基于自己对世界的“反应”型塑一种新的情感结构：
    我并不是说情感结构与社会性格一样，为共同体中的很多个人以相同的方法所拥有。但我认为在一切现实的共同体中，它是一种非常深入、非常广泛的拥有，因为交流正有赖于它。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它似乎不是在任何正式的意义上习得的。每一代人都会在社会性格或者一般的文化模式方面培养自己的继承人，并取得相当的成功，但新的一代人将有自己的情感结构，它看起来不像是“来自”何处，因为在这里，非常明显的是，变化着的组织结构已对有机体发生了作用：新的一代以其自身的方式对它所继承的独特世界做出反应——保持众多的可被追溯的连续性；复制这一组织的众多部分，它们可以被分开描述，但依然可以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感受其整个生活；将其创造性的反应形塑进一种新的情感结构。⑧
    威廉斯之所以选择使用“情感”而不是更为正式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等概念，是因为“情感”不仅包括“被正式地坚持的、系统的信仰”，而且关乎被人主动体验、感知的“意义和价值”⑨。鉴于“被正式地坚持的、系统的信仰”与“意义和价值”之间的关系是多变的，情感结构关乎的是
    冲动、抑制和格调等个性化元素，尤其是意识和关系等情感元素：不是与思想相对的情感，而是被感受的思想和作为思想的感受，即一种在场的实践意识，它存在于一种活生生的、彼此关联的连续性之中。于是，我们把这些元素定义为“结构”：一如一个集合，既有具体的内在联系，同时又相互联系和充满张力。(Marxism：132)
    从这个意义上讲，情感结构是一种“依然处于过程之中的社会经验”，明显不同于“经验结构”(structure of experience)：“一种替代性的定义即‘经验结构’：虽然该词在某种意义上更好更宽泛，但难度在于其意义之一呈现出过去式，而这是认识正在被定义的社会经验领域的最主要的障碍。”(Marxism：132)作为一种处于过程之中的社会经验的情感结构虽然经常被认为不是社会性的，而是个人的，孤立的，关乎个人气质的，但在分析中却显现出新兴性(emergent-ness)、联系性和支配性等特征，显示出其特定的组织层次。随着这些个性化元素日渐被形式化、被分门别类、被建构进机制和型构，它们会更容易被人认可，继而催生出一种新的情感结构。所以，“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情感结构’是一种文化假说，这种假说实际上源自试图理解这些元素以及它们在一代人或者一个时期的联系，总是需要通过交互作用回到这些例证”(Marxism：132-133)。
    简言之，作为一种实践意识，情感结构既不是凝固不变的，又是相对稳定的；情感结构分析即对各种元素的动态分析，通过揭示文化因素的物质力量，把握文化的现时性、连续性和流动性，把握文化进程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样一来，威廉斯有效地“耦合”了情感结构与代表新兴革命力量的新兴或“前新兴”(pre-emergent)文化因素，一如他所言：
    因为情感结构可以被定义为变动不居的社会经验，迥然有别于已然被塑形、更加显而易见和即刻可用的其他社会语义型构，所以，无论如何，并不是所有艺术都关乎某种当代情感结构。大多数现行艺术的有效型构都关乎已然显在的或者支配性或者残余性的社会型构，而变动不居的情感结构主要关乎新兴的型构(虽然经常是以旧有形式中的改型或者搅扰的形式)。(Marxism：133-134)
    因而，情感结构被作为威廉斯的“主要理论贡献”而得到了肯定⑩，但我们必须知道，它同时也是作为一种方法甚至方法论而被建构的，正如威廉斯在分析以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为代表的十九世纪英国工业小说时所暗示的：
    放在一起阅读的时候，这些小说似乎不但非常清楚地阐明了传统正在确立的对工业主义的普遍批评，而且阐明了具有同样决定作用的普遍的情感结构。认识到邪恶，却又害怕介入。同情未被转化为行动而是退避三舍。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种情感结构持续地进入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和社会思想的程度。(11)
    根据威廉斯自己的叙述，他对情感结构实践的论述主要见诸《现代悲剧》《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和《乡村与城市》(see Marxism：6)。在以悲剧的现代经验为起点历史地反思悲剧传统的《现代悲剧》中，威廉斯指出，虽然“文化史学者关注的不是现代和传统的对比，而是它们之间的联系”(12)，但因为“传统不是过去，而是对过去的一种解释，一种对先辈的选择和评价，而不是中立的记录”(Modern：15)，对传统和延续的主张难免会误导我们对悲剧的认知。所以，威廉斯主张悲剧“是一种直接经验、一组文学作品、一次理论冲突、一个学术问题”(Modern：12)，即并不存在一种绝对普遍的悲剧理念；他宣称悲剧并不是一种永恒不变的存在，从而否定了乔治·斯坦纳所谓的“悲剧之死”。