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囚禁的铁窗无情降下的时候，完整的世界被一分为二，狱里狱外的时间以不同的倍速径自流转，而步出牢门的勇者酸楚又无奈地变为了被时间恶戏耍弄的浦岛太郎。这是一个并不新奇却总有动人故事催生的题材，无论是陈映真悲慨深沉的理想（《赵南栋》），抑或是朱天心浸润着黑色幽默的哀挽（《从前从前有个浦岛太郎》），都是周燊的《印象派》珠玉在前的标杆。但不同的作者到底赋予作品不同的性格，《赵南栋》里物是人非的蚀骨之痛到了朱天心处，已因其对梦想的黄金国度既崇敬又疏离的态度显得神圣中掺杂着荒诞的尴尬。而至于周燊，“现代”的形塑更进一步让为了正义深陷囹圄的英雄在转瞬之间便化作一枚性感女人“臀部上的茧”，“想要破壳而飞却总难以挣脱这厚实的温床。”从陈映真到李映真，除却姓名上的巧合，那份强韧而厚重的高尚早早地溃散了，套用一番朱天心的自白：“好比这里有一句我们都熟悉的句型：他是一位善良正直朴实黝黑的农民。但我等现代主义养成的‘坏习惯’和写作内在逻辑，我必定会在其后加上‘爱看电子花车、偶尔打老婆孩子、庙前聊政治和职棒签赌……’如此才可能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朱天心：《逃离陈映真？》）
    在评析朱天心笔下的人物及其书写风格时，曾有论家精当地点出一种名曰“不堪”（abjection）的心理症候群。这种不堪的意识“让人觉得卑下委屈，却殊少因此发挥成想象或行动的暴虐结果。折冲于体制内外，不堪的人自觉失去发言地位，因此努力找寻、挑逗对话的机会。虽明知一己的地位与声音可能成为笑柄，一股因不甘而想还嘴的冲动总是萦绕不去……不上不下，不里不外，不死不活。我们觉得不堪，正是因为我们对人与己的关系无法确定，从而有了自弃与自救的矛盾冲动。……不堪意识的症结是被放逐的恐惧，对回归的欲望。”（王德威：《老灵魂前世今生：朱天心论》）将此说法拿来比附周燊所欲借李映真制造的美学效果，或许同样显得不失贴切。“暗无天日的监狱生活”到底让李映真变成了“一根被掰折的钢管，硬气只剩下了毫无用处的半截。”但问题在于，究竟时间的力量是如何将热忱逆转为冷漠，把勇敢蹉跎为怯懦的？这一转变的过程以及个中纠葛的心路似乎缺乏足够可信细节的支撑。回归“现代社会”的李映真自登场起便近乎一个满脑“丰满的乳房和肥硕的臀部”却偏要用诗歌“欲盖弥彰”的登徒子，这不仅使结尾宗教气息十足的忏悔带着强行拔高的生硬，也让诸如“缠绕在月亮上的牵牛花、正在发芽的星星，或者某只神秘飞舞的精灵”这般幻想的诗性语句同小说整体的氛围格格不入。我们理解周燊希望赋予笔下的人物更多复杂性的抱负，但对立面难以调和的抵牾反而会让故事陷入无法引发读者共鸣的困窘。对于周燊而言，堕落与新生的两极释放着同样诱人的魅惑，可平心而论，塑造猥下恐怕是相对熟悉且容易的，但让精神的光芒不流于空洞毕竟由于经验上的陌生显得力不从心。
    这兴许才是时间更为吊诡的讥嘲，被过去的世界所抛弃的浦岛太郎并不只有一两个虚构的人物，它同样也是书写本身的化身。在对于人性的平庸鄙俗愈发熟极而腻的观照里，英雄与圣徒必然被解构得只余下些许模糊的光影（何况我们的文学史也已见证了太多夸饰的伪士与虚假的神话）。但在阅读《印象派》的时候，总有另一个遥远却曾真实出现在历史当中的“印象”于我们的脑海挥之不去。那来自1975年出狱时的陈映真。走出冤狱的男人担心自己的身份给他人招来麻烦，他没有动任何“给好友打电话，想要庆祝一下出狱”的念头。但据不请自来前去迎接的友人回忆，在这个“因多管闲事而付出”太多“代价”的男人眼底不仅没有畏惧，甚至未曾流露一丝于情于理俱顺理成章的仇恨和怨怼。它依然清澈、温暖，饱含着为理想继续战斗的信心。在当今的文学生态下，去接近哪怕想象这样的精神气质恐怕是既不容易也不合时宜了，然而，它又何尝不是一株“在雪地里纵情歌唱”的“绿芽”？如何从不堪的泥沼走向具有生活实感的拯救，这是书写的难度，也是前行的进路。
    吴天舟，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主攻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金理，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发表作品，出版有《一眼集》等学术专著四部，曾获《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