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21世纪初年的军旅非虚构叙事，在承袭了新时期军旅报告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审美新质，催生了新的题材领域和文学生长点。军旅非虚构作家以更加宏阔的视野重建历史真实，观照当下存在，介入军旅现实，建构起包蕴强烈思想性和哲学性的“对话”场域；对人的心灵、情感、日常生活、生命存在等“内在经验”进行了持续的探索与掘进，对战争历史、时代精神、社会变革和强军实践做出了具有整体性和思辨力的概括、描述和判断。
    关键词：军旅非虚构叙事、大历史观、内在经验、思辨
    2015年，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这在世界文坛重新引发了对非虚构写作的关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意味着深度发掘历史、时代、社会和人性的非虚构写作，在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两方面都得到了高度承认。“非虚构”作为一种舶来的概念，近年来影响力日隆，屡成社会热点，而中国文学评论界对于“非虚构”究竟是一种文体、文类还是文学样式尚存争议。一种接受广泛而有建设性的意见是，我们应以开放的态度来包容“非虚构”这个概念，并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给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
    进入21世纪以来，军旅非虚构叙事也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作家作品，在众声喧哗的文学生态中突出重围，独树一帜。作为一种兼具真实力量、思想深度与艺术之美的创作形态，军旅非虚构叙事承袭了强大的军旅报告文学传统，在探寻战争历史、介入军旅现实、讲好军旅故事等方面具有独特魅力和文体优势；在直面改革强军、表达时代精神的过程中，亦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审美新质，催生了新的题材领域和文学生长点。
    从传统的文学期刊、图书出版到电视剧、纪录片、公众号、有声书、网络连载、时尚读物，伴随着网络和新媒体的强势崛起，军旅非虚构叙事的传播途径发生了深刻变化，作品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日益扩大；从密切跟踪社会热点到返身潜入战争历史，非虚构叙事杂糅的文体特性极大释放了作家的历史激情和文学想象，历史题材军旅非虚构叙事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看，都堪称繁盛。打捞历史细节、重现战场真实、发掘内在经验的写作伦理，丰富深化了读者既有的历史认知；从“写什么”到“怎么写”，从时代报告到跨界写作，作家们更加注重文体实验和叙事策略，小说、散文、随笔、评论等其他文体的叙事手法和语言表达被引入军旅非虚构叙事，突破了传统报告文学的诸种条框和定式，也丰富提升了军旅非虚构作品的美学风格和文学价值；从中短篇幅的及时报告到动辄长篇、超长篇的宏大叙事，军旅非虚构叙事的体量不断增长，长篇化带来了更加丰富的题材吞吐和艺术空间，也考验着作家的文学眼光和思想能力；从传统的文学理想追求到强大的商业逻辑推动，军旅非虚构叙事作为一种优质的“IP”资源，受现实经济利益的影响日渐加深，其审美趣味、叙事方法和接受评价亦不再拘囿于经典、单纯的文学标准。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价值观念多元碰撞、社会舆论纷繁驳杂的当下，军旅非虚构叙事直面强军兴军征程中激情燃烧的军旅生活现场，且呈现出更加开阔的视野，不但继续细致描绘时代巨变在军营中的影响和波动，还注重从历史中挖掘民族生存与发展最具“痛感”的经验，更把笔触伸展到了整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巨变的脉搏上；军旅非虚构作家秉承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文学观念、价值判断、叙事立场等层面坚守“中锋正笔”和“正面强攻”的写作伦理，持续传达主流价值观，勉力弘扬时代主旋律。
    “大历史观”与“内在经验”
