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当代文化语境的骤变和分化，对当代文学所在的历史处境日益变得难以作整体性描述，这已被研究者越来越充分意识到。而对文学历史场景的铺展和文学研究历史语境的思辨亦愈加困难，在这方面文学研究应持有怎样的立场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但近年由于文学传统和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的被关注，文学传统与“当代性”、文学研究在重申“主体性”之上的文学资源拓展研究已经开始其理论旅行。一方面，立足于传统进而重新审视当代文学的发展和现状，文学资源作为一种规约力量的前提已被提出；另一方面，文学和历史的双重进程对其“历史化”与不断改写的过程也仍然要以传统本身的自为特性为依据。文学传统在这两方面的表现可谓将其当代重建变得更为复杂难料，这也使文学传统的个案研究愈显必要。而作为中国小说传统之一的“史传精神”它对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影响，它作为当代长篇小说无法规避的文学资源，其中所包含的研究理路与浸润的当代文学学科意识已将当代长篇小说文体研究的复杂与多重面向展露无遗。
    一、文学资源的逆向回溯研究：通说之思与比较之维
    “史统散而小说兴”，明代话本辑录家冯梦龙的这一说法不仅描绘了中国小说传统产生的清晰脉络，也为研究史统与小说的不解渊源提示出给后来研究者颇多阐释空间的思考线索。而较为完整地提出史传精神对中国小说影响的是陈平原先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该书将史传传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放入晚清至五四时期小说研究中，这一思路奠定了史传精神与小说传统研究的理论起点。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方锡德先生《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一书将古代小说的美学特征与现代小说的美学内涵联系起来，多有独到见解。近年涉及该方面的硕博论文大多未跳出这种古今对应的研究视点。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孟繁华先生的论文《历史主义与“史传传统”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现象研究之一》从文学经典终结论的层面暗示了这一研究的难度及面临的问题。综合以上对“史传精神”与小说传统的研究现状来看，一方面对于二者的关联研究已成规模，并提出了许多极具启发性的见解，如石昌渝先生《中国小说源流论》中对“史传”之于中国小说源流的辨析、考证；另一方面，却仍然遗留和衍生了更多仍需进一步延伸和思考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与当代文学学科意识紧密相关的小说文学资源研究，尤其是立足于当代小说的创作态势而进行文学资源研究时的视野与思考角度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并非仅仅取决于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它更关乎中国文学传统中对小说这一文类的复杂认知态度。以下两个论断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即可看到：无论是古代研究者，还是今天的研究者，他们对小说这一文类的审美判断似乎很难在极其肯定与褒扬的层面达成一致，这也就给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学资源研究增加了难度。
    论断之一是清末桐城派姚永朴在《文学研究法》中对小说的激烈抨击，他批判道：“（小说是）情钟儿女，入于邪淫；事托鬼狐，邻于诞妄。又其甚者，以恩怨爱憎之故，而以忠为奸，以佞为圣，谀之则颂功德，诋之则发阴私，伤风败俗，为害甚大。且其辞纵新颖可喜，而终不免纤佻。”这样的否定性判断在古代学者那里还有很多。虽不能一一列举，但清人姚永朴的这一看法可以说是否定声音中比较极端的例子。其二是张学昕先生发表于《光明日报》2007年8月24日的一篇文章《长篇小说写作的文体压力》，该文对小说写作在当代面临的压力和困境有所阐发，其中不无质疑之义，他谈道：“小说写作的‘文人化’、‘花腔化’、‘个人性’，使小说不断越出经典‘文学性’的边界。”但论者并未对越出边界后的当代小说写作给予关注，也未对所谓的“经典文学性”保持警惕，更未对其边界予以勘定。真正需要求解的问题或许不在越出边界与否，而是越出后会怎样？假设越出了边界，那么这种越出是否为当下的长篇小说写作带来新的可能？在此并不能苛求作者，但若要细究下去，这些疑问本身也从另一方面看出该文所谈小说写作的三种倾向稍显立论依据不足。而由此论断推及当代学者对小说的看法则会发现：虽然其中的否定态度并不比古代学者来得少甚至是更多；但其激进程度却有了微妙的变化，除了避而不谈和痛击贬斥外，模棱两可的判断确是居多。但显然这里的问题不在某一具体观点的分歧，而在如何把握这种显而易见却又殊难圆融呈现的传统之影响，这也是考察当代文学的文学资源时必须注意的地方。