在威廉斯看来，悲剧已然经历了从古希腊悲剧传统到现代悲剧的演变和发展，但每一种悲剧传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情感结构。比如，中世纪悲剧遭遇了史无前例的世俗化，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则变为了菲利普·锡德尼所谓的“甜蜜的暴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坚持当下语境中的悲剧讨论应当聚焦在现代悲剧中起支配作用的情感结构及其内部变化以及情感结构与戏剧结构之间的关系。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威廉斯基于对“一个存在于人的愿望和他的忍耐力之间以及二者与社会生活所能为他提供的目的和意义之间的不容忽视的距离”的思考(Modern：12)，在耦合传统意义上的悲剧与作为日常生活经验的悲剧的同时，建立起了悲剧与革命之间的联系。威廉斯就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念，比如“一般的悲剧观念特别排斥社会性的悲剧经验，而一般的革命经验则特别排斥悲剧性的社会经验”(Modern：64)、“浪漫主义是革命的原始冲动在现代文学中的重要表达”(Modern：70)、“对革命的最终检验在于社会活动的模式及其深层的人际关系与情感结构的变化”(Modern：75)等等。革命与悲剧的关系问题复杂而难解，耦合革命与悲剧则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如威廉斯意味深长地指出：
    我们这个时代的复杂性人所共知。使革命受阻的反而是革命政权的僵化和粗暴，许多革命者因而变得冷漠。然而，也正因为他们的斗争，革命者的后代才有了新的生活和新的情感。他们视革命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以人的声音回应死亡和苦难。(Modern：202-203)
    在《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中，威廉斯不但进一步阐释了他在此前著述中所说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共生共长”的关系，即“社会不仅是个人价值和人际关系的载体，也是活跃的塑造者、活跃的毁灭者”(13)，而且贡献了“可知共同体”(knowable community，又译可知群体)这个概念：
    在某种意义上，大多数小说都是可知共同体。它是小说家为了以本质上可知的、可交流的方式呈现人物及其关系而提供的传统方法的一部分——潜在立场与方法。这种方法怀抱的信心多半取决于某种特定的社会信心和经验……可知的和因此被知的关系构成并属于全然被知的社会结构，在关系中并通过关系，人物本身可以全然被知。(14)
    威廉斯指出，小说家必须以蕴含时代情感结构的方法来确保小说人物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可以被理解，可以发挥交流的作用。狄更斯相较于之前的小说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以蕴含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情感结构的小说形式呈现新的社会现实，型塑了一系列反映新兴城市文化的可知共同体；型塑新的可知共同体意味着使用新的方法，而新的方法则意味着对新现实的经验。
    二、传统乡村与城市关系发微
    1973年，威廉斯出版了他饱含深情的理论著作《乡村与城市》，此书的缘起是他受邀为一本关于乡村的书撰写书评，那时他的初衷是考察和探讨“如何阅读英国乡村宅第诗歌(country house poem)”(15)。为了挑战“半是想象、半是观察所得的乡村英国”(16)版本的惯例，威廉斯研读了多部以“乡村”和“城市”为主题的十六至二十世纪英国文学作品，梳理了其间关于乡村与城市的各种论述，发现了这样一种定型化的、二元对立式的乡村与城市关系：
    乡村汇聚了人们有关自然生活方式的观念：宁静、纯洁和质朴的美德。城市则汇聚了“高度发展的中心”这一观念：知识、交流和光明。人们也已然形成强烈的对立性联想：城市是喧嚣、俗气和充满野心的地方，而乡村则是落后、愚昧和处处受限的地方。(Country：1)
    这样的“对立性联想”不但古已有之，而且早在城市开始被视为一种独立的机体存在的时候就被固定下来了(see Country：46)，不但引发了“从维吉尔时代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代的一种生活方式突然中止”(Country：9)之类的观点，而且催生了一种以“消失的农村经济”、“快乐的英格兰”、“过去的好日子”、“黄金时代”为能指的怀旧情绪，其结果是文人们把情感投向了代表“宁静、纯洁和质朴的美德”的乡村。乡村与城市在文人们笔下的意象截然不同：“乡村的一般意象是一个关乎过去的意象，城市的一般意象是一个关乎未来的意象”(Country：297)；在“一个未被定义的现在”，“一个被体验为紧张状态的现在”，乡村与城市的对比被“自然地”用来确认“我们内心各种冲动的悬而未决的分裂和冲突”(Country：297)。