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16年的短篇小说，作者首先从主题和形式的角度入手，提出2016年的短篇小说中，主要体现了以下三点内容：其一，具有鲜明的历史意识。有的作品试图对历史进行回望和反思，有的则试图以历史作为视野，打量历史当中的人，理解他们为什么在特定阶段会做出这样那样的选择，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其二，有不少短篇小说也立足于当下的生活现场，着力关注当下的现实。其三，本年度有不少小说作品，也带有先锋实验的写作意图。
    除了从主题和形式的角度入手，对2016年的短篇小说进行回顾之外，作者还以更为内在的精神层面为路径，谈了这一年度短篇小说所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也是这些年来短篇小说创作中一直就存在的问题。
    2016年的短篇小说，较之往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断裂，或是异常耀眼的新变。不过这种平稳，并不意味着这一年度的短篇小说毫无可观之处。这里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起码与两个原因紧密相连：第一，不少作家在2016年之前，已经写出颇具分量甚至是令人惊艳的作品。到了这一年度，虽然他们同样写有水准不低的新作，但是相比于他们之前的那些杰作，相比于那些作家中的作家——文学大师们的杰作，还显得突破性不够。这恐怕也是无法强求的事情——杰作从来就是稀缺的，创新也从来都是困难的。大多数的作家，都要写作大量看起来颇为雷同的作品，才能迎来那灵光闪现的瞬间，写出属于个人的、不可复制的杰作。而在这灵光闪现的刹那之后，又将进入漫长的与平庸搏斗的时期，重又置身于对杰作的期待之中。第二，作为一个离文学现场不算太远的读者，我已经读过不少作家的杰作或优秀之作，大抵知道他们的能力所在，知道他们各自的志趣、品性和美学特色，对他们所能抵达的高度也有所预期。这种前理解的形成，既加大了作品震掉个人阅读预期的难度，也带来了某种与期待相生相伴的苛求。
    虽然没有颠覆性的惊喜，但是阅读2016年的短篇小说，仍然让我感到快乐。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众多的砂砾中间，仍有不少闪光的所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比之于历史、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小说，也包括短篇小说的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呈现具体事情的逻辑，在场景的还原、重构与虚构中呈现丰富的智慧，带来诗性的愉悦。对于小说的这种独门能力，我仍旧深怀信任和热爱。
    一、回望历史
    2016年的短篇小说中，有不少具有鲜明的历史意识。有的试图对历史进行回望和反思，有的则试图以历史作为视野，打量历史当中的人，理解他们为什么在特定阶段会做出这样那样的选择，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孙春平的《身后事》这篇小说的主线是老革命秦丰年去世后所发生的一切，在叙述的过程中穿插讲述他生前所经历的重大事件。秦丰年是一个革命者的形象，但又不同于以往脸谱化的革命者的形象。他的人生遭遇颇为曲折，对革命亦有自己的理解。抗美援朝时期曾下过的一道独特的命令，使得他在战争后屡次受到审查，长期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但秦丰年最终得到平反，“磊落曾为老人带来不幸，但公平正义也终因他的磊落而回归。”小说中对秦丰年在革命年代的遭遇的讲述，还原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秦丰年在后革命年代所经历的一切，也颇符合当今的现实。尤其是秦丰年如何处理与几个儿女关系的部分，涉及当代生活的不同面貌。不管是对待历史，还是对待当下的现实，孙春平的笔墨都是审慎的，也是从容的。他恰如其分地以文字重构个人与历史、现实的关联。这种扎实的、融贯着个人思考的写作，无疑是十分珍贵的。