    进入21世纪，历史题材军旅非虚构叙事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上乘，涌现出了王树增的《朝鲜战争》《解放战争》《长征》、彭荆风的《解放大西南》《挥戈落日——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金一南的《苦难辉煌》、余戈的《1944：松山战役笔记》、丁晓平的《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程雪莉的《寻找平山团》、卜谷的《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等一大批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不再受历史成见和思维定式的规限，而是以当代人的眼光重返历史现场，发现民间记忆，重建历史真实，观照当下存在，整体上呈现出更加客观理性、且独具作者风格和思辨立场的“大历史观”。
    丁晓平是一个当下意识很强的作家，他的历史题材创作，往往有着强烈的现实关照。2015年，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他推出了《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搭建起了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使得各个政治势力之间能够在同一历史场域和精神时空中“互见”。而这种“互见”的“大历史观”，恰恰是中国“抗战文学”极为稀缺的。以往那种二元对立的抗战叙事在进行政治宣教和迎合民族心理时是有效的，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往往会遮蔽历史的丰富和驳杂，进而阻断 各方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可能性。马丁·布伯所谓“独白的生命”向“对话的生命”的转化，在考察历史题材军旅非虚构叙事时便具有了特殊的意味。在《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中，不同历史记忆、情感立场、价值判断缠绕交织，各利益攸关方的视角、文化、思维、情感、行为融合碰撞，共同构成了一幅全景和动态的历史画卷。可以说，最大限度地追求对历史叙事的可交流性和可理解性构成了这部作品极为显明的文本特色和写作伦理。丁晓平站在今天的立场和视角回望二战历史，试图以大国眼光、世界胸怀，透析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全面地认知历史的本质。历史写作的最高境界正在于吸取人类历史的智慧，化间接经验为直接经验，以大历史的深度和大战略的高度切入历史的细节，盘点得失，还原真相，照亮现实。
    历史时空对于当下的作家而言，存在着一道不易穿透的“隔膜”。作家们往往执着于对“外在经验”的铺展，停留在事相的表层和故事本身的起承转合，对题材、结构、叙事策略、人物形象等层面的横向拓展屡有收获，而对人的心灵、情感、日常生活、生命存在等“内在经验”的纵向掘进却严重不足。没有强大的思想能力、没有痛切的生命经验、没有深厚的情感融入，没有充分的知识准备，便很难走进历史的深处与细部，更难触及人物的心灵与精神。
    程雪莉的《寻找平山团》便是一种深植于“内在经验”的本土叙事。她对平山地域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风物民情、乡村传统的熟稔是基于广泛深入的实地走访和耐心细致的田野调查。更为可贵的是，作家在对这片红色沃土上的生存经验与生命情态的精准描摹与深刻思辨中，试图找寻并复现那些湮没在历史进程中的鲜活动人的故事和元气淋漓的生命，进而揭示出“平山团”赖以存在和延续的精神传统。以散文的笔法来写作纪实文学，程雪莉的行文富于节奏的变化，讲究文字的韵味和画面感。《寻找平山团》是由一个个独立成篇的故事所组成，每一篇都附带作者的采访手记。这种作者主观视角、情感立场、思想观点的介入，使得程雪莉笔下的革命历史不夸饰、不隔膜，氤氲着一层生活的烟火气，充盈着生命的热力与温度。作者对当地风物掌故、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的熟稔渗透沉淀于字里行间，精彩而动人的细节俯拾皆是。我们既会为战士牺牲前的那声呼喊“娘，给俺捎一双新鞋”而悲伤，亦会为“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送子当兵后，独自一人在皋上前仰后合的哭喊而震撼……“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的故事堪称传奇，然而程雪莉的叙事重点却并非编织传奇的故事。