    再将思路转换到“史传精神”上面，其问题也是头绪纷繁。限于篇幅结构，仅取专论“史传”的学者所表露的研究立场，以之从侧面映衬出谈论“史传传统”这一问题所需的庞大知识背景和能够由宏观入而从微观出的学术能力。美国学者汪荣祖先生在其论著《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里对自己做此研究的初衷和想法就有大略论述。这本《史传通说》至今仍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因而论者在书中的多处论述当可作为研究“史传”立场之代表加以引证、辨析，这一点在钱钟书先生和杜维运先生分别为该书撰写的序言里可以知晓，两位前辈学者的前序也从侧面评价了著者的治史立场。又，鉴于《史传通说》在“史传”研究文献里重之又重的地位，尽管全书精妙论述比比皆是，但不能逐个分析品评，故仅以汪先生于该书自序中贯穿的学术立场为切入点，借此阐明“史传”所含内容的复杂以及以“史传”作为研究方法和立论点的问题本源性。论者谈及：“本书寻刘勰史传旧踪，旁测侧探，参证今古中外，随心庚扬，聊曰通说，非注刘释刘之作也。”此是作者自注<凡例>开篇。虽云寻史传旧踪，然如何兼顾？怎样融通？是为要义。故在<凡例>结篇又言：“兹编之作，譬如蠡测汪洋，所得涓滴，岂沧海之比？夫中西史学，渊源俱长而流变殊途，诚不可横施甲乙；惟宜平心索解，窥其底蕴，观赏异趣耳。至于殊语壹义，貌异心同者，并非偶然。盖文化有异，情理可通，若直笔信史，史之悬鹄，东海西海固无异辞也。”名为慨叹、自谦，实是暗藏机锋，可以说汪荣祖先生已将“史传”之于传统的根本涵义寓于其中，即是：“渊源俱长而流变殊途”、“殊语壹义，貌异心同”。尽管他是在中西史学比较的意义上持此论点的，但深入看下去则会发现“史传”之于传统的流变形态亦在所论之中，因为它“并非偶然。盖文化有异，情理可通，若直笔信史，史之悬鹄，东海西海固无异辞也。”也就是说宏观的发凡起例、旁征博引皆要落实到“情理可通”之上，这才是研究“史传精神”的悬鹄所在。要达到或靠近这样的目的难度可想而知，先生之途为“不可横施甲乙；惟宜平心索解，窥其底蕴，观赏异趣”，即：从比较中谨慎选取类比点，以“平心索解”的考证、鉴识功夫尽量避免论述里存在“横施甲乙”的联系，在此基础上达到“窥其底蕴，观赏异趣”的通说之思。
    而“比较之维”的研究眼光与“通说之思”的立论出发点对具体的当代文学资源研究而言，即是“逆向回溯式”的研究路径，因此，对作为当代长篇小说文学资源的“史传精神”的整体观照与古今类比更应以之为参照。更何况从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角度寻觅文学传统重建的可能性已经是中西方学者面对文学传统时共同关注的趋向，如：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利维斯《伟大的传统》（北京三联书店2002）、姚文放《当代性与文学传统的重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并且，在涉及文学传统与小说文类关系的研究中，如陈文新《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吴道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新英雄传奇小说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等，也都显示出由抽象的文学传统理论命题探讨向具体文学研究命题和文学现象的关注。然而仍需警惕的是：在文学资源的逆向回溯研究前提下，单一的文体研究视野远不足以体现长篇小说文体的创作张力和发展活力，必须要考察当代长篇小说在文体演进过程里对文学传统变革的应对和对文学范本选择的自我调适机制，这也是使得当代长篇小说在面临像“史传精神”这样强大的文学传统时如何还能保持其文体特点与创作活力的深层原因。
    二、混杂与变异：当代长篇小说文体建构与文学资源的选择