所以，在华兹华斯等文人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情感结构，即“关于乡村的观念即关于童年的观念”，它“常常被转化为关乎乡村往昔的幻觉：连绵不断的、无穷无尽向后退去的‘童年时代的快乐英格兰’”(Country：297)。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未被定义”、“被体验为紧张状态”的“现在”导致了人们的著述中不乏英格兰农村“现在正在消失”这类观点，但他们眼中的“现在”却始终像自动扶梯一样向前移动(see Country：9)。比如在利维斯和汤普森(Denys Thompson)看来，“旧英格兰”的“有机社会”(organic community)消失于他们出版《文化与环境：批评意识的培养》(Culture and Environment：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的1933年的“最近”；斯德特(George Sturt)认为，英格兰农村的消失要么发生于1861年之后的圈地运动，要么发生在1900年之后的住宅解决运动时；乔治·艾略特坚信，古老的乡村英格兰终结于1820年代和1830年代初。所以，向前追溯可谓是文人们的一种情感结构，是他们勉力摆脱各种张力纠缠的行为，这不但导致了上述二元对立的乡村与城市及其关系认知的定型化，而且引发了一种“田园符咒”——文人对乡村的喜爱引发了对城市的憎恶，而他们对城市的憎恶又反过来引发了对乡村的喜爱。在基于这样一种情感结构的乡村与城市叙述中，乡村与城市的真实历史被遮蔽、乡村与城市的关系被错位也就在所难免了。“真正的历史历来都是令人吃惊地形形色色的”(Country：1)，比如除原本多样化的乡村生活方式和城市之外，还有郊区、郊外住宅区、棚户区和工业区等，任何人但凡想要考察乡村与城市的真实图景，都必须质疑、打破已然定型化的乡村与城市叙述，把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视作“一个社会、文学和思想史问题”(Country：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指出，“对这些叙述，我们必须探究的并不是历史错误，而是历史视角”(Country：10)；视角的选择导致了“证人”——观察者——在面对复杂的历史状况时的选择性叙述，即他们以理想化为前提选择支配其特定“情感结构”的意象，型塑或者建构出以“在异之同”为特征的定型化的乡村与城市及其相互关系。所以，一旦转换视角，我们就会在通往“旧英格兰”或者“过去的好日子”的自动扶梯上“看到回溯性视角所支持的那些批评的阶段接连依次出现：宗教的、人道的、政治的、文化的。这每一个阶段就其本身而言都是值得考察的。而且这些问题中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关注，但它们最终又把我们引向一个重大的中心问题”(Country：12)。
    为了回答这个“重大的中心问题”，威廉斯考察了田园诗的发展和演变，指出最早关注乡村生活的重要文学作品是赫西俄德把节俭和勤劳视为基本美德而加以歌颂的教谕诗篇《工作与时日》，虽然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时代对乡村土地肥沃、牛羊成群、享受春夏的宜人时光的歌颂才宣告了真正意义上的田园诗的出现。以维吉尔为代表的古典时期田园诗人延续了前辈的传统，在理想化田园生活描述、对田园生活进行文学加工的同时保留了田园诗与经年劳作和真实乡村生活的联系，于是便有了日后常见的种种对比或张力——“夏季与冬季、愉悦与丧失、收获与劳作、歌唱与旅行、过去或未来与现在”(Country：18)。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新田园诗中，原本见诸古典时期田园诗的这些张力被一步步消除了，唯有精心挑选的快乐、安宁的乡村意象，以致在十六至十八世纪的英国田园诗或者“乡村隐居”诗歌中，“我们绝对不能以乡村的本来面目看待乡村：那是一种功利主义或物质主义的反应，或许甚至是一种乡下人的反应”(Country：18)。随着“学术粉饰”成为了一种新的传统，“诗中不再有真相”；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新古典主义田园诗“已然变成一种高度做作和抽象的形式”(Country：20)，一方面，被热切关注的自然已经不是劳作中的乡下人眼中的自然，而变为了科学家或者旅行者眼中的自然；另一方面，通过严格意义上的戏剧化和浪漫化，它刺激了僵化的“人造”牧歌和田园诗的发展。
    正如以本·琼森的《致潘舍斯特》(Penshurst)为代表的乡村宅第诗歌所证明的那样，人造田园诗在呈现一种基于快乐往昔和纯真等概念的情感结构的同时，刺激了“乡村与城市以及宫廷之间的对比：这边是自然，那边是俗世”(Country：46)。虽然这样的田园诗中并不存在历史回溯价值，但我们确乎可以从中看到
    对封建与紧随其后的后封建价值的理想化：对一种基于总体而言安定的、互惠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秩序的理想化。因此，非常重要的是，这些诗歌在时间上与另一种秩序——资本主义的农业秩序——正在顺利创立的时期相重叠。(Country：35)
