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经很少有书能够迅速将一个读者带入一种深沉的情感，但查尔斯·马什的《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却是这样的一种书。这当然首先和书的主题、和传主有关。迪特里希·朋霍费尔（1906.2.4—1945.4.9）短暂的一生思想深沉高贵，行为大义凛然。他很小就内心渴望上帝，凝思永恒，他的天赋也是极高，教养很好，学业优秀，前程远大，本来是可以成为学院中一位非常杰出的神学教授和学术大师的，却不幸劈头遭遇了20世纪上半叶欧洲惨烈的“流血政治”——二次大战，尤其是德国纳粹的残酷压迫，从而激发了他的精神斗志。他试图以其微薄之力力阻时代的狂潮，乃至参加了刺杀希特勒的密谋等直接行动。43年4月被捕入狱后，他又在狱中写下了大量思想深邃的书简，最后在二战结束前夕从容赴死。
    而传记的作者、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马什也以丰富的事实和冷静的笔触给我们描绘了朋霍费尔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像。朋霍费尔从小生活的家庭环境是相当优越的，也富有人文气息。他父系的家族16世纪初从荷兰迁往德国，三百多年后这个家族在德国已大获成功，其成员在法律、医学和宗教界取得了很高的地位。这除了才华的原因，大概还有干劲。朋霍费尔的祖父是位法官，他坚持认为，六十公里以内的旅程采用步行方式更好。其父亲卡尔则是位著名的医学权威，做过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的讲席教授和医院院长。父亲也继承了祖父的严谨和高冷，对孩子并不亲昵，但责任感很强。延伸到孩子们，家庭的男性可能大都有这个特点：即对他人行为的动机“较少出于对这个人的爱，而更多是出于作为自己存在之本质的责任感的需要”。
    而朋霍费尔的母亲则是贵族出身，开朗自信，感情深沉，但也并不轻易外露。 她和丈夫都不为时髦的“家长要做孩子亲密朋友”之类的建议所动。她（他）们不体罚孩子，如果孩子对某项决定有疑问，会鼓励他解释自己的观点——然后严格照着做。虽然母亲比父亲平易近人，但她也有不可轻忽对待的权威。那时上层家庭的教育还是颇为老派的。
    朋霍费尔6岁的时候，父亲到柏林的大学任教，后来购置了一栋三层楼的帝国创建期风格的大宅子，既能享受都市的便利，又可满足乡村生活的风味，同一条林荫道的两边住着科学家、政治家、学者、制片人和电影明星，他们及其孩子在社区的社交活动中打成一片。朋霍费尔家里的仆从好像一支小军队——女仆、管家、一名厨师和一名花匠、大孩子们各人有一名女家庭教师、小孩子们有保育员。朋霍费尔的绝大多数物质方面的愿望都得到了满足。甚至到了成年的时候，有些生活习惯还显示出某种自小的优越：比如他在外地的时候，衣服脏了，邮寄到家里去洗涤，然后再邮回来。
    那个时代看来也还是一个优越者较多生育、繁衍后裔的时代。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的母亲在10年的时间里就生下了8个孩子，且正好四男四女。迪特里希排行第六，上面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与他是双胞胎的妹妹和另一个妹妹。这些孩子们个个天赋出众。大哥卡尔—弗里德里希生于1899年，他极其轻松地就掌握了复杂的科学。同年出生的二哥沃尔特后来成为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和博物学家。生于1901年的克劳斯是与迪特里希年龄最接近的兄弟，兼具自由精神和敏锐的分析思维，后来成为著名的法律专家。他的几个姐妹也都成绩优异，获得学位。
    然而，这些孩子们生在新旧世纪之交，就承担了20世纪的命运。她（他）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却有一个不幸的成年。她（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文化兴盛的年代，但却也是一个由盛转衰的时代。她（他）们拥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庭，却并不拥有一个稳定和谐的世界。1918年，大哥与二哥都参加了军队，两个人都受了伤，而二哥伤重不治。大哥回来成了社会主义者。三哥则属于魏玛自由派，后来也因反对希特勒被处死。二姐夫亦因参加秘密抵抗组织而被捕。胞妹则因嫁给了一个犹太人而被迫全家偷偷逃离德国。