她笔下的历史没有波谲云诡、雄浑壮丽的宏阔气质，有的是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场景和鲜活独异的个体生命。她试图从有限的历史信息中拼接建构起属于平山团的真实的时代图景，试图从后人们只言片语的传说中勾勒出这些革命先烈的举止样貌。那些美好的名字、青春的躯体，最终幻化为烈士墓碑上的一行简短文字。被湮没忘却的历史在后辈的眼中熟悉却陌生、在场却缺席。找寻与建构历史的过程唤醒了作者的儿时记忆，接续起家族的革命血脉，也生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因而说《寻找平山团》先在地便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价值。
    “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历史画卷中最为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一页，其宏阔复杂的战争场面、波谲云诡的政治较量、漫长错综的历史进程，对任何一位企图接近她的作家都不能不说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尤其是全景式的客观再现，更是难以想象的。作家的视野与耐力当然是一个重要方面，更重要的是审视历史的思想与哲学的高度，对王树增而言，这才是他真正的“难度”。还原历史的意义不可否认，但历史对现实的启示才是这类题材作品的真正价值。站在新的起点回望来路，8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所走过的艰苦卓绝的“长征”与当下中国改革发展的进程无疑在诸多意义上达成了同构关系。尤其是在新世纪新阶段，当国家与民族整体性地进入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新一轮征途时，以当下视角重新开掘并整合历史资源，从中寻找支撑人们前进的理想和精神动力便显得更加重要。王树增笔下的“长征”，没有满足于或者停留在对历史的还原乃至重述，而是以人类学和政治学的双重视角，以全球化、全人类的普世情感和精神伦理为依托，以挖掘整理思想史脉络的科学态度，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的时空范畴中探寻“长征”这一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在当下精神文化语境中的价值与意义，为更广泛的读者全面而生动地认识和感受“长征”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和认识平台。王树增按照编年顺序，以长征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经线，以四支红军主力部队的各自遭遇为纬线，编织出了一张涵盖长征全过程的历史巨网，呈现出一幅全景、立体、交叉、动态的“大历史”画卷，力图揭示隐藏在史实表象下的历史本质、规律和运行趋势。
    与“大历史观”相呼应，《长征》体现出作者极为强烈的“史诗欲望”，诗的美感和史的深度是作者自觉追求的写作风格。王树增并未因历史材料的繁杂和思想主题的宏大而忽略对艺术个性的张扬和文学性的建构，而是极力使“文学”尽可能多地溢出“历史”和“政治”的荫蔽，以独特的跨文体方式，精心进行语言打磨和情境营造，使作品更具文学的张力与灵性。王树增运用了小说的描写与叙述、散文的铺陈、诗歌的直觉与意象、评论的理性分析等等文学手段，使得作品在整体风格上呈现出强烈的个性魅力和丰饶的审美意蕴。在这里，文学与历史达成了完美的遇合，王树增建构雄浑宏大、悲壮优美的长征史诗的诉求也得以实现。
    没有“内在经验”的建立，文学就没有“存在”的维度，文学就会成为平面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作品是否具有精神的追问和对存在意义的呼唤，其境界是大不相同的。在《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中，卜谷通过红军女战士张桂清为毛泽东胞弟毛泽覃守灵77年的风雨历程，以敏锐却不失温情的笔触描摹勾勒出一个普通的革命者矢志不渝的心灵史，更深刻揭示出支撑着这个柔弱女子如椽如梁的精神结构，生动诠释了信仰的力量。
