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20年前，年幼的我在床上醒来。在即将习惯性抬起左手翻身起床的刹那，我的脑中忽然掠过一个奇怪的想法：大人们总是说“命中注定”，那么我一生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处细节，是否也都是被提前设定好的？我在这世界上的下一个动作，是否注定是用左手撑床起身？一股叛逆的冲动攫住了我。于是我放松下已做好准备的左臂，改用右臂支撑，翻身坐起。然而当我在床沿坐定之后，另一个念头浮了上来：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起床”这一动作，用的是反常的右臂，这一事实已经无从更改；然而，倘若真的存在“命运”之类的东西，我又如何能确定，刚才那一瞬间的怀疑和反叛，不是被事先写好的桥段？我自以为更改了现实的轨迹，却恰恰以更精确、更复杂的方式嵌入了为我准备的剧本，甚至连我脑中的疑问也是被那神秘的力量强行置入其中。毫无疑问，对一个孩子而言，这样的疑惑太过艰深、太过哲学化了，我不出所料地陷入了“蛇吃尾巴”式的逻辑怪圈并最终不了了之；但从另一角度想来，也只有孩子才会被这样的问题困扰——对那些年幼的生命来说，一切经验都宛如新生、一切意义都不曾破灭、一切行为他都想争取完全的自主，不似20年后的我们，每日只“正确”地活着，兴致勃勃地做着无意义的事，而从来不会去思考（或者说强迫自己不去思考）这一切行动的源头与归宿。
    在这个意义上，我要感谢《国王与抒情诗》以及它的作者李宏伟。这部小说让我重新忆起了童年时那懵懂的困惑，并由此对我今日所经受或者说享受的种种经验有所省思。在我看来，《国王与抒情诗》这部从形式到内容都相当繁复庞杂的小说，在最根源处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我们的行动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与我们的独立意志相符，一个人如何才能成为他自己？
    这是人之为人最本质的追问，同时，又因其“本质”而抵乎“终极”，最终变得无从解答，只能由一代代人在无穷的困惑中巧妙地避过，才得以存留一丝生存的慰藉和勇气。而对于文学来说，它最根本的力量与价值就在于“不避过”、不苟且，在于直面生命中那些最坚硬的悖论与困局，即便是以某种玉石俱焚的惨烈姿态。小说中，李宏伟借主人公黎普雷之口说道，“在始终被窥测，以致被设计的人生中，有一件可以负起责来的事，也未尝不是幸福”。我从中隐隐听到了启蒙时代轰轰烈烈的涛声，及其在岁月中渐渐消散时那充满悲剧感的回响。当然，面对如此宏大的命题，《国王与抒情诗》并没有选择以僵硬粗暴的方式直撞上去。相反，这是一个构思精巧的故事，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其叙事得以不断推进的动力基础竟然是“悬疑”；那些充满哲学意味的思考，始终是从一个充满类型小说色彩的探案故事里一丝一缕弥散开来的。小说以死亡事件起始，沿死前死后的线索展开，随死亡谜团的破解告终。故事发生在未来的2050年，新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宇文往户在颁奖前夕意外辞世，当一切表现都指向“自杀”之时，宇文往户生前密友黎普雷却得到了一系列谜语般的线索，这些线索隐隐指向了这起死亡事件背后更大的玄机。在梳理线索、寻找真相的过程中，一个幻想中的信息帝国、一种可预期的生活方式以及诸多距离现实中的我们并不遥远的伦理困境渐次浮出水面，而这部野心宏大的小说，也终于向哲学的领域铺展开来。小说中虚构出来的长诗《鞑靼骑士》关乎时间的错乱重叠，与之互为映射的是作为关键道具出现的前后两份诺奖授奖词提纲，两份提纲间诡异的时间差是解开谜团的关键所在。不论是死亡事件的主角宇文往户还是揭秘行动的主体黎普雷，他们都在竭力对抗某种信息的暴政、拒斥意识的同一。然而最终的谜底却是，那个“异托邦”式的未来帝国不仅间接由他们起始，甚至会直接被他们继承。至于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并被设置为“解密之旅”核心提示的命题，更是一条极其古老、近乎终极的“天问”：“凡人如何不死？”
    凡人如何不死？这是推动小说具体情节的问句，在另一重意义上，也是汹涌在人类从古至今无数文明成果及艺术文本之下的潜在命题。它是故事演进的道具，更是故事深层最本质的关怀；既是字面的也是隐喻的，既是逻辑的也是本能的。就这样，《国王与抒情诗》从“一个人的死亡疑点”，悄然演变成“一个人的生命困惑”；原本对死亡迷局的探索，不知不觉坠入了对生存本质的探索。因此，在我看来，叙事的终点（谜底揭开）不过是一种形式的完结，它是对故事的完成、对读者的交代，不可敷衍却并非关键；真正的震撼之处，已早早完成于故事铺展的过程之中——正如“凡人如何不死”的疑问，重要的不是那个注定虚妄的答案，而是寻觅过程中所有充满尊严感的失败。