    当然，除了共同的命运，朋霍费尔一开始就呈现出他个人的一些强烈特点：他喜欢孤独。很小的时候，他就有时候会“藏到玫瑰花棚和院子边缘之间、杂草丛生的一个小花园里。保姆站在走廊上反复喊他吃饭，迪特里希完全没反应。他丝毫不顾热浪和不断昏暗的光线，一个人呆在花园里的隐秘处，心满意足。”在意大利与他哥哥克劳斯一起游历的时候，“有一次，克劳斯在晚祷的时候走进一间小礼拜堂，尽快退了出来。而迪特里希则是退入到晚祷中的小礼拜堂，全神贯注地倾听圣咏的每一步节奏。”同时，他又强烈地希望总是在学校争取第一。
    二哥沃尔特死后不久，迪特里希就宣布他已经决定要成为一名神学家。他那时还只有十三岁，此后他对他选择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就再也没有过丝毫的怀疑。其实他的音乐天赋也很高，视读能力极强，家里人还谈论过他是否要以钢琴演奏家为业。但他的确在许多方面的学业成绩都是很优秀的。17岁的时候，他就申请参加高考。在几乎所有科目上都得了高分。他还流利地掌握了三门古典语言：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而在欧洲主要语言方面：除了德语，他还通晓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他在西班牙、美国和英国都长期学习或实习和工作过，也多次游历意大利等地。
    在朋霍费尔就读图宾根神学院期间，不仅“在学术上成绩优异，同时还有时间以令人艳羡的轻松方式从事音乐和体育活动。”他不仅对高度专业化的系统神学课题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也相当轻松地跨专业阅读哲学、社会理论和心理学。“不过，他在其间来去最自由的学科，还是在家里餐桌上的讨论，与父亲、兄弟姐妹和姻亲们、甚至格伦沃德的邻居们在日常中的谈话；他们是些医学和自然科学家、法理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柏林学术精英日常谈话的所有科目。”
    1928年2月，朋霍费尔受邀去西班牙担任巴塞罗那德国教会的助理牧师。在那里的工作中，他再次展现了他在学业中展现的过人才华。这种过人才华常常让其他人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才能有多么微薄，甚至有可能冒犯他们。作者写道：“正如朋霍费尔对自己的阶级出身并不羞愧，他也不会故意贬低自己与生俱来的天赋。不过，他也不会夸大。后来，随着骄傲的罪成为一生不断的挣扎，他逐渐学会克制自己，以使他人觉得舒服一些。不过，他绝不会否认出身带来的优点，或者假装已经超越了那些。他会坚持说，那是一种贵族的自信，帮助他看穿宣传的伎俩，并拒绝沦于平庸。”
    1930年9月，朋霍费尔接受纽约协和神学院的博士后研究岗邀请前往美国。在那里，他阅读了几乎全部的威廉·詹姆斯著作，以及杜威、罗素、怀特海、桑塔亚那等人的主要著作。但影响他最大的还是可能正在写作自己的名著《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的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后来在1939年夏天，当朋霍费尔发现自己处于命运十字路口的时候，也正是那时尼布尔邀请他到纽约避难。有意思的是，这个拥有两个博士学位的柏林人，在当代思想资源上受到的最大影响，却是来自两个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一个是尼布尔，另一个则是瑞士神学家巴特。
    但是，随着30年代初期希特勒的崛起，社会掀起了狂潮。朋霍费尔的生命开始进入一个与希特勒相冲突的轨道。1933年1月，柏林的大学生们在午夜时分跑到广场，用排山倒海的“希特勒万岁！”向这位新任帝国总理致敬。5月10日，夏季学期开学的头一天，学生和教授们加入歌剧广场举办的篝火晚会。集会者将数百本从图书馆、犹太会堂和教会没收来的书投入大火。年轻的大学生们却充当了愚昧和野蛮的先锋。
    到1933年底，柏林大学神学系90%以上的学生都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党。朋霍费尔的大多数同事都在翻领上别了铜质的纳粹徽章。系主任希伯格——他的博士论文《圣徒相通》的导师的儿子——在林登路这座灰色城堡的前门挂上了一面卐字旗。党员身份和对党的忠诚成为在神学系获得教职的决定性标准。德国大学里一些很少数的反对者被剥夺了教席。
    极权主义就等于独裁者和大众的结合。有鉴于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朋霍费尔在1943年入狱前写下的“十年以后”一文中那样推崇品质而不是数量。但他的反战和反纳粹的思想的发展的确也有一个过程。他年轻的时候也说过赞许德国民族爱国主义和战争的话。他在巴塞罗那担任助理牧师时，还曾热情洋溢地谈到鲜血、土地、祖国，以及向旧式日耳曼战神效忠等等。甚至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期间，尽管他厌恶政府明显操纵形象的做法，也还是忍不住对奥运会本身感到发自内心的激动。即便到了他的反纳粹立场和反战思想确定之后，他也有过犹豫和动摇。比如他没有应一个犹太基督徒之邀去主持葬礼，这一拒绝带来的羞愧和内疚感一直持续到他死的时候。他也明确地表示，任何想要驱除犹太基督徒的人，也就是想要驱除基督。比巴特更进一步，他甚至主张和与纳粹合作的德国国家教会完全决裂。