    卜谷拖着残疾的右腿行走于赣南苏区的深山孤村，六年间九易其稿，其用生命执着守望红色历史现场的写作精神令人感喟。作品呈现出人的内心深处极为隐秘而又细微的经验，对战争与生命、与生活、与生存的关系等极富存在感的哲学命题进行了深入甚至于严苛的探寻与思辨；将人心的坚韧、人性的高贵、信仰的坚定置于风雨如磐的革命历史背景之中，书写得真实感人、摇曳多姿。数十年生死两茫茫，一辈子造化最断肠。张桂清老人的情感世界既是隐秘而复杂的，也是单纯而澄澈的，这是只有经历了那个年代生与死考验和有着相当生命历练的人心才能真切理解与体察的。而站在现实此岸的作者卜谷用他饱蘸心血和情感的强健笔力，建构起了由“内在经验”“内在的人”所构成的繁复且丰饶的文学时空，再一次印证了在当今有些喧嚣躁动的文学语境中，“精神叙事”“灵魂写作”的价值和意义。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开头，劝告我们要对本国的历史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历史研究要持守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如此？作家对尘封的历史事件和逝去的历史人物既需要记叙、描绘，也要反思、批判，然而无论持有何种价值判断，对历史本身怀有温情和敬意应该是最基本的立场，这样才能获得公正的理解世界的视角，才能富于建设性地再现或重建历史场景，历史叙事也才能够对当下社会和现实人生有所镜鉴与启迪。
    守望“现场”与仰望“星空”
    文学与时代都是极其复杂的存在，两者在思想与精神上并不是一种同构与同质的关系。文学若要与时代同步，甚或走在时代的前面，便要“先立其大”，以一种大方大正的理想、情怀、精神、气魄，把文学从低迷、小我的趣味里解放出来。然而，1990年代以降，当代作家在处理历史题材时，过多地采取了颠覆和戏仿的叙事策略。导致很多作品中的历史事件既无从证明，亦无法证伪。偏激错位的观念、虚无主义的思想、诡谲浪漫的传奇、天马行空的想象甚至于胡编乱造的故事开始大行其道，充斥其间的是消费主义的欲望宣泄和奇观展示。
    无论是回望历史，还是聚焦现实，军旅非虚构叙事所反拨的恰恰是这种虚无、错位的思想立场和文学观念。军旅非虚构作家关注和书写的题材往往都是比较“大”的——大历史、大时代、大人物、大事件。“大”并不一定意味着粗疏和空洞，“立其大者”的意思，是要从大处找问题、寻路径，把散逸于虚无时代里的精神力量整合并释放出来，只有这样，中国当代文学的嬗变才会呈现出大格局、大气象。作为军旅非虚构叙事的重要一翼，现实题材军旅非虚构叙事，因其密切跟踪当代军营和军人生活的新变，深刻洞悉社会文化心理转型，经由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的生动描摹与深度透视，展现出军旅非虚构作家强大的思辨力量，真诚的文学态度和崇高的精神立场；而守望生活现场，介入军旅现实，塑造新一代高素质军人形象，记录强军兴军伟大征程，始终是军旅非虚构作家的职责与追求。
    党益民在20多年间40多次入藏，将西藏作为灵魂栖居地与写作主阵地，用心灵和生命感悟记录驻藏武警官兵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伟大精神，先后创作出《川藏线上生死劫》《用胸膛行走西藏》《守望天山》等震撼人心的纪实佳作。在《用胸膛行走西藏》中，党益民用生命和激情，更用心灵和信仰体验着西藏武警交通官兵们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特殊“存在”，一句“用胸膛行走”，足以体现其真诚而虔敬的创作态度。《守望天山》通过作者手记与相关当事人讲述实录，书写了老兵陈俊贵出于对牺牲战友的感恩之情、转业后自愿放弃平静安逸的生活重返遥远天山，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濒于赤贫的艰苦状态中，执着为战友守墓24年的感人故事。这两部作品，前者树立了一个和平环境下，用年轻生命、高尚灵魂捍卫军人信仰的英雄集体；后者塑造了一种永不褪色的老兵精神、一个不着军装却又闪耀着人性光芒的军人形象。
    党益民凭借着富于痛感的生命和心灵体验再现了生活的原生状态，每一次采访过程都更像是一次精神和灵魂的还乡之旅。作者深入到官兵们的生活和心灵的细微处，去探寻现实生活的平淡与常态对于个体生命的朴素但却丰饶的意义，由此反衬出“生存”的严酷和信仰的坚实。在与官兵们的一次次心灵对话中，作者捕捉到了被英雄光环和豪情壮志所遮蔽的平淡但却真切的生命细节，由此完成了将特殊“存在”与生活常态的对接，深化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现实意义和时代内涵。党益民的文字是用双脚走出来的，他凭借着军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顽强毅力，一次次地完成了身体与精神高度统一的“有难度的写作”。与之相类似，姜安的《三十七孔窑洞与红色中国》也体现了“身入生活现场，真诚面对生活”的作家立场。作家通过亲身走访、体验直抵生活真实的存在之境，触及到重大而深刻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并做出了深沉而富于痛感的观察和思考。在我看来，对生活“现场”的执著守望正是军旅非虚构作家最可宝贵的写作伦理。
