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飞，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俄语诗史》《布罗茨基传》等十余部，主要译著有《普希金诗选》《三诗人书简》《悲伤与理智》等20余部。
    中俄作为两个相互接壤的文化大国，两国间的文学交往，或如鲁迅所言的“中俄文字之交”，或迟或早是注定要发生的。但与中国与其他邻国的文学交往不同，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之间的文学交往也有所不同，中俄文字之交的历史呈现出诸多颇为奇特、或曰不无悖论的几个特征。
    首先，是俄国的捷足先登和中国的后来居上。17世纪至18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中国热”于叶卡捷琳娜时期传入俄国，热衷模仿西欧风尚的俄国宫廷、贵族和文化人在对中国的丝绸、瓷器等表现出浓厚兴趣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中国的文字和“思想”。1759年，中国元剧《赵氏孤儿》被从法文译成俄文，刊登在俄国一份杂志上；1772年，由列昂季耶夫翻译的《中国思想》（实为中国寓言集）在彼得堡出版，这是俄国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单行本；1880年，彼得堡大学汉学家瓦西里耶夫（汉名王西里）写出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此书已由南开大学教授闫国栋译成汉语）。相比较而言，中国对俄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则起步较晚，直到19、20世纪之交才展开，据戈宝权先生考证，最早进入中国的俄国文学作品是发表在上海广学会校刊《俄国政俗通考》中的三篇克雷洛夫寓言，时间约在1900年。而上海学者陈建华通过考证却将俄国文学进入中国的时间推前近30年，他发现最早的汉译俄国文学作品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俄人寓言》，该译文载于《中西闻见录》创刊号，发表的时间是1872年8月。而第一个单行本汉译俄国文学作品，则是由上海大宣书局于1903年出版的普希金小说《大尉的女儿》（当时的译名为《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一名花心蝶梦录》）。中俄两国对于对方文学的译介同样始于寓言，但就开始译介的时间而言，俄国却先于中国整整100年。然而，在《俄国情史》出版后短短10余年时间里，俄国文学作品却被源源不断地译入中国。之后，再经过我国的几个俄国文学译介热潮期，如五四时期、抗战时期、中苏蜜月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时期，俄国文学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中国文学读者面前。据不完全统计，俄国文学作品的汉译愈万种，总印数愈亿册，就俄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而言，中国无疑在全世界独占鳌头。
    其次，是意识形态因素对中俄文学交往过程的强大影响。俄国文学进入中国，其身份或为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催化剂（与德国马克思主义和法国启蒙思想共同构成五四运动的三大思想资源），或是“偷运给起义奴隶的军火”，或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均为鲁迅语），或是“生活的教科书”。最早的俄国文学中译者并非职业翻译家，而是职业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蒋光慈等。俄国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其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却主要是思想的、意识形态的，而它纯文学的审美作用却往往成为次要的、附加的，这不啻是文学交流中的一种悖论。一方面，这极大地提升了俄国文学在中国的社会地位，使俄国文学成为几代中国人最主要的精神食粮，许多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俄国情结”，说到底也就是“俄国文学情结”；另一方面，被打上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俄国文学，其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也因而出现了大起大落的局面，甚至处于左右不逢源的尴尬境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俄国文学的译介往往成为政治罪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革”时期，甚至连阅读俄国文学都可能带来牢役之灾。文革后期，为反帝反修的需要而专门出版了一套“黄皮书”，其中大多为俄苏文学作品，如《娘子谷》《带星星的火车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解冻》《人·岁月·生活》《焦尔金游地府》等，这些书的封底都标有“供批评用”字样，悖论的是，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反面教材”却成为当时一代青年最宝贵的文学乳汁，中国的文学写作者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与世界文学保持同步，“黄皮书”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功不可没。不承想，在当时的苏联也曾有过同样现象，中国文学于中苏交恶时期在苏联也全面被禁，就连李白、杜甫和四大古典名著也未能幸免。毋庸置疑，中俄两国文学，至少是20世纪的中俄两国文学，原本就是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厚的文学，而在意识形态色彩又十分浓厚的20世纪中俄两国社会，在中俄两国出现尖锐激烈的意识形态纷争的历史语境中，中俄文学交往中的意识形态性得到放大和凸显，原本也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只不过，文学接受和传播的意识形态化，似乎仍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中俄两国文学在对方受众心目中的形象。
    最后，是当下中俄“文学贸易”的不平衡现象。中国是一个文明大国、文化大国，但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到目前为止似仍与我们的大国身份不太相称，相对于外国文学在中国被接受的广度和深度而言，中国文学在世界主要文学强国的传播无疑是相形见绌的，在中国官方和民间齐心协力落实“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当下，这一文学影响的不平等现象便显得愈加醒目。中俄两国间也同样存在着这种“文学贸易不平衡”状况。从文学译作和文学译者的数量来看，俄国当然远逊于我们，如前所述，我国的俄国文学译作愈万种，总印数愈亿册，而俄国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的种数和印数大约只是我们的1/10。当下，外国文学在我国的影响就整体而言有所下降，俄国文学在我国外国文学译介整体中的比重也有所下降，即便如此，我们每年仍要推出十几种、乃至数十种俄国文学新作，加上不断重版或新译的俄国经典名著，俄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规模还是相当可观的。而俄国当下对我国文学的译介却水平较低，搞文学翻译的俄国汉学家仅区区数人，他们且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译介上，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关注尚显不足。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曾在俄掀起一阵短暂的阅读热潮，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两国文学影响的不对等现状。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中俄两国文学在对方国家的影响层次。俄国文学以其深刻的道德精神和强烈的使命意识，以其深厚的人道主义和强大的批判力量，对中国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成为众多中国作家心悦诚服的借鉴对象，甚至成为塑造国人文学观、美学观乃至世界观的重要精神资源；相比之下，中国文学在俄国的影响却范围有限，深度不足，或为汉学家们把玩的精品收藏，或为文人雅士们追寻的异国情调，或为普通百姓了解中国人生活习俗的一条路径，其影响似乎更多是欣赏层面的，甚至是物质层面的。中俄两国“文学贸易”的不平衡既是一个历史现象，也是一个现实问题，究其原因，它既受制于两国文学传播史上的诸多因素，也与两国文学的传统特质不无关系，而这一尴尬局面的破解，则既有待于俄国汉学家们的“后来居上”，也寄望于中国当代作家的砥砺写作，在文学中更多地彰显足以令世界各民族钦佩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