    鉴于这种重叠的背后是至今依然至关重要的一种价值冲突，因而我们必须知道，这些诗歌承载着巨大的意识形态功能。首先，美好纯真的乡村叙述传统之所以能够留存下来，是因为作为观察者的诗人采取了与统治阶级合谋的选择性叙述策略。换言之，既然这种理想化的情感结构所描述的并非是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无论它是被用于掩盖和逃避当下现实的痛苦矛盾，还是被用于为普通人提供安慰，都构成了对“乡下人”的压迫力量的某种延续，因而维护了乡村统治阶级的利益。其次，在理想化的回溯中，对封建或者贵族秩序的颂扬已然被广泛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在一种常见的回溯性激进主义的脉络中，对责任、慈善和向求助的邻居敞开大门的强调与资本主义的动向形成了对比，后者将一切社会关系都功利性地化约为赤裸裸的金钱秩序”(Country：35)。从这个意义上讲，威廉斯不但道明了那个“重大的中心问题”，即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生产和生活危机，而且，更重要的是，暗示了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即乡村与城市的真实关系。
    比如，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农村，随着资本主义秩序取得主导性地位，无论是整体地区分工业阶级与地主阶级，还是简单地对立乡村英国与工业英国，都已然不再可能。关于这一点，霍布斯鲍姆在谈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乡村面貌和社会结构的显著变化时也曾指出：
    相当一部分具有商业头脑的地主几乎已经取得了对土地的垄断地位，这些土地由农场主人雇佣无地或者小土地持有者来耕作，农村大量古老的集体经济残余，仍需藉由《圈地法》(Enclosure Acts，1760-1830年)和私人交易加以扫除。但是，我们已几乎不能再以法国农民、德国农民或俄国农民那种意义上的农民来形容“英国农民”了。市场已经支配着农场，制造业早已渗透到非封建性的农村。农业已经做好了在工业化时代实现它的三个基本功能的准备：(一)增加生产，提高生产率，以便养活迅速增长的非农业人口；(二)为城市和工业提供大量不断增长的剩余劳动力；(三)提供一个累积资本的机制，把资本用于经济活动中较为现代的部门。(17)
    所以，在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不难发现这一反复出现的意象：“鲜花与特权；工厂浓烟与民主。”(Country：196)然而，威廉斯指出，正如直接联系着科贝特、阿奇、艾什比、晚期的杰弗里斯和哈代的另一个传统所暗示的，隐匿在这一意象背后的是乡村的颓势、乡村劳工所饱受的剥削与屈辱：
    回顾十九世纪初真实的英国乡村，的确很容易看到旧式生活方式被新兴工业体系的迅猛发展所遮蔽。国家经济中的决定性力量是工业和金融的总体发展与贸易危机，而乡村英国在某些方面就是承受最终冲击、付出最终代价的地方……1815年之后，乡村中劳工和穷人所遭遇的一切就如这个漫长的剥削和堕落的世纪的任何东西一样糟糕。对同时代大多数的观察者而言，情况似乎比他们所知道的任何东西更加糟糕。(Country：182)
    进入维多利亚时代之后，英国乡村进一步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因此从过去的相互依存变为了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正如威廉斯在讨论作为当下主要工业社会隐喻的“大都市”时所言：
    这一城乡模式的现代形式发端于英国。从很早开始，英格兰本土真实的城乡历史就是一种主导的资本主义主义发展模式渐渐将世界其他地区囊括进来的历史。这并非如今有时看起来的那样是一种此处“发展”、彼此“发展失败”的情形。城市或者“大都市”经济中正在发生的一切决定着并取决于乡村中正在被迫发生的一切——这个乡村首先是英国本土的内地，然后是之外的别国的广大地区。打那以后，英格兰所发生的一切一直在更大范围内、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与所有“不发达”却在经济上极为重要的国家之间的新的依赖关系中发生着，于是便有了我们现在所知的“城乡”模式的最新形式之一，即帝国主义体系。
    大都市已然在主要工业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但威廉斯认为，这并非是工业社会内部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本质上讲，它可谓十九世纪国家内部的功能划分在当下的延伸。西欧和北美的“大都市”社会是“先进的”、“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是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的中心，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欠发达的”农业或者“欠工业化”国家。“大都市”国家通过贸易体系以及经济和政治的联合管控，从占据地球大部分地区、容纳地球绝大部分人口的“边远地区”获取原材料以及食物，其结果就是“经济和政治关系中的一种乡村与城市模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不但被视为一种世界模式，而且也被作为一种世界模式受到挑战”(Country：279)。