    朱山坡的《革命者》同样把视线转向风云变幻的革命年代，塑造了几个另类的革命者形象。他们都来自一个家庭：“我”的伯父放浪形骸，浑浑噩噩，在大问题上又清醒而坚定，善于在画作中巧妙地隐藏生死攸关的秘密，因而在革命行动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我”的父亲表面看来懦弱无能，实则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果断的行事能力；“我”的祖父则更为深藏不露，他的革命者身份，长期不为人所知，最终也出人意料。如今的小说创作，越来越重视理念的传达，观念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在小说中难以看到生动的人物形象和符合人物性格逻辑的语言和神态。《革命者》在这方面做得较为成功，值得注意。其实塑造生动的、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讲好一个故事，对于小说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天赋，也是不可多得的能力。一部小说最后真正要被人记住，或具备恒久的魅力，最重要的，也还是看能不能塑造一些甚至只是一个能够在文学史上留得下来的人物。如果以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写作传统作为参照，这无疑是一种非常落后的做法，但重新重视那些曾因某种激进的策略而抛弃的写法，恰好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小说更好地完善自身的方式。
    储福金近年来一直在经营“棋语”系列，也在持续地发表这方面的小说。《棋语·搏杀》的题目就是这篇小说的主题词。除了“棋语”和“搏杀”，还有一个词对于理解这篇作品同样不可或缺，那就是“不平等”。小说中的彭星出生于普通工人家庭，在吃喝玩乐方面，无法与人可比；在学校读书时，则成绩很好，经常与一个被称为“奶油小生”的人互为第一、二名。后来到了上山下乡的时期，由于招兵的部队连长与“奶油小生”的父亲是老战友，“奶油小生”有了晋升的路途，参军后可复员回到城市。无特殊关系的彭星则只好到农村去，但在干农活上无法与农村青年相比，下乡一年多，“依然一挑上担，脚下就像在走钢丝。”出于对这种不平等的处境的反抗，他决定跳开来搏一搏，去找围棋高手查淡一较高下，却发现与查淡下棋仍需接受不平等条约，仍旧无法摆脱受制于人的境地。彭星在下棋上最终搏杀成功，赢得一局，然而，如何在现实中反抗更大的不平等，能否在现实中反抗更大的不平等，他是茫然的，并无把握和信心。正如小说里所写到的，在下完棋后，“他就开了门走进黑暗的巷子里去了。他不停地走，并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一直走到城郊，面对着无垠的旷野……他为什么站在这里？他搏了什么？胜负是什么？如此，获得了什么？不如此，又失去了什么？然而他又觉得，他人生中只有这一次搏杀是实在的，其他所有的事情都在感觉中虚掉了”。小说很好地表现了彭星身陷束缚却又无从反抗的感受。小说中的围棋高手查淡其实也身处不平等之中。结婚后，他听命于他老婆，凡事受她摆布，后来他老婆还是带着孩子离家出走。他的生活是破碎的，心灵也未必完整。有此不平等遭遇的查淡之所以着意设定不平等的棋局，试图让自己始终占据主导权，多少与个人境遇有关。耐人寻味的是，查淡最后仍旧失算，被彭星赢得一盘，查理精心营构的世界也由此崩塌。另外，把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与阿城的《棋王》、双雪涛的《大师》与储福金的“棋语”系列放在一起进行对读，应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双雪涛的《跷跷板》则涉及上个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的问题。这一短篇，几无赘语，每一段话，每一句话，都有子弹般的硬度和力度。字数未必多，却有复杂的人性景深和广阔的社会景深，意蕴丰富。小说中的刘庆革，原是一个工厂的厂长，在企业改革时曾犯下不可告人的罪，虽然多年来一直没被人发现，内心却一直承受着罪责的折磨。在不久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刻，刘庆革仍希望能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减轻自己良心上的不安。这是小说中隐约可见的线索。双雪涛并没有采取平铺直叙的方式来讲述以上的种种，而是从一个名叫李默的青年人的视角来逐渐揭开这一切——他是刘庆革女儿刘一朵的男朋友。刘庆革的故事，刘一朵与李默之间的爱情故事，在小说中两相交织，齐头并进，由此而形成小说的独特结构。《跷跷板》虽然涉及国企改革的问题，但跟上个世纪所盛行的“改革文学”大相径庭。除了年青一代人生活的引入，小说在写法上还借鉴了悬疑小说的叙述方式，主题严肃但扣人心弦，可看出年轻一代作家既坚持严肃探索又强调可读性的努力。