    新世纪新阶段，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成为我军核心军事能力的重要体现，特别是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护航维和、跨国军演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中，都会看到军旅非虚构作家的身影。他们亲赴一线，亲历感动而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自信、坚强、英勇、无私……美好的情愫和人性的光芒经由现实题材军旅非虚构作品而传播得更远、更久。
    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曾经掀起了一轮“地震纪实文学潮”。军旅作家创作出《遍地英雄》《在天府的苍穹反复吟唱》《万里长空》《大国不屈》《英雄唐家山》《跨战区行动》《惊天动地战汶川》等非虚构作品。其中，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作为表现大地震题材的感人力作，一举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作品着意反思灾难带给人心、人性、人情的破坏和影响，在“灾难报告”这样的主旋律写作中实现了个性、深刻、有价值的叙事。李鸣生第一时间赶赴震中，迎着飞石，冒着生命危险采访，不仅摄取了抗震救灾的感人场面，而且更真切地悲悯人类生命所蒙受的重创，反思与灾害同时发生的某些存在，以直面现实的精神勇气和穿越生活的文学目光，“用镜头定格真相，让文字留下思考”。从上述作品中可以看到，责任感与使命感不但赋予了军旅非虚构作家对现实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也赋予了他们勇往直前、不畏艰险的战斗精神。
    在“正面强攻”当代革命军人的生存状态、心灵世界和崇高精神，进行着贴近现实、贴近军营、贴近官兵的“低纬度叙事”的基础上，军旅非虚构作家还同时聚焦科技强军的壮阔历程，将关注的目光投射在“仰望星空”的“高海拔写作”上。当文学与科技相遇，我们的脑海里，或许还会闪现出徐迟的经典名篇《哥德巴赫猜想》。年轻数学家陈景润勇攀科学高峰的故事，不仅印证了科学春天的到来，也感染激励了几代年轻人以科学为志业的奋斗青春。
    2016年5月，习主席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强调指出，要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对军队而言，军事科技攸关前途命运，影响战争胜负。强军兴军征途上，军事科技的地位作用将更加凸显。作为一种特定题材，军事科技事业所蕴含的诸如国家利益、民族精神、战略博弈、哲学思辨、战争形态、武器装备等等元素，始终是军旅非虚构叙事浓墨重彩的书写内容和表现对象。文学叙事的跳荡激情与科技研究的严谨沉静间，宛若隔着一条亟待沟通和跨越的鸿沟。直面军事科技，对作家来说意味着新鲜的经验、写作的难度和未知的挑战，带给读者的是惊爆眼球的科技知识、震撼心灵的精神追求、感人肺腑的命运故事。
    李鸣生的“航天文学”创作——《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走出地球村》《远征三万六》《中国长征号》《千古一梦》《发射将军》堪称军事科技题材非虚构叙事的代表。李鸣生始终将中国人的飞天梦想和人类文明对宇宙空间的探索精神紧密相连，注重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分析航天事业的价值、意义，从民族心理和文化的层面建构中国人的飞天梦。对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大阶段，李鸣生都做出了精到的概括和剖析，将航天事业与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的发展融为一体，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中把握航天事业的动态图景。