    客观上或许是一个缓冲。1933年9月，朋霍费尔到伦敦东郊工作了一年半，担任这里的两个德国教会的主任牧师，并致力于推进普世教会的工作。但之后他又回到了德国，在柏林西北一百公里处的芬肯沃德主持一间不与纳粹合作的小型神学院，过一种紧密的团契的生活，写下了《做门徒的代价》和《团契生活》。朋霍费尔后来告诉家人说，这个共同体生活的实验是他一生中最快乐和丰富的时间。他和支持这家神学院的克莱斯特—雷佐从一开始就觉得有一种亲密感。他很赞赏她作为一个普鲁士贵族的鉴别力、真诚，以及强烈的独立性。与朋霍费尔的母亲和许多其他德国贵族一样，克莱斯特—雷佐看穿了新政权的诡计，并认识到“其根子里的败坏”。然而，她唯一的女儿在柏林读书期间却成了狂热的反闪族分子，她的女婿和四个外孙也都死在了俄国前线。
    时局日趋严酷，这家神学院后来也被解散。随着认信教会运动的被禁，朋霍费尔试图进入到一个新的行动领域，他与柏林抵抗组织的成员会面，将他行动主义的重点从以教会为基础的反对转向极为世俗性的抵抗运动。而当战争的阴云密布，朋霍费尔可能在一年内被征召入伍，而拒绝应征者则将被监禁和处决。尼布尔认定朋霍费尔避免牢狱之灾的唯一希望就是立即飞到美国，他为朋霍费尔找到了工作的机会和居留的许可。于是，1939年6月，朋霍费尔第二次来到美国。但他在美国期间很难将思绪转离德国。在反复焦虑之后，他认定：“德国的基督徒将会面临一种可怕的选择，要么情愿自己的国家战败，这样基督教文明可以存活，要么选择国家的胜利，这样就摧毁我们的文明”，而在这样一个宁愿自己的祖国战败的极其艰难的时刻，他必须和德国人在一起。这样，他又离开美国回到了德国。
    回国之后，朋霍费尔为了逃避征兵，利用他与军队上层人士的关系，以及盖世太保与国防军之间的对立，通过迂回的途径最终被授予一个军事情报机构的职位。在这一职位的掩护下，他却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密谋活动。同时，他还在紧张地构思和写作他的《伦理学》一书。尤其是在1942年的整个夏季，无论是住处、办公室、还是在火车和飞机上、在酒店房间里、在退修或在各种隐修处，朋霍费尔都在撰写《伦理学》。尽管他为自己定下了一条警语：“一名伦理学家不能成为一个在关于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上永远比别人知道得更多的人”。他还是觉得这本书像是“一次决定性的突破，我觉得今后的某个时候，基督教将仅仅存在于少数已经无话可说的人之中。”
    正如传记作者所指出的：《伦理学》标志着朋霍费尔思想的一个转折点。它既大胆又深刻，思考了最困难和最紧急的问题。比如在特殊环境和例外情况下，在道德上有责任的人是否需要采取“极端的行动”？为什么相比基督徒，有更多的人文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加入了抵抗者的行列？面对剥夺人性的技术，要如何保存人的正直？这部三百多页的著作，在每一个方面都是朋霍费尔最成熟的作品，并且也在每一个方面带着时代的伤痕。《伦理学》是一部带着复杂雄心的作品，最重要和直接的就是为抵抗组织中的人们提供神学资源。
    1943年4月4日晚上，朋霍费尔终于被捕，系狱两年之后，1945年4月9日，朋霍费尔被匆忙判决处死，走上了绞刑架。他临终的遗言是：“这并不是我的终点；这是生命的开端。”
    和17世纪法国的一位圣徒似的人物帕斯卡尔相比较：他们都只活了39岁。虽然帕斯卡尔倾心的教派也受到迫害，但没有如此艰难的政治选择，他通过“三次皈依”越来越仰首向天。他还有科学、哲学、文学等领域的广泛建树。帕斯卡尔是处在欧洲文化上升的时代；而朋霍费尔所处的时代却可能是欧洲文化开始由盛转衰的时代，且一切都转向政治、集中于政治。而我们还可以注意的是：尽管现代思想的主要倾向是无神论的，有神论者仍然有力地参与了现代世界的塑造。他们依然保持着一种深度使现代世界不那么肤浅自大；保持着一种高度使现代世界不那么沉溺于功利；保持着一种深刻的疑问和反省使现代世界不那么志得意满；或者说，他们依然保持着一种古典的精神传统而使现代世界不那么“现代”。