    二、凝视现实
    除了试图回到历史的深处，2016年有不少短篇小说也立足于当下的生活现场，着力关注当下的现实。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各个阶层、各种形式的困境，成为本年度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
    这里不妨从须一瓜的《灰鲸》谈起。小说的主角是一对普通的夫妇。所谓普通，包括很多方面，比如他们的外貌，他们的生活态度，他们的经济状况，等等。小说也主要从普通的事情写起，先是写小说的男主角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昔日意气风发、激情四溢荷尔蒙也饱满的同学如今都开始进入中年，面临精神的或物质上的危机。有个别已被枪决，有的则在服刑，有的已病逝或在遭受着中风偏瘫等疾病的折磨。其中有发了财的，在“金钱荷尔蒙”的刺激下，仍旧意气风发；绝大多数的人，则“都在岁月中变丑、变老、变乏味。彼此都是镜子，照出了大好年华都过了保质期。结实有力的身体、披荆斩棘的理解力、敏锐的感觉、过剩的精力、美好的好奇心。说不清哪一天起，就一样一样统统蛀蚀光了，像一篮子迟早要坏掉的蛋。”小说的男主角，一个鲸鱼专家，一面感受着时光的飞逝、无情与凌厉，一面努力摆脱对当下生活的倦怠。灰鲸在小说中象征着另一种生活——庞大的、雄浑的、理想的、稀缺的人生。与灰鲸有关的一切，对于鲸鱼专家而言，就像雾霾中隐约可见的一丝光芒，是他能够继续坚持走下去的动力。他的妻子同样过着灰色沉闷的生活，甚至比他更加无望。这夫妻间又是隔膜的，互相不能理解。
    《灰鲸》主要写的是普通阶层的灰色人生，张悦然的《天气预报今晚有雪》则把目光放在一个中产阶级女性周沫身上。这是一个离异女性，她没有工作，每个月从前夫庄赫那里得到的那笔钱则让她仍旧有条件过上不错的生活。因此，她的困境主要是情感上的，这对于她来说，已经不堪面对，已让她非常痛苦。尤其是她与昔日的情敌顾晨，如今都因为被庄赫抛弃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关系——既相互折磨，又相互依存。而随着庄赫的意外身亡，周沫很可能会失去那些她曾认为理所当然的、不值一文的东西，也失去她原来认为可以由自己所掌握的自由，陷入更加痛苦的境地。
    蔡东的《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同样从当下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困境出发。周素格的丈夫乔兰森原是一所大学的哲学教授，后来突然因病失去生活的能力。原本智力过人，幽游于哲学世界的乔兰森在精神和日常生活方面都全面退化，俨然回到了孩童阶段，在方方面面都得依赖周素格才能维系下去。相应地，周素格也似乎从妻子的角色转变为母亲的角色。小说从一开始就提示周素格在筹划实行一个“海德格尔行动”，留下悬念。这个行动其实并不复杂，不过是周素格希望能独自去看一场演唱会而已。之所以命名为“海德格尔行动”，跟这位德国哲学家的代表性著作《林中路》有直接关系。小说引用了《林中路》的题词：“林乃树林的古名。林中有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杳无人迹处。”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主要是借此暗示思想本身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有不同的进入思想之林的路径，并非只有形而上学这一路；在周素格这里，则是借此追问生活本身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周素格所心心念念的行动，其实不过是从家庭责任的重负中稍稍脱身，有片刻属于私人的时间，借此喘喘气。然而，周素格终究是放心不下丈夫一人在家，最终选择了带他一起去看演唱会，并在喧嚣中亲吻她的丈夫。对于周素格而言，做出这样的选择，似乎仍旧是在责任的重负当中，似乎她的“海德格尔行动”失败了。事实并非如此。她最终的主动承担，既包含着对苦难的承认，也是人性的一次升华。通过书写周素格的个人遭遇，作者既直面了灰色的人生，又对苦难的人世始终保持温情和暖意。这篇小说在叙事上亦有可观之处。它之所以被命名为《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是因为里面写到，一只名叫朋霍费尔的猫曾从五楼跳下，自杀身亡。朋霍费尔决绝的行为，跟周素格执行“海德格尔行动”的犹疑和辗转，一快一慢，形成鲜明的对比。