    毕竟，研究当代长篇小说文体必然面临这一时代的文学传统，更要格外注意“文学范本选择”这一被忽略的文学传统变革要素在建构当代长篇小说文体中所起的作用，如：十七年时期的许多“未完成”作品、文革时期的“浩然现象”、八十年代“新历史小说”的内在缺陷等。可以说在当代长篇小说文体演进各个时期都可以看到文学传统变革下“文学范本选择”的存在，而选择之下必有妥协、必有反叛，也必有文体的自我调适机制出现，这就是“长篇小说文体自律性”的结果，它在诸多个案作家与典型文本里有复杂体现。同样，对它们的选择与接受、研究与批判，也从另一层面印证了当代长篇小说文体作为问题与方法研究的二元同构性。那么，就当代长篇小说这一研究对象来说，“史传精神”作为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学资源这一关键性命题，它在文体影响层面究竟之于何等要素？这些要素又在日积月累中凝结为哪些文体形态？它们都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被固定下来的？这些问题又不可不答。朱光潜先生在《诗论》抗战版序文中亟呼：“当前有两大问题须特别研究，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收。”所谓“固有的传统”与“外来的影响”诚然都是需要并重研究的，但问题是：在沿袭而外，还应偏于对传统之源与流的考辩。
    这就决定了我们仍然要在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去发现“史传精神”对不同时期、不同题材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所产生的潜移默化之影响。一方面，它作为一种文学资源被借鉴、延续着，另一方面其中又发生了很多变异，如：史传分离与史传兼合、“规范”的历史话语与难以被规训的历史意识、“文人化”的史与“俚俗化”的传等问题。而对这种影响和变异的阐述应以当代长篇小说的历史发展为参照，着重考察当代长篇小说对这一传统的延续、转化、变异，并以问题的形式作为逻辑推演，凸显这个问题在不同时期的表现特征，以此钩连代表性的当代长篇小说作家和作品。曹聚仁先生对小说源流的论述在此可供为参考，他在《中国文学概要·小说新语》里有精当论证，认为：“我们从小说的源流来看，也是远接唐宋传奇文（可以说和戏曲同出一源）。而唐宋传奇文，也受着佛曲宣卷一类外来文体的影响；这一演变的过程，我们看了敦煌石室中的变文，可以了然于心了。两宋的话本，元明的讲史，就是从这么一种体制发展开来，到了明代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讽刺小说，慢慢和外来的小说合流，其中有着俄、波、英、法引来小说的血统，却也有中国古代讲史、人情、讽刺小说的血统；在文艺上，几乎每一种文体，都是混血儿，不会有单纯的体性的。”此论确为追寻文体演变中文学资源的影响开了先声，而文学资源选择中“体性”之混杂也是文体理论建构时必须关注的环节。正是在文体建构与文学资源选择上，文体的混杂与变异代表了该文体发展过程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例如，在汉代近似于小说的作品中就有被称为“杂史”一类的篇章。虽然在“杂史”里记载的人物和故事大都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依据，写法也与“史传”相似，但往往加入了许多想象和附会的成分，情节也更为曲折，有些描写则更为细致，颇富小说的意味。比如：《吴越春秋》、《越绝书》中都用到这样的类似于小说的笔法，以此来记载伍子胥和越王勾践的故事，读来十分生动有趣。如明代钱福《重刊吴越春秋序》所言：“《吴越春秋》作于东汉赵晔，后世补亡之书耳。大体本《国语》、《史记》，而附以传闻者为之。元徐天佑谓其‘去古未远，又越人，宜知越之故，视他书所记二国事为详’，得之矣。天佑之所考注亦精当，第谓其不类汉文者，其字句间或似小说家”；又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六十六史部二十二论《越绝书》：“其文纵横曼衍，与《吴越春秋》相类，而博丽奥衍则过之。”仅以汉代为例即可看出文学资源与不同文体间的复杂关系，那么考察作为当代长篇小说文学资源之一的“史传精神”对当代作家具体的影响，就更无法忽略当代长篇小说的文体实践与其文学资源选择的内在关联。
    尤其是长篇小说从形式到内容的不断丰富，也标明了该文体极为独特的包容性与变化性，即：“文学的小说化，绝不是给其他体裁加上与之格格不入的异体的范式。……小说从本质上说就不可用范式约束。它本身便是个可塑的东西。这一体裁永远在寻找、在探索自己，并不断改变自身已形成的一切形式。与发展中的现实处于直接联系之中而建立起来的体裁，也只可能是这样的体裁。相反，这恰恰能使它们摆脱一切程式化的、僵死的、装腔作势的、失去生气的东西，即阻碍它们自身发展的一切东西；摆脱一切使它们连同小说变为某些陈旧形式模拟的东西。”但是尽管如此，与我们在社会转型和当代文学急剧变革的语境中所看到的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数量与当代影响相比，对“史传精神”与当代长篇小说之间所存在复杂影响与互动关系的研究似乎并不够，许多观点、思路都是散见于研究者的些许文字中，而体系化、专门化的研究还不多。尽管也有对“史传传统”的梳理，但研究者更偏向于源头的论证，而忽视了对这一传统在当代流变的展开和描述，其通观意识尚不明确，而这里面的最大问题就是当代文学学科意识和小说传统流变意识的缺乏。