    三、乡村与城市关系重构
    威廉斯对英国文学传统中的乡村与城市叙述的探幽发微，不但成功地打开了其间的褶皱，让人看到了源自理想化的选择性叙述为前提的情感结构，更重要的是暗示了威廉斯自己的一种新的情感结构，它的基础是他的个人经验以及他与文化精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比如，威廉斯本人虽然并不认同“时代在变好”之类的认知，但他时常借助“我”、“我的祖父”、“我的家人”的乡村经验，说明“时代在变得越来越好：过去的日子是糟糕的日子；现在村庄不再那样受压迫、受剥削；我们有了投票权，有了火车，有了学校”(Country：257)，拒斥田园诗人的“过去美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之类的“历史遗憾”。另外，威廉斯对“打谷诗人”达克(Stephen Duck)的评价也可以证明，在他看来，文化并不是像阿诺德、利维斯等文化精英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共有经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威廉斯不但通过反思经典马克思主义建构了自己的情感结构，而且正是基于这样的情感结构重构了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在《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吗?》一文中，威廉斯宣称他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8)，从这里可以看出，威廉斯在对马克思主义不离不弃的同时又始终与其保持适当的距离。受家庭与社会情势的影响，威廉斯在青年时代无疑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一度加入了英国共产党；二战之后，尤其是在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之后，他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马克思主义，但吕西安·戈德曼1970年在剑桥大学的演讲却让他再次热情地拥抱了马克思主义。虽然威廉斯并不认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拒绝把文化活动简单地视作经济活动的反映和回声，但他始终坚持文化必须用一定的生产方式加以解释，正如他在《文化是普通的》一文中所言：
    当我来到剑桥的时候，我遭遇了两大影响，它们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第一是马克思主义，第二是利维斯的教学。在后来的所有意见分歧中间，我保持着对二者的尊重。马克思主义者说……一种文化最终必须参照其生产系统进行阐释。我已然在别处从理论上反驳过这一点——它是一个比貌似的样子更加困难的概念——但我依然接受它的强调。我是在边远乡村长大的，所看到的一切把我引向了这一强调：文化即整体的生活方式，而艺术不过是明显受制于经济变化的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19)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力主而且勉力修订正统马克思主义。正如他对情感结构的建构那样，他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指出，虽然马克思主义著述中大致存在三种意识形态观，“(1)代表某个特定阶级或者集团的一种信仰体系；(2)很可能与真实或者科学知识相对立的一种虚假信仰体系——虚假观念或者虚假意识；(3)意义和观念生产的一般过程”(Marxism：55)，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仅仅聚焦第一种和第二种意识形态观，忽略意义和观念生产的物质性社会过程，抑或说完全排除了意义和观念生产的社会维度。鉴于“意识”始终是这一“被遮蔽”过程的一部分，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的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20)
    威廉斯决意启用范围比意识形态更广、要素比意识形态更丰富的情感结构，以强调它“与‘世界观’或者‘意识形态’等更为正式的概念的区别”，凸显其“现时在场的、处于活跃的、彼此关联的连续性之中的实践意识”(Marxism：132)。