    旧海棠的《下弦月》是一篇耐读的小说。它主要讲的是一个从小父母不在身边、由奶奶和爷爷抚养逐渐长大的少女笑笑，在十五岁这一年面临着如下的人生抉择：是跟随大伯到省城生活，跟随父亲到深圳去念高中，还是继续留在乡下和奶奶相依为命？随着这一条主线逐渐浮现的，还有笑笑上两代人所遭遇的社会历史和人伦的纠葛。小说中写到，笑笑奶奶和奶奶的妹妹曾生活在大城市，后来一起下乡。妹妹怀孕后扔下孩子给奶奶抚养，然后独自一人回城。奶奶为了妹妹的孩子，也就是笑笑的大伯，做了很多牺牲。包括失去回城的机会，也包括一直生活在穷困当中。到了笑笑父亲这一辈，又酿成大伯、父亲与母亲三人之间的不伦之恋——其实大伯才是笑笑的亲生父亲，而笑笑误认为是他亲生父亲的那位，其实只是笑笑的养父。笑笑母亲之所以在笑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也跟这段“恶业”有关系。笑笑其实是不幸的，但是因为有她奶奶的呵护，也因为对上一辈的“恶业”尚未完全知悉，已经十五岁的笑笑依旧不失天真烂漫。如果知道真相后，笑笑将会如何选择，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这是小说中并未展开的部分。这篇小说，用了很多笔墨来写笑笑，俨然她是作品的主角，其实作者更多想写的，应是垂垂老矣的奶奶这个人物，这也是小说为什么被命名为《下弦月》的原因。笑笑奶奶是一个有光彩的人物，虽然命运充满困厄，但是她选择了背负起属于她的以及并不属于她的责任。对于笔下的人物，旧海棠怀有发自内心的体恤。
    鲁敏的《拥抱》同样关注当下的现实问题。中年危机可以说是近年来写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或重要面向，也出现了诸如弋舟的《刘晓东》《李选的踟蹰》这样有代表性的作品——当然这些作品的内涵未必局限于此。鲁敏的这一短篇和须一瓜的《灰鲸》，同样可以纳入这一范围。《拥抱》的题材不算新，写的人也多，但鲁敏找到了独特的表现角度。《拥抱》中的“她”和蒋原本是校友，蒋原读书时期曾是少女们心仪的对象。“她”跟蒋原并非恋人关系。这么多年后，蒋原之所以约“她”，并不是为了重拾旧情，也不是因为对“她”有好感，而是因为蒋原发现，他那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喜欢”她。“她”本以为蒋原约会“她”是因为对自己有好感，不想这次约会的目的只是希望“她”能够跟他儿子有个约会。“她”在青春期不曾有过轰轰烈烈的恋爱经历，这时候虽然事业有成，但因为丈夫出轨，家庭生活早已破碎。或许是因为个人生活得并不幸福，或者是因为蒋原身上会不时折射出“她”在少女时期的记忆和梦想，又或者是出于对“她”丈夫、对蒋原和对自己的恶作剧般的心理，“她”同意了参加这次“约会”。有意味的是，小说中的每一次拥抱都会落空。这个时时落空的动作，让人感觉无望，但结尾处男孩突然变得势不可挡，最终结果如何，拥抱后又如何，却不得而知。因为小说所采取的是开放性的结局。《拥抱》的叙事逻辑的建立，是有难度的。如果只是对其情节进行概述，会令人感到离奇，甚至觉得所写的一切不可能发生，这小说并没有多少书写的意义。但这正是鲁敏的能力所在——通过细密的叙事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逻辑，尤其是小说对“她”的心理的把握和展现，可以说是令人惊叹。这篇小说令人觉得触目惊心的地方还在于，它很好地写出了人在困境面前是如何一点一点地陷落的。