研究者们过于强调传统和历史的限制，而疏于对传统的当代性、小说的本体性给出合理、适当的阐释与论述，这就导致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当代长篇小说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皮相”式研究，即：仅仅从作品谈作品，由小说谈小说，经当代谈当代，借赞扬说赞扬，假批评而批判。无论有多少作品、多少小说，但如果只是从一到一，那么这样的当代长篇小说研究必然缺乏说服力，因为不管是对文学传统的误读，还是对文学传统所谓“继承”“发扬”的呼吁，都极有可能造成在传统缺失的情况下谈论传统以及在传统缺席的情况下批判现实，而这恐怕是现在很多提倡当代文学的学科意识者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如果能够从长篇小说文体的包容性与变化性来理性看待具体的某种文学资源在该文体建构中所起到的不同层次影响，那么，才能真正显示出当代长篇小说文体的独特属性，也才能真正建立起自成体系而又不轻谩文学传统的当代文学学科。
    三、由文章学角度的文本嵌入到文学精神风貌面向的意义渗透
    具体看来，这样的文体包容性与变化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首先是于叙事要素的影响，比如：叙事结构、叙事技巧、故事情节、真与幻问题等，这些叙事要素都是由“文章学”角度而嵌入具体小说文本中的。我们从古代、近代的小说家与评点家们关于小说故事和本事的叙述中，即可以见出以上要素的存在特点，显然，最初它们都是作为一种文章学的文本要素嵌入小说的，但在与小说本身的叙事流程融合之后，业己脱离了其文章学的色彩。比如清人冯镇峦《读聊斋杂说》所言：“读《聊斋》，不作文章者，但作故事看，便是呆汉。惟读过《左》、《国》、《史》、《汉》，深明体裁作法者，方知其妙。或曰：何不经读《左》、《国》、《史》、《汉》？不知举《左》、《国》、《史》、《汉》而以小说体出之，使人易晓也。”曾朴在《孽海花》第二十一回“背履历库丁蒙廷辱 通方苴衣匠弄神通”【眉批】中亦自道：“但在下这部《孽海花》，却不同别的小说，空中楼阁，可以随意起灭，逞笔翻腾，一句假不来，一句谎不得，只能将文机御事实，不能把事实起文情。”所谓“作文章看”与“作故事看”、“将文机御事实”与“把事实起文情”，这样的差别论述直接源于中国小说叙事传统中对本事与叙述的差别性认知态度，也更植根于“史传”文学的深层影响，这一区分和影响也在更广的意义上启发了当代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的诸多叙事要素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叙事诗学问题。
    再次是于美学经验的影响。这些由古代小说创作者在其小说里所提供的美学经验，不仅是理解中国小说精神与中国人审美体验的感性基础，而且也为当代长篇小说的美学经验提示了古老而常新的源头。脂胭斋在《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眉批】里有言：“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闲，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傅粉，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亦不复少。”此语虽仍是谈文章之法，却在其后隐藏着许多小说的美学经验问题，如：“空谷传声”、“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敷粉”、“千皴万染”，这些论述乍一看是指叙述笔法，但更深的内涵则关乎小说阅读中审美体验的不同侧面，或者说这种种秘法成就了中国小说的万般诸奇。又如阿英所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一晚清黄人《小说小话》里所论：“小说之描写人物，当如镜中取影，娇媸好丑令观者自知。最忌搀入作者论断，或如戏剧中角色出场，横加一段定场白，预言某某若何之善，某某若何之劣，而某人之实事，未必尽肖其言。即先后绝不矛盾，已觉叠床架屋，毫无余味。故小说虽小道，亦不容着一我之见，如《水浒》之写侠，《金瓶梅》之写淫，《红楼梦》之写艳，《儒林外史》之写社会中种种人物，并不下一前提语，而其人之性质、身分，若优若劣，虽妇孺亦能辩之，真如对镜者之无遁形也。夫镜无我者也。”这一段话可谓将小说的万般诸奇提升到了更高的美学境地，当然这也是一种由美学经验而生发出的深厚哲学思想。“镜中取影”最终直达“观者自知”的“无我”之境，此中玄妙尽在对“史传”文章义理有所反驳的转捩点中，看看“最忌搀入作者论断”、“未必尽肖其言”就可以通晓一二。