    纵观其学术生涯，威廉斯的思想重心虽然发生了从前期的左派利维斯主义到后期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演变，但他的思想从一开始便是以利维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为特征的，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威廉斯的著作始终是‘左派利维斯主义’的范例”，“马克思主义和《细绎》对其早期思想发展具有形成作用。《细绎》因其导向精英主义不得不作为一种总体立场被抛弃，而对马克思主义，则另有一些或许更为有趣的原因”(21)；《乡村与城市》是“威廉斯正在不断重建与马克思主义的友好关系”(22)的标志，表明了威廉斯思想走向成熟。具体地讲，第一，威廉斯拒绝了城市/当下混乱无序而乡村/往昔快乐有序的对比，摒弃了作为一种历史神话的有机社会概念。在威廉斯看来，十九和二十世纪英国作家对有机社会的描述暗示了一种回归封建社会关系的欲求，这正是他在谈论上层农民对大地主的道德抗议时所说：
    于是，道德抗议是以一种暂时的稳定作为基础，就像在后来的乡村抗议史上一再发生的那样。它有根有据且令人感动，但在其他一些方面却是不真实的。其理想是本地的家长式关心以及旨在保护某些新近出现的所有权和劳动形式的全国性立法，这一理想似乎同等地伴随着对封建主义的为所欲为的拒绝，对新的金钱的为所欲为的拒绝，伴随着对一种过渡性的秩序的稳固化梦想，其中每个小人物都免遭圈地之苦，但也避免其劳工游手好闲。因此，一种道德秩序被从封建制度的承继和崩溃中抽象出来，不切实际地将自己强加于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那些条件之上。财产的圣洁性不得不与剧烈变化的财产关系并存，慈善的圣洁性不得不与新旧生产方式下的劳资关系之严酷并存。(Country：44-45)
    威廉斯不仅批评了有机社会思想是对往昔的理想化，而且指出它是一种旨在遮蔽和逃离当下危机的真实性的神话，正如莱斯利·约翰逊所说：“有机社会概念让人念念不忘如下错觉：我们的问题的根源并非是资本主义，而是都市工业主义这一更为显在、更易分辨的制度。”(23)然而，威廉斯对有机社会思想的支持者的批评也显露出他对自己所讨论和考察的问题的政治与经济语境的忽视，这一点在安德森看来，可谓是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成员的通病。(24)
    尽管对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向往鼓励着威廉斯对资本主义危机进行揭示，但这未必意味着他对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全盘接受。他指出，历史地看，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毋庸置疑是资本主义的敌人，但在乡村与城市的问题上，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却在细节上或更经常地在原则上延续着乃至强化着一些相同的基本进程”(Country：302)，比常常把对社会主义的要求局限于政治和经济领域，忽视人类秩序，因而延续甚至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乡村与城市的分裂。关于这一点，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早有论述：
    倘若社会主义承认“工作”有别于“生活”——它然后必然被作为“休闲”和“个人兴趣”而一笔勾销；倘若它把政治视为“治理”，而不是共同决策与管理的过程；倘若它继续把教育视为某种制度的培训，把艺术视为饱食之后的雅兴(虽然它或许建议更多的培训、更长久的雅兴)；倘若它受到这些方法的限制，那它就不过是一种晚期形式的资本主义政治，或者围绕某种工业生产制度对人的更加有效的组织。社会主义的道德衰退密切关涉它与旧有社会形象的一系列妥协，关涉它未能维系并阐明一种替代性的人类秩序的意义。(25)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的如下论述，即“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26)，认为这种认识确乎可以为战胜资本主义、维护社会主义的革命创造条件，但同时他又指出，“正是在这种对现代化和文明的单一价值观的信心之上出现了共产主义史上的一个重大扭曲”(Country：303)。鉴于中国和古巴以乡村为中心取得了革命胜利，“中国革命在城市中遭遇了失败，它转移到了乡村并最终发展壮大。古巴革命从城市来到了乡村，在那里它的力量逐渐成形”(Country：304)，威廉斯指出，那么，由于“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Country：301)，“我们不应将自己局限于它们的对比，而是要进一步看到它们的相互关系，并透过这些关系看到潜在危机的真实形态”(Country：296)，比如它们之间的“那些悬而未决的分裂和冲突”(Country：297)。其次，在城市进步主义进一步战胜田园主义的未来，“土地上的工作必须变得更加重要、更加核心而不是相反”(Country：300)，所以，乡村建设可谓是抵抗资本主义或与资本主义决裂的重要举措之一。