    《拥抱》主要写“她”如何被日常生活所磨损，写一个人“如何白白地年轻了，然后又白白地老了”，并没有让“她”落入深渊。在本年度的短篇小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人是会一点一点地陷落的，并且最终直到落在深渊才会警觉。我指的是徐则臣的《狗叫了一天》。徐则臣有不少作品写的都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卖假证的，贴小广告的，卖水果的，等等。这也是《狗叫了一天》中几个人物的职业。对于工作，对于生活，他们并不满意，各有各的倦怠，也各有各的愤怒。于是他们带着轻微的恶意，调侃一个智障的孩子，也带着轻微的恶意捉弄一条饥不择食、更谈不上有骨气的狗。他们在狗的尾巴上涂上骨头汤，让这条贫贱的狗不断挑战自身的局限，最终走向死亡。连带地，这个恶作剧也酿造了一场车祸，那个智障的孩子因此离开尘世——尘世之于他，原本不是困苦的所在，他热衷于给天空打补丁这样好玩的游戏。那些本来很轻微的恶意，正是在他们没有警觉的时刻，越滚越大。恶本身具有的体量，本来也不应该造成这么恐怖的后果，但它最终的威力是出人意料的。由此，对恶的警觉，理应成为一种人性的必须。
    最近这些年，青年作家已成为短篇小说写作的重要力量，我们几乎会在每一份、每一期的文学期刊上与他们的作品相遇，甚至很多刊物都专门设立了有年龄限制、以代际来划分的栏目。在这些作品当中，马小淘的《小礼物》兼具文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它有一种独属于马小淘和当前时代的声音、色彩与气息。马小淘和旧海棠一样，都以塑造人物见长，且有自己的独特写法。马小淘2015年发表的《章某某》和2016年发表的《小礼物》都分别塑造了属于这个时代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果光是看小说的题目，很难会想到“小礼物”竟然是一个女孩的绰号。小说中的冯一锐第一眼见到陈爽就喜欢上了她，觉得她“像一株静默的马蹄莲，纤细、清洁、劝人向善，美得高洁而纯真，不见一点虚荣与轻浮。”而在接下来的交往中，冯一锐却隐隐觉得，个人与之交往的那种严肃和庄重，跟陈爽的实际风格有些不搭。但与其说陈爽轻浮，不如说她身上所携带的，只是属于当前时代的率性和直接。这是目前青年一代的主导型的性格。在《小礼物》中，马小淘似乎是饶有兴致地观察生活中的各种人，饶有兴致地观察各种事情，饶有兴致地观察生活中的一切，然后把各种声音荟萃在一起，形成一种众声喧哗的效果。对于这一切，她有所思考，但又并不偏执地认为就该如何如何。她通过“小礼物”这个词，以及这个人物形象，浓缩而形象地总结了“小时代”独特的交往方式和价值取向：略表心意，成则成，不成也无所谓。无可无不可。
    李晁的《看飞机的女人》可视为一篇后青春期小说，这是他所擅长的题材。青年一代作家中，擅长写作此类题材的，还有文珍、毕亮、于一爽、吕魁，等等。《看飞机的女人》中的皇甫、木朗等青年，生活在一个边地城市，日渐职业化和社会化的他们开始日渐被“锁定”在一个地方，无所事事，心生厌倦。看飞机起飞，降落，也成为一种生活习惯，甚至是一种生活仪式，一种表达理想的方式。而这种习惯和仪式，随着他们社会化程度的加深也开始难以为继。小说的叙述语调略带调侃和反讽，让人想起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还有朱文那些风格卓绝的作品。小说中还借皇甫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叫卓尔的女孩的经历，她从小就遭遇不幸，一直渴望能否以一种轻盈的方式告别如影随形的沉重，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着，无从摆脱。对于后青春期的忧郁和倦怠，叛逆与抵抗，小说作了精彩的书写。这些基本情绪，也是弥散在小说中的迷人气息。
    三、先锋实验
    本年度有不少小说作品，也带有先锋实验的写作意图。
    东君本年度有风格相异的作品面世：《懦夫》的遣词造句和精神气息，跟中国古典小说有紧密的关联；《徒然先生穿过北冰洋》小说的写法则非常现代，有些章节完全以对话的形式写成，大量地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徒然先生穿过北冰洋》从第一人称展开叙事。小说中的“我”，网名叫徒然先生，他的微信朋友圈用的封面图片跟北冰洋有关。希望有一天能够穿越北冰洋，是徒然先生的梦想，但在实际生活中，他是一个受够了生活压迫的中年男人，他的妻子拉拉多次出轨后被他杀害，他则养了一条名叫拉拉的狗继续着属于他的幽暗人生。对妻子的爱和恨，罪与悔，如今都延续到所养的狗拉拉身上，过去的时间和现在的时间也在徒然先生与狗的相处中重叠。《徒然先生穿过北冰洋》写出了一个小人物的屈辱与无奈，以及被逼入绝境的愤怒和绝望。
