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谢里的名字，我心里就浮起一堆故事。我到达纽约的第二天，就得知罗玛丽和谢里已安排好我和他见面的“程序”——罗玛丽先带我去他的出版社看看，之后他请我们去他的“老巢”（一家意大利餐厅）吃饭，某天晚上同去纽约某诗歌朗读会凑热闹，我离开纽约前一天，他再来参加我的诗歌朗读会。
    谢里是纽约语言诗派诗人，他一生竭力铸造的诗歌地貌，是我现在已经远离的语言诗。二十年前，我们不约而同有着共同的诗歌目标，那就是打破语言和逻辑的常规枷锁。大概是他和雷泽儿看到了英国出版的中国语言诗合集《原样》（美国有数家文学杂志转载），加上南大张子清教授的热心撮合，九十年代中期他和雷泽儿飞到南京和苏州两地，找我、车前子、周亚平等同道诗人交流。当时，黄运特还是雷泽儿的博士生，正是他在现场的出色口译，能让我和他们讨论语言和诗歌深处的问题。
    数年前，罗玛丽申请到富布莱特基金，赴南京译我的诗时，她才知道谢里与我认识，她不经意做了与谢里当年相同的事——来南京找我。她母亲海伦是谢里的老友，罗玛丽还记得小时跟母亲参加过谢里等诗人的聚会，之后她和谢里再也没有联系，直到南京让他俩隔着太平洋在邮件中重逢……
    罗玛丽带我去谢里出版社的路上，向我介绍了纽约那片街区。那是曼哈顿目前最贵的旧城区，谢里有幸在极廉价的上世纪六十年代，购得一套数百平方米的大房子，现在已辟为他出版社的办公场所。敲开出版社的防盗门，我和谢里的见面式看起来很常规，照例是拥抱、拍背、寒暄，很不像语言诗派追求的那种超常，但谢里的模样还是令我吃惊不小，他年近七十，怎么看都像一个四十才出头的中年人。他怎么没老呢？莫非他也跟着语言诗一起超常了？谢里把出版社布置得像一个宫殿，会客大厅的墙上挂满了油画，那又是他早年慧眼识珠所得：一些美国当代名家的画作，现在当然已经价值连城。
    他带我看了四十年来他出版的所有诗歌样书，不算多，一共一百多本。我当然关心美国这类诗歌出版社的生存，就问他一年只出版四本诗书，他老兄如何糊口？他作了个叫我不要担心的手势，说他只雇了一人，每年出版社都可以做到收支平衡，他自己则靠早年的慧眼所得生活。他让我看到了美国小出版社的常态，即他们不必专注于书的销售命运，已被市场细分的读者群，不会忽略纯粹的专业书，小出版社只需惩旧扬新，肆意开拓文化新天地。相反，大陆出版社都得了专注销售的“不治之症”，除了有资助的那类出版，若没有对销售量的保本预期，书稿当然没“资格”出版。
    谢里近年有些受罪，他儿子突然生病残疾，记得见面前，海伦和罗玛丽都曾叮嘱我，不要提及他家这件伤心事。没想到离开出版社时，他主动带我们参观了儿子的卧室，我一时颇为动容，忌讳也随之消失，忍不住关心地问起他儿子的境况。罗玛丽见我把忌讳给“忘了”，显得颇为紧张。谢里的反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略微愣了一下，马上笑着作了详细的描述，神情十分淡定。这让人觉得他内心颇为强大，自信有能力为儿子撑起那块塌下的天，当然也令我更钦佩。
    海伦为我举办的诗歌朗读会，当然也是一场纯纽约人的文学雅集，谢里那晚早早来到现场，我的心情因他的到来，变得有点忐忑。是啊，我的诗早已从语言诗解脱出来，不再成天只想着做语言实验，若听到这些与他大相异趣的诗，真不知他将作何感想？我和罗玛丽分别朗诵中文和英文，颇有点自我陶醉。谢里几乎就坐在我跟前，聆听的神情十分专注。到了朗读会结束，大家起立鼓掌时，谢里忍不住冲过来对我说，他最喜欢那首写筷子的诗，想象力简直超凡脱俗。他的话等于是说，尽管你已经对语言诗背信弃义了，我还是欣赏你写的这种“正常”的诗。我觉得他的夸赞真实可信，于是就像当年中美结义搞语言诗一样，来了个男人之间的拥抱、拍背。是啊，我和他都期待不知猴年马月的下次拥抱、拍背，那时不管彼此的审美已相去多远，都还有余力继续欣赏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