    第三，受到恩格斯的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发挥到了极致”这一观点的启发，威廉斯对制造乡村与城市之分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的工业主义进行了批判：
    按照它们的现代形式，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区分和对立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发展到极端的产物，尽管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并不是始于资本主义制度，但却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发展到了非同一般的改变一切的程度。这一基本区分的其他形式包括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分、管理与操作的区分、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区分。这种区分的症候见诸我们现在的共同生活的每个方面。(Country：304-305)
    鉴于乡村与城市对立的“当下”形态集中见诸劳动分工问题，威廉斯认为消灭劳动分工、实现新形式的合作即解决社会危机的出路之所在。他在《乡村与城市》的结尾处写道：
    唯有拒绝被分工，才能克服分裂。这是一种个人决定，但也是一种社会行动……这始终是一种有局限性的探究：单一传统内的乡村与城市。但它已然把我带到了这里，使我可以提供它的意义、它的意涵和它与他物的联系：为了讨论和修正，为了多种可能的共同工作，但首先是为了强调对我们从生活于其间的诸多乡村和城市所获得的经验以及改变经验的方式的意识。(Country：306)
    威廉斯通过拒绝劳动分工而克服分裂的主张一方面毋庸置疑从一个侧面呼应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分工论述，另一方面，或许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它凸显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诸多乡村与城市，因而可以帮助我们获取现在与未来。
    《乡村与城市》是一部尚未受到足够重视的著作，威廉斯在这本书中不但揭示了英国文学传统之中的乡村与城市叙述的情感结构，而且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基于自己的情感结构的对乡村与城市关系的重构，把自己所型塑的情感结构这一概念的运用从文学艺术拓展到了社会变迁。正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用“情感结构”这一术语分析一个社会的文化结构意在表示一种方法论的改变，从对固定的形式的内在关系和谱系学研究走向更具流动性、更具变化的社会性分析。这一术语当然是威廉斯对任何类似于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社会文化情势的概念判断。”(27)
    正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随着近年来“乡愁叙述”、“乡愁热”的再度流行，诸多中国学人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威廉斯四十多年前出版的《乡村与城市》，希望从中获取洞见与启发。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剧的情势下，当下中国的乡愁叙述毋庸置疑是多维的，“耦合”了“农二代”、“城市中产”、“资本精英”等多个视角，所以，我们不妨以《乡村与城市》为方法，拒绝对“乡愁叙述”进行简单的是非判断，认识到其背后复杂的城乡历史和社会经济现状。比如，在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面前，“进城”、“去农”正在或者已然成为当下中国的一种支配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趋势，结果无论是“乡下人”还是“城市人”，毫无差别地患上了“乡愁病”，纠缠于“回不去的乡村”和“留不下的城市”。当然，在挪用“希望的资源”《乡村与城市》的同时，也必须当心威廉斯曾勉力避免的陷阱，即把乡愁叙述建构为“另一首唱给乡村的挽歌或者一种愤世嫉俗的宿命论”(Country：301)，尤其是在城市中产阶级享有乡村话语支配权的情势下。对他们而言，浪漫的田园梦与其说是对不合理的现实城乡关系的质疑和挑战，毋宁说是以乡村之名寻求安全而不失优雅的抚慰；从这个意义上讲，看似浪漫的田园梦可能不仅含有更加隐蔽的偏见，而且隐匿着把乡村抽象为无人的风景和新的欲望空间的危险。
    注释：
    ①Robin Blackburn,“Introduction”,in Raymond Williams,Resources of Hope:Culture,Democracy,Socialism,ed.Robin Gable,London & New York:Verso,1989,p.ix.