    李浩本年度起码有两篇同题的短篇小说面世，名字都叫《会飞的父亲》，分别发表于《青年文学》和《花城》。跟他以往的大多数作品一样，李浩的这两篇新作同样重视先锋探索，尤其是发表于《花城》的这一篇。它的叙述者“我”是一个孩子，小说主要是写“我”在八岁时关于父亲的现实和想象。在“我”不到一周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在“我奶奶”和“我母亲”的讲述中，父亲当时是飞走的——小说的叙述之旅由此开启。在往后的论述中，则是现实和想象交织。一方面是“我”在生活中所遇到的现实，比如父亲的真实身世，他现在的身份，还有“我”和周围世界的疏离，同龄人对“我”的排斥。另一方面，则是“我”对父亲的持续想象，比如他到底是怎么飞走的，飞走后又过着怎样的生活。这些场景，展现了李浩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独异想象力。小说中对“儿童世界的政治”的书写，也令人感到难忘。尤其是“我”，因父亲的问题而遭到同龄玩伴的排斥和疏离。被拒绝在世界之外，成为世界的一个陌生人，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无疑是非常巨大的伤害。为了重新回到他们的阵营，“我”甚至自愿在游戏中扮演叛徒的角色。雷默的《告密》在写法上并不具备明显的先锋性，但是也涉及这一问题。《告密》从儿童视角看成人的世界，观照特定阶段的政治观念对人伦的影响。比如里面写到“我”跟父亲聊天时的隔阂。“我”觉得跟父辈聊天是困难的，因为在聊到一个人的时候，大人们总会去追问这个人的父辈是谁，他们家原来的情形怎么样。那是一个重血统、重阶级出身的年代。“我”和国光是小说中不可忽视的两个人物，可以说国光曾经是一个坏孩子，比如他曾经当着“我”的面，跟别的同学放肆地大笑，以此来嘲弄“我”的孤立无援。这种“儿童世界的政治”，可能是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遇到的，史铁生在他的散文和小说中也反复写到类似的经历。对于孩子而言，这是恐怖的记忆。《告密》既写了“我”和国光的结怨，也写了他们的和解；既试图写特定时期或人性中或隐或显的恶，但又不忽视细小的善，还有星火般的希望。这比一味地写人性的恶或写恐怖记忆要强得多。
    黄惊涛的《天体广场》包括三个短篇。《让我方便一会儿》主要讲述因贫穷买不起房子的李也西一家去看房子的情景。他们将此视为一次难得的旅行，在看房的过程中则想象自己拥有一套房子后的生活。对于李也西夫妇来说，这是一个出神的时刻——暂时告别了苦闷而平庸的生活，在想象中“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慰藉性的新生活。然而，李也西的父亲，一个身体有些小毛病的老人，忍不住使用了样板房的洗手间，这使得原本一直态度很好的售楼小姐突然变了脸，她的大声呵斥让他们从白日梦中醒来，再次回到日常的现实。《大海在哪个方向》同样关乎想象。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在高空作业的玻璃清洁工。在工作的时刻，他的处境是危险的，然而这并不妨碍他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拥有属于自己的想象。跟李也西一样，他被凡俗的人生所缠绕，又在想象中进入另一个世界。《来自杧果树的敌意》则是讲述老干部吴约南搬迁房子后如何和窗外的一棵杧果树建立关系。对杧果树渐进的熟悉，渐进的喜欢，让这棵杧果树在吴约南的世界中越来越茁壮，杧果树的树荫甚至开始覆盖“他一生中已经在走下坡路的性爱时光”。出乎意料的是，这棵树在吴约南毫无准备的时刻就从他的世界中消失了。这三个短篇，既互相独立，又互有关联，有如晶体的不同侧面。它们所写的，都是一些平常的人物，都是一些平凡的瞬间，却往往有一种独特的光芒。《天体广场》在叙事上试图以轻驭重，具有卡尔维诺所提倡和追求的轻逸之美。
    哲贵的《活在尘世太寂寞》带有传奇色彩或神秘色彩，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叫诸葛志的神医。诸葛家族世代皆为神医，并且医术只传男不穿女。作为诸葛家族的成员，诸葛志也从小就背负着神圣使命。文中所写，也多有神奇之处。这个家族的医生，很多时候类似于神，技艺高超，却无比“冷漠”。比如诸葛志，“无论病人和家属多着急，无论他们的声音有多高，他的面色不会有任何变化，他的动作不会比平时快一份，说话的语速也不会快一秒。这些不会变化的原因，是他的心跳没有出现波动。”诸葛家族的成员身上似乎具备一种独特的理性，一种只属于神的绝对理性。不过这种绝对理性并不能贯彻到底，一旦离开诊所，诸葛志也有情感的浮动，甚至会因为所背负的家族重任而深感压力。小说中还写到，诸葛志父亲临终前跟他所说的那句似乎能完成家族之间神性传递的话是“于病人而言，我们诸葛家族的人就是神，你就是神，生死皆在掌控之中”。这种巨大的能力还有绝对理性，似乎就是他们“活在尘世太寂寞”的原因。他们身在尘世但又不属于尘世，故而寂寞。如果能够再往前一步，对世人有着更大的爱愿并付诸行动，这种高处不胜寒的寂寞可能会涤荡一空。