    军事科技题材非虚构叙事之所以长期存续，除了其所依托和反映的生活内容有较为独特而固定的边界之外，也必定在话语形式、审美风格、思想资源等方面与众不同。而“航天文学”之所以能长久地吸引作家书写、读者阅读，其魅力关乎思想、源于精神。与我们所居住的大地相对应，人类头顶那片广袤而幽深的星空，既印证着物理时空的辽远无际，也标示着哲学世界的精神彼岸。人类关于生命、世界、时空、未来等的终极思考，都指向了那片令人迷醉、困惑且充斥着危险、未知的宇宙空间。“航天文学”所关照的对象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日常经验拉开了一定距离，叙事的过程需要对晦涩的知识、高深的科技进行有效的文学性转化，并且需要体现出作家独特而深刻的思辨。作家不是哲学家，但作家若是没有哲学的滋养是很难成为文学大家的。在特定的意义上说，文学最深刻的力量所在，就是对人的精神存在的思辨，对人的心灵世界的叩问和对生活表象的超越。在李鸣生看来，辽远的太空除了浩瀚寂寥之外，更隐藏着诸如天道人伦、生命存在等等哲学甚或宗教层面的终极意义；人类恢弘壮丽的航天事业与个体独异幽微的生命经验之间，蕴含着丰富广博的文学可能与厚重驳杂的精神空间，需要作家持之以恒地追问、发现并做出置身时代前沿的思考。因之，以个性锐利的价值判断因应混沌未名的时代主潮，提供对历史、对现实富于穿透力和超越性的思想智识，便成为李鸣生孜孜以求并坚定执守的写作伦理。
    美国著名汉学家夏志清有一个说法：“现代的中国作家普遍存在着一种感时忧国的精神。他们非常感怀中国的问题，能无情地刻画中国的黑暗与腐败，着力于以文学来拯救时世、改善中国民生，重建人的尊严，但恰恰是这种过于强烈的道义上的使命感，过多的爱国热情，使得中国作家未能获得更为宽广的精神视野，以至于整个现代文学当中，真正有成就的作家屈指可数。”【1】夏志清的观点虽然尖刻，但也道出了中国文学一直以来较为稀缺的一种写作向度：即既要批判让中国人的灵魂匍匐在地的历史，更要探寻一种具备统摄和整合力量的精神资源，呼唤一重能够俯视众生、拔擢精神的“理想视角”。李鸣生的军旅生涯始于发射场，15年的发射场生活，使他比一般人更有条件仰望星空，使他有机会伴着火箭的一次次升腾跳到地球之外对我们生存的地球进行立体的思索，从而获得了一重新的审视世界的角度。
    寻获了高远的理想视角还不等同于攀上了文学的高峰，高蹈的精神和灵魂恰恰需要弥漫着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来承载。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作家也好，一部作品也好，其所以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但都脱离不开他所描绘的生活的质地。是否真实，是否厚重，是否艺术化地还原了人生存的本真状态，这对作家是一种根本性的检验。
    《千古一梦》是李鸣生“航天七部曲”的第六部，在规模上更宏阔，时间跨度更大，生活的覆盖面更宽，是第一部对中国半个世纪载人航天事业进行全景式描摹的作品。这部作品调动了作家多年积累的写作资源，体现了作家坚实的生活和采访基础，以及对宏大叙事与崇高的信仰，对人类探索宇宙这一伟大而壮丽事业的哲学思辨，对高科技题材与文学性之间进行有效转化的艺术匠心——这一切无疑使得这部作品成为21世纪初年非虚构叙事的重要收获。载人航天事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宏大、最为复杂、涉及面最广的科技事业。面对如此浩繁的生活层面和人物事件，如何理清历史的发展脉络，充分展现出中国载人航天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的真实状态，还不能流于表面，变成大事记和流水账，其写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大到宏观的尖端设计、高层决策，小到人物的性格、形象、心理、情感、故事、细节，这对作家对这一题材领域生活的熟悉程度和素材、写作资源的积累都是重大的考验，是否真正沉入载人航天事业的历史与现实的深处，是否真正深入到中国航天人的生命、情感、精神，能否形象、深入、生动地展现出中国航天人的豪情和本质是作品成败的根本所在。从《千古一梦》中，我感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是强烈的现场感，是与中国航天事业近距离接触的心灵碰撞。