    ②Terry Eagleton,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From the Spectator to Post-Structuralism,London:Verso,1984,p.108.
    ③罗伯特·戈尔曼编《“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赵培杰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853页。
    ④《电影序言》主要讨论了四个方面的内容：戏剧的一般本质、戏剧惯例的本质、当代戏剧和电影惯例、作为电影的特殊机遇的总体表演(total performance)，从一个侧面暗示了电影在威廉斯的学术生涯初期的地位。威廉斯在接受《新左评论》访谈时指出，虽然在他担任成人教育讲师的1946-1960年间，他的观影量有所下降，但因为“在1930年代后期，对《卡里加里博士》(Dr.Caligari，又译《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和《大都会》(Metropolis)的欣赏几乎是进入剑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一个条件”，电影构成了他学生时代的“最强烈的文化经验”(see Raymond Williams,Politics and Letters:Interviews with New Left Review,London:Verso,1981,p.232)。
    ⑤Raymond Williams and Michael Orrom,Preface to Film,London:Film Drama Limited,1954,pp.21-22.
    ⑥John Higgins,ed.,The Raymond Williams Reader,Oxford:Blackwell,2001,p.5.
    ⑦Raymond Williams,The Long Revolution,London:Chatto & Windus,1961,p.48.
    ⑧Raymond Williams,The Long Revolution,pp.48-49.
    ⑨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132.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⑩See Alan O'Connor,Raymond Williams,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6,p.79.
    (11)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London:Harper & Corchbooks,1958,p.109.
    (12)Raymond Williams,Modern Traged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p.15.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3)Raymond Williams,The English Novel:From Dickens to Lawrence,London:The Hogarth Press,1984,p.26.
    (14)Raymond Williams,The English Novel:From Dickens to Lawrence,pp.14-15.
    (15)Raymond Williams,Politics and Letters:Interviews with New Left Review,p.303.
    (16)Raymond Williams,The Country and the C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261.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7)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辉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39页。
    (18)See Raymond Williams,Resources of Hope:Culture,Democracy,Socialism,ed.Robin Gable,London & New York:Verso,1989,pp.65-76.
    (19)Raymond Williams,Resources of Hope:Culture,Democracy,Socialism,p.7.
    (20)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收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版，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2页。
    (21)Terry Eagleton,Criticism and Ideology: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London:Verso,2006,pp.21-22.
    (22)Terry Eagleton,Criticism and Ideology: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p.41.
    (23)Lesley Johnson,The Cultural Critics:From Matthew Arnold to Raymond Williams,London,Boston and Henley:Routledge & Kegan Paul,1979,p.154.
    (24)See Perry Anderson,“The Left in the Fifties”,in New Left Review,vol.I/29,(Jan.-Feb.1965),p.14.
    (25)Raymond Williams,The Long Revolution,p.113-114.
    (2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收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版，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5页。
    (27)Fred Pfeil,“Postmodernism as a‘Structure of Feeling’”,in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eds.,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8,pp.382-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