    这些作品的先锋意图，或是体现于形式，或是体现于观念——试图反抗惯常的观念，或是体现于题材的开拓。或许是受短篇小说本身的篇幅限制，这种种意图的实现，还不算特别理想。如果以年度为界，2016年的中长篇小说在这方面所作的尝试，比短篇小说更值得驻目。比如李宏伟的长篇小说《国王与抒情诗》和中篇小说《而阅读者不知所终》《暗经验》，还有黄惊涛的长篇小说《引体向上》、黄孝阳的长篇小说《众生·设计师》，都是值得讨论的先锋文本。
    四、对一个问题的反思
    以上主要是从主题和形式的角度入手，对2016年的短篇小说进行回顾。接下来，我想以更为内在的精神层面为路径，继续谈谈这一年度短篇小说所存在的问题，其实也是这些年来短篇小说创作中一直就存在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一直面临着变革的期许，作家们也以这种期许为期许。这使得小说创作领域发生了很多可喜的变化，可是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甚至是迷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作家的主体意识和文学意识开始日益增强，大多尝试对小说的内部空间进行开拓。具体方式则有很多种，比方说，题材领域的不断拓宽，对事情复杂性的认识在加深，写作手法也日益多样化。在技艺和思想层面具有双重自觉的作家越来越多，可是与此同时，作家的思想资源也日益同质化，人文精神的退却，更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如今，有不少作家只把自己定位为复杂世相的观察者和描绘者，此外再无其他使命。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出的“小说是道德审判被悬置的领域”这一观念，成为他们的写作信条。籍着这一信条，很多作家在“写什么”上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一些极其重要的伦理、道德、社会问题的领域，成为不少作家所感兴趣的所在。但这当中的不少小说作品，在价值层面是存在迷误的。有不少作家都致力于呈现各种现象，尤其是恶的现象，可是在这些作品中，很难看到有希望的所在。很多作品甚至是在论证，人在现实面前只能苟且，只能屈服于种种形式的恶。对恶的书写，并不是越极端就越有深度，这是对小说创作的极大的误解。诸如此类的迷误和误解，在2016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同样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作家的写作，当然可以站在非人文的、非道德的立场，而不必始终承担道德教化的任务，但是不滑向反人文、反道德的境地，这一底线伦理始终是有必要坚守的。因为非道德、非人文的立场，只是意味着悬置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无对错之分；而反人文、反道德，则是鲜明的道德立场和价值立场，是必然要论对错的。在写作中事事、时时持道德教化的姿态，固然无趣，但是在一些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问题上，还是应该保持警觉，并且有某种肯定的价值作为依托。如果没有这样的警觉和价值依托，就很容易陷入尼采所说的境地：“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就此而言，我觉得一个作家的理想的状态是：能够面向事情本身，有能力写出事情复杂、暧昧的全体，而不是以偏概全，只看到事情的一个点或面。在面对这个参差多样的世界时，作家还应该有自己的情怀、伦理立场与实际承担。这并不是要求作家给出适合于所有人的答案，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做，而是将问题揭示出来，借此激起人们的伦理感受。真正好的作家，应该是既能写出恶的可怕，而又能让人对恶有所警惕的。只有当一个作家既不刻意简化“现实的混沌”，又始终有自己的伦理立场和人文情怀，才真正是建立了健全的主体性。