    最后是于文学创作精神风貌面向的意义渗透，这一影响已经积淀为当代作家在其长篇小说中无法抹去的史家意识与对历史审美的感性追求。尽管中国古代对史传精神的阐释存在“重史而轻传”现象，过分遵循史传精神中的“史体”规范，而对倾向于传奇、记传的“传体”变格则有所贬抑，以至对史传精神的当代阐释明显不足。但传统的依附性构成了中国小说至今没有中断的史传血统，如韩玺吾先生在《古典小说的发展路向及其对当代小说的影响》一文里就详细论证了这一点，他论述道：“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民主革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风云变化的生活面貌，……如表现20年代革命策源地广州革命斗争的《三家巷》、《苦斗》，描绘1918年到1927年上海工人斗争的《火种》，表现大革命前后气壮山河的农民运动的《红旗谱》……而此后农村题材的作品如《三里湾》，仍然遵循了这种创作原则。……很显然，如此创作原则正是与古典小说创作一脉相承的，受史传文学所影响的创作精神的影响，从其特有的传奇化色彩及宏大叙事的使用我们可以见得分外清楚。”论者的这段梳理虽有取一者而略他者的嫌疑，但是对史传文学所影响当代小说的整体把握，可谓抓住了二者关系的要害。当然，无法摆脱的“经典情结”固然有之，但这种影响的焦虑似乎并未构成当代小说创作的阻滞和牵绊，反而，它内化于当代长篇小说作家的文学创作之中，而这样的创作精神无疑透露了作家创作时多个层面的历史意识表达与更为个人化的历史观倾向。而在此历史意识与历史观影响下，史与传的文学精神之内在背离也使史传发生了变化，即：史传分离与史传兼合，这种分裂影响了十七年时期长篇小说的文体形态，出现了文体的裂隙与“未完成叙事”，以孙犁《风云初记》、老舍《正红旗下》、杨沫《青春之歌》为例。而十七年时期长篇小说文体的裂隙与“未完成叙事”一方面源于规范的历史话语与作家文体实践中难以被规训的历史意识间无法完全同构，另一方面这也是文体实践者在文学中人与时代中人间不断游移的过程。至文革时期“浩然现象”的出现，则瓦解了作家创作时的不确定心态，出现了重“史”而轻“传”的极端姿态，并逐渐演变为作家在面对文学创作所必须服从政治正确的绝对标准时那种无比确定的创作心态。直到以1985年出现的寻根小说为分界线，之后的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开始对重“史”而轻“传”的极端姿态予以全面反拨，文人化的史与俚俗化的传之潜在分途在此过程中重新获得可能。而从《黄金时代》《启蒙时代》、《马桥词典》《上塘书》、《白鹿原》《圣天门口》等的文本细读与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在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十年的乡土小说、都市小说中史传精神的潜行与逃逸。可以说也正是在文学本体意识遭遇整体性破碎的语境中，史传精神与中国小说传统在九十年代以来直至当下，都表现出难以用雅或俗来简单区分的、新的审美质素。
    结 语
    综上论之，作为当代长篇小说文学资源的“史传精神”，它对当代长篇小说文体研究的影响也存在于自身的不断变化当中，这就是：“在史传文学精神的烛照下，对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叛逆；而无论是继承还是叛逆，归根结底，都是在围绕史传文学传统这个轴心而前后运动。沿着这样一条运行轨迹，如果向前爬梳，可以看到这一文学资源的起点很高，它奠定了中国文学自身的固有属性，这是很难改变的文学事实；而向后延伸，则会发现对它的梳理和呈现是何其必要。个中原因不仅仅是要将这一传统、这一重要的文学资源对当代文学、当代长篇小说的影响表露出来，还在于将整个中国文学、将整个当代长篇小说中如何关乎历史、怎样关切现实的表达方式凸显出来。但仍需一提的是这样的梳理和呈现不是简单的叙事模式、叙事主题的类比，而是深入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寻找时代所赋予的当代长篇小说文体建构的复杂与多面，这甚至是文体形式的内在矛盾与分裂，由此出发，进而寻觅文学传统的变革与潜行对当代作家历史书写的规定、训导甚至误读、扭曲。因为，比起目前学界对当代文学价值判断的高低争议或好坏评价，与其不断夸大这种误读或任意批判这种扭曲，倒不如追逐着文学的魅力，在更具建设性的层面刻画当代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在历史缝隙处所展现的独特姿态，而这不仅是对文学资源的影响和中国小说传统的挖掘与关注，更是一种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客观检视与对其文学史价值的清醒审思。
    【毕文君，文学博士，东华理工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