    《千古一梦》在“务虚”和“务实”两个向度上也体现出作家独特而深入的思考。“务虚”层面：始终将中国人的飞天梦想和人类文明对宇宙空间的探索精神紧密相连，注重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分析阐扬航天事业的价值、意义，从民族心理和文化精神的层面建构中国人的飞天之梦；“务实”层面则体现在，在中国载人航天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大的关口，作家都做出了独到而深入的思考，而且条分缕析，结合着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概括和富于个人创见性的剖析，如对文革期间左倾政治对刚刚起步的载人航天事业的影响，以及1990年代载人航天工程重新起步之际，市场经济转型对航天人、对航天事业产生的巨大冲击，从而将载人航天事业与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的发展大势紧密的融为一体，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中把握载人航天事业的动态图景，体现出作家强大的哲学思辨力和思想穿透力。
    军事科技是处于当代科学技术最前沿、具有知识密集型特点的新技术，其本质特点就是“高”和“新”。因为“高”“新”，它有着显著的超前性，远离人们日常生活视野，对于绝大部分读者，它显得陌生且艰深。因而，科普，就成为军事科技题材非虚构叙事的题中应有之意。同样是聚焦军事科技，龚盛辉、曾凡解创作的反映国防科技大学超算技术团队事迹的作品《决战崛起——中国超算强国之路》，更加注重将艰深晦涩的科技内容转化为好看可读的传奇故事。
    为了实现这一创作意图，作家跨越了两道“坎儿”：一是钻研高科技，理解题材涉及的科技内容，领会其价值意义，让“内行觉得不是外行、外行感到是内行”；二是在高深艰涩的科技属性与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文学要求之间架设一座桥梁，让受众得以走进军事科技的“深闺”，识其面目，解其情怀。《决战崛起——中国超算强国之路》把超算技术与我国“两弹一星”等重大国防工程建设相对照、与世界强国在超算领域的竞争角逐相联结，把我国60年超算技术发展史，写成了波澜壮阔的我军现代化建设史的缩影，演变为中、美、日在超算领域的一场殊死决战，以文学语言转译科技密码，化艰深为传奇、化抽象为形象、化乏味为有趣，增强了作品的史诗性、传奇性和可读性。
    当前，在世界范围内，“非虚构”写作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整体态势蔚为壮观。置身激变时代渴求深度解读、媒体竞争带来阅读危机、传统文学受到置疑冲击的文化语境，非虚构叙事亦面临着诸多挑战。一个最大的现实问题在于，“消费”和“娱乐”已经成为当下人们生活的主流观念，它在带给人们娱悦的同时，也在挤压着人们的思想与情感空间，零度叙事不再是作家的一种文学表达策略，而是现实生活的一种真实呈现。人们对某一领域或事件的关注往往是即时性的，一过性的，不管多么重大的事件，往往今天还是万人空巷，明日就关注者寥寥。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里，非虚构作家面临着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压力。采访要快、写作要快、出版要快，甚至于跑马圈地也在所难免。很多非虚构作品，尽管敏锐地捕捉到一个好的题材却来不及思考与沉淀，甚至也谈不到有什么精巧细腻的艺术构思、对语言的锤炼打磨，更遑论诗性与审美价值，这样的作品沦为文化快餐也就不让人感到惊讶。
    一个作家的视野有多大，决定了他笔下的人物能够走多远；作家站得高，他塑造的人物就看得远。生活考验着文学，变动不居的时代对作家的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他还需要强大的思辨力量。而生活经验的缺失与思辨能力的匮乏往往是互为表里的，不了解生活，写作就没有血肉；没有思想，作品就没有灵魂。一个作家要超越复杂的事相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太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军旅非虚构作家必须要为自己搭建起有思想资源作为支撑的对话场域，才有可能与广阔的时代、社会对话，与具象的生活、生命对话，与高远的灵魂、信仰对话。
    注释：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第461页，北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