    我现在想大概介绍和讨论一下朋霍费尔最具特点和创造性的有关道德与宗教、上帝与人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见于《伦理学》和《狱中书简》。在这方面，他和过去流行的基督教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他自己也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伦理学》中谈到，过去教会经常宣讲的是，为了寻见基督，一个人必须首先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就像圣经中的税吏和妓女；但现在必须说，为了寻见基督，一个人必须首先寻求成为义人，而这些为正义、真理和人性斗争和受苦的义人，不仅仅是基督徒，也包括非基督徒。换言之，道义现在成了一个先决的基础。必须首先关注人间，关注道德。人与上帝的关系必须立足于人间来考虑；必须立足于此岸来考虑；必须立足于道德来考虑。最重要的是道德。而且还不是谨小慎微、洁身自好的道德，而是大是大非、生死攸关的道德。
    朋霍费尔还肯定人间的“欢愉”，这种“欢愉”是表示一种勇敢，以及一种“鄙视世界和大众观点的意志”；人通过活出“坚定的信念”，通过工作，就为世界带来了某些好东西，“即便这世界对此并不喜悦”。他也重视属人的能力以致“成功”，说“忽略成功的道德意义，就暴露了对历史的认识之肤浅以及对责任感的认识之不完全。”“尽管成功绝不能证明恶行或使用成问题的手段是有道理的，但它并不是一种在伦理上中立的东西。的确，历史上的成功为生活的能够继续创造了唯一的基础”，我们必须考虑未来世代的生活。这或许是朋霍费尔在内心深处为谋杀暴君这一教会并不认可的手段辩护。这种暴力可能的确是恶，但如果因此能挽救随后千百万人的生命呢？而追求“成功”也就是追求某种好的结果或避免很坏的后果，这也可以说是一种韦伯意义上的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伦理”。
    所以，朋霍费尔不赞成脱离社会的“拯救人的灵魂”，甚至不想赋予“拯救灵魂”以太重要和优先的地位。他问道：“拯救人的灵魂，这个个人主义式的问题还没有从我们中绝大多数人心中消失吗？……旧约中出现过拯救人的灵魂这个问题吗？难道上帝的义和在地上的国不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吗？……重要的并不是超越性的事物，而是这个世界，它是如何被创造和保存的、如何被赋予律法、和好、更新。”
    朋霍费尔认为，今天的人们必须面对一个上帝不在的世界，因为人类已经成年，他必须自己对自己负责。近代以来，上帝越来越被排挤出这个世界，乃至将走向一个不仅宗教不可逆转地淡化，甚至没有宗教的世界。而在这样一个世界，信仰者如何谈论上帝，如何保持自己的信仰呢？他们首先要担负起对尘世的责任，要在自己的力量中、在自己的生命和成功中谈论上帝，而不是把上帝一个因为人的苦难和罪孽而需要投靠的上帝，那是基督教信仰者和不信仰者都会做的。但是，理解到今天的上帝是一个苦弱的上帝，是一个隐退的上帝，分担的苦弱，参与上帝的受难，保持自己的此世性，承担自己的责任，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才会做的。
    那么，在现实的社会中，是哪些人能率先承担自己的责任呢？是哪些人能做“俾斯麦时代最后的贵族”来捍卫文化、人性、正义和理性呢？在这一点上，朋霍费尔诉诸一种经过时间考验的贵族责任和荣誉感，尽管他和他的共谋团体往往是属于这样的精英，但他更强调的不是出于血缘的身份贵族，而是出于责任的精神贵族。他在“十年之后：在1943年新年所作的推测”一文中如此表达自己的希望：
    我们目睹着社会各等级的差距正在被拉平，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种新的高贵的意识正在诞生，它正在从以前的各个社会阶级中把某些人集结到一起。高贵，是从自我牺牲、勇气以及对自己对社会的一种始终如一的责任感当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期待着对自己的应有的尊重，但对他人也表现出同样自然的尊重，不论他们的等级是高是低。自始至终，它都要求恢复失去了的对品质的认识，恢复以品质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品质是一切形式的一致性的死敌。在社会方面，它意味着一切对地位的追逐的中止，意味着对“明星”的崇拜的中止。它要求人们的眼睛既要向上看，也要向下看，尤其在自己的密友的选择方面更是如此。在文化方面它意味着从报纸和收音机返回书本，从狂热的活动返回从容的闲暇，从放荡挥霍返回冥想回忆，从强烈的感觉返回宁静的思考，从技巧返回艺术，从趋炎附势返回温良谦和，从虚张浮夸返回中庸平和。数量是彼此竞争的，而品质则互相补足。