    如果说，经由类型小说之外壳而抵哲学思辨之本心，乃是《国王与抒情诗》在叙事层面上的策略；那么就具体内容而言，这部小说同样采取了某种“暗度陈仓”般的方式。李宏伟从故事开始之初便有意无意地展示出一张侦探小说的假面，比“侦探”更加直观且鲜明的，则是其作为“科幻”的一面。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未来。就纯粹意义上的时间数字而言，这未来或许并不遥远（距现实中的当下不过30余年），但支撑起这未来世界的却是一种扩张到极限的技术想象。在《国王与抒情诗》中，我们会在任何的细节角落中，不期然撞上那些真切、震惊、却又在线性时间逻辑上合情合理的未来图景：分级公路上风驰电掣的自动驾驶跑车，那些密密麻麻、整齐有序、“没有植被层次的森林”一般的能源塔群，在虚拟文本《鞑靼骑士》和小说现实中高度重合的不定之城（那是一座兼揉着颓废与华丽双重气质的金属废墟），甚至还有那沉默并沉重得犹如梦魇的纸质书籍的火化仪式……更核心的想象在于，那个世界里，人类已经极大地实现了信息的共享、无限接近于意识的同一：通过意识晶体、移动灵魂、意识共同体的“三联体”，人类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彼此亲近”，在精神（或曰意识）的层面逐渐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大同”——依照小说中的原话，即飞速奔向“人类在信息共享基础上的同一”。是的，“三联体”，有心的读者自然会意识到，这一概念同基督教话语系统中“三位一体”的说法间存在着隐秘的关联。《国王与抒情诗》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信息的宗教”，这种宗教引导人类集体滑向了一种“共享的迷狂”。它让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起那个“巴别塔”的宗教神话，李宏伟也的确曾借小说中人物之口把那座信息帝国的根本动机同这一古老典故关联在一起：“将所有人的意识凝结成一个共同体……实现巴别塔之前的神话状态”。
    不论巴别塔神话还是小说中的信息帝国，其核心都指向同一个词：语言。我们可以从诸多角度、诸多层次去解读《国王与抒情诗》这部意味极其驳杂的作品，但毫无疑问，其最终极的野心及重心，乃在于语言。小说“本事”部分的章节题目以及“提纲”部分的全部内容，都可以被视作语言的裂变式能量释放；而就故事主体来说，“信息帝国”的本质动机、或者说“信息宗教”的力量根源，同样是语言（也即小说题目里的“抒情诗”）。大有深意之处在于，此种对语言的关注，并非落脚于语言能量的开掘，却是指向语言可能性的消耗：“削减文字的感情色彩，放逐文字的歧义，只保留具备基本沟通功能的文字”，最终“让全人类只用一种语言”。这便是小说中“国王”所规划的大同之路，它不是加法，却是减法：“一个字一旦被遗忘，它指向的事物也会被遗忘，最终这个事物会随着这个字的消失而消失”；以此类推，当所有表达的可能性都已被消耗殆尽、更多纯粹个人化的词语组合方式已不再可能，人类的经验便实现了同一，人类的意识便汇入了大同。
    没有歧义，只有明晰、精准和正确，只剩下再无区分、可被普遍通约的“标准灵魂”。“凡人怎么能不死？除非他像一滴水汇入大海”。取消分别，这便是通向不朽的道路，“无分别即无生灭，因为物物相续、此灭彼生，因而在整体意义上，并无生老病死”。逻辑上自然讲得通，惟一的问题在于，以放弃自我为献祭而求得不朽，这是否真的符合人类的本意？一种取消了独立意志的永恒，更近于永恒的“生”还是永恒的“死”？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或者说广义上的“诗”，既是所谓“大同”理想的终极威胁，又是人类尊严的最后堡垒。因为语言意味着命名，命名意味着区分，而区分意味着不可通约的个体意志，意味着生命所有的限度以及足以傲视这限度的悲壮的骄傲。这让我想起300多年前帕斯卡尔那著名的论断：“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做一根会思想的苇草，还是做一尊冰冷的神像？在帕斯卡尔的年代，我们并没有选择第二个选项的权力。但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爆炸、充满“丰饶的匮乏”、每一秒未来都可能超越想象又扼杀想象的年代，这个问题似乎真的可以被严肃地摆上台面。毕竟李宏伟想象中的未来，由今天看去，并非多么遥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王与抒情诗》及其所表现并象征着的元素性、基质性的“语言”，才显得格外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