    但他的确还有犹豫和不确定，他反复问道：“我们仍然有用吗？”也许这个世界就是不再需要我们了。无论如何，他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一种强暴的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是一种元首和大众的结合，他不能不努力诉诸一种中间因素以打破这种结合。极权主义也是暴力和欺诈的结合，也许左的极权主义更依赖欺诈，而右的极权主义更依赖暴力。但在朋霍费尔看来，“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还是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群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量产生。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
    狱中的朋霍费尔还越来越多地读《旧约》。这也许是因为那里面的上帝更强调义，更关注人间的此世性。但是，今天上帝的干预甚至明显的存在都不再可能。另外，正如作者所解释的，也许还因为他终于认识到，如果没有植根于犹太人的历史、受苦和宗教，真正的人性将永远在抽象之中游荡，对上帝的思考就会被带入抽象和偶像崇拜。当时犹太人是受迫害、被杀戮最为深重的人类群体。朋霍费尔已无法为欧洲的犹太人做更多，只能尊重以色列的故事，将其作为对基督教会的一种教训。
    传主就是这样一个如此渴望上帝，而又和人间保持着紧密联系的人。他是最有希望在精神上与上帝同在，在地位上与高层同在的，他对神学的研究极其深入，他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自了汉”。但他却选择了如此一条充满荆棘、最后牺牲的道路。的确，他是遇到了这样一个处于险境的时代。但尽管如此，甚至不需要他再费力争取，只需稍稍妥协，或者保持沉默，他也还可能安然无恙，甚至他只要没介入刺杀希特勒的密谋行动，他也不会被处死。但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不是我的错，这是我的命”。这“命”不仅是“命运”，也是“使命”。他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他就这样做了而无惧自己的命运。
    这本传记的作者并没有刻意去美化他或者说圣化他。他还是写到了朋霍费尔，还有像巴特的一些弱点或者挣扎过程。在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脑海里或许会一次次浮现“人，还是人”的思想。但可能正是因此，人的处境也就更加值得同情，而人的努力和奋斗也就更加具有意义。
    朋霍费尔在狱中写有一首著名的诗：“当人处境维艰”。他写道，在这种时候，“人们便走向神”，向神“要求救助、抚慰和食粮”，“人人都这么做，基督徒与不信者都一样”。而“当神处境维艰”、则不是人们都走向神，而只是一些人走向神，是真正的基督徒“站在神一边，在他悲痛的时光。”而“当人处境维艰”，神也“走向每一个人”。换言之，在朋霍费尔看来，当人处境维艰时，走向神并没有什么特别，信仰者和不信者可能都是一样，而如果对上帝的维护仅仅在于它能成为人们在这种艰难时候的安慰或救助的话，那并不呈现信仰的真正意义。而“当神处境维艰”，走向神的就的确把握到了信仰的真实意义了，只有那些真正的信仰者才能这样做。人还需体会，当人处境维艰时还有一种爱的来临，这就是神的爱，是神走向人。但这时，人自己应该怎样呢？朋霍费尔在这首诗里没有明言，但他却以自己的行为，以自己的一生这样说了：这时人更应该走向每一个人，走向自己的同胞，尤其是走向那些受难最深重的人们。俯身向人，这不仅是对神的仿效，也是自身的责任。尤其是那些处境曾经比较优越的人们，他们负有更高的责任，也就应该更深地俯下身来。
    十来年前，我曾经去过一次弗吉尼亚大学，认识了本书的作者马什教授，还去观看过他的孩子的篮球比赛。我感觉正是在新英格兰的一些乡镇里，尤其是教堂和赛场里，更能体会到美国力量和梦想的根基，体会到规则、活力、信仰、团契对于美国的意义。我那时就知道马什教授一直在研究我也深感兴趣的朋霍费尔。他早年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朋霍费尔的哲学思想。后来他又多次去了德国，包括长期的访学逗留。而现在他写的这本翔实的传记终于问世，真是让我感到高兴。这本书不仅是建立在他多年的研究基础之上，而且利用了最近才通过朋霍费尔的密友贝特格的遗产获得的、有超过二十五箱材料之多的“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档案”。他还实地探访了朋霍费尔去过的许多地方。所以，我想我们可以信赖这部书的可靠、严谨和新颖。而作为一个读者，我还想在这里感谢作者生动而又冷静，深含同情但又决不煽情的叙述风格，也感谢中文译者精心的工作和流畅的翻译。
    2015年11月29日于褐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