    由此，我想起了福克纳。1949年，福克纳在接受诺奖的演讲中曾经谈到，“爱情、荣誉、同情、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对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少了这些永恒的真实情感，任何故事必然是昙花一现，难以久存”，作家“写起来仿佛处在末日之中，等候着末日的来临。”但福克纳说，他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不相信这种景象会到来。相反，他对人和人的未来抱以希望，“因为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就在于写出这些东西。他的特殊的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荣耀……诗人的声音不仅仅是人的记录，它可以是一个支柱，一根栋梁，使人永垂不朽，流芳百世。”[1]这正是福克纳的叙事遗产的精华所在。
    由此，我还想起鲁迅和他的写作。鲁迅在最初开始写作小说时，正处在内外交困的时期，心情是非常灰暗的，甚至是绝望的。这甚至使得他不愿意写作，只是靠抄古碑来消磨生命。这种感受，在他为小说集《呐喊》所写的序言中有完整的记录。可以说在那时候，失望，甚至是绝望，才是鲁迅的确信，但他又说，“虽然我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2]正是出于这样的认知，他才终于开始做起小说来，并且在写作《药》《明天》《祝福》《孔乙己》等作品时，一方面是不断地往恶的深处挺进，另一方面是不断地寻找光，也不忽视那些慰藉性的温暖，比如说，在《药》里给夏瑜的坟头添加一个花环。《药》中所描绘的景象，其实是非常黯淡和非常惨烈的：华夏本是一家，但如今夏家孩子的鲜血，却被用来制作人血馒头，成为医治华家孩子的肺痨的药；夏瑜是启蒙者、革命者，被反革命所杀，却得不到他试图启蒙的对象的理解，反而认为夏瑜是“发了疯了”，是活该。就连夏瑜的母亲去给他上坟，见到有人在看着自己，“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但终于硬着头皮，走到左边的一坐坟前，放下了篮子。”[3]鲁迅说，往夏瑜坟上添一个花环是“曲笔”，但这一“曲笔”，在小说中是相当重要的，将小说提升了不止一个高度。如果没有这一笔，小说中所描绘的世界就是没有任何希望没有任何出路的世界，有，则意味着再浓烈再沉重的黑暗也可能有尽头，尽头也可能会有光。小说中写到，夏家的亲戚早已经不跟夏家来往了，这个花环很可能是夏瑜的友人或同志送的。读者借此看到，革命者虽然牺牲了惜命，但可能他的同志仍旧在努力，未来到底会怎样，仍旧是有不同的可能。夏瑜的母亲在看到这个花圈后，认为这是夏瑜特意显灵告诉她，夏瑜是被冤枉的。但当夏瑜的母亲想要进一步确证时，鲁迅在小说中却没有给出这样的保证。也就是说，鲁迅并没有刻意地否认或回避事实的惨烈，并没有否认恶的横行是存在的，更不会轻易做幸福的承诺。但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在写作时，在面对恶时，他是有自己的声音和立场的，哪怕他所写的只是小说。包括小说中写到许多人都觉得人血馒头“香”时，鲁迅在小说中也说那是一种“奇怪的香味”。鲁迅也写了阴冷残酷的景象，但他的创作始终有着充沛的人文精神，整体上体现出汪晖所说的“反抗绝望”的言路，鲁迅所建构的，是一个“阴暗而又明亮”的文学世界。[4]
    鲁迅在谈论自己的写作时，曾提到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5]如果一个作家所描绘的，是完全黑暗的景象，固然也揭出了病苦，却未必能引起疗救的注意。因为既然是完全的黑暗，那么就连疗救的愿望，也会被打消的。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时间久了，也会被恶所卷走，最终认同恶的逻辑才是惟一的逻辑。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作家会觉得写作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读者读这样的作品，也不能从中得到有益的滋养，甚至会觉得对个人心智是有害的，顶多只能从中获得一些时代的信息而已。如此而已。
    “揭出病苦”的勇气是可嘉的，这样的写作，无论在什么时代都需要，都值得肯定。在此基础上，用什么样的方式“引起疗救的注意”，也同样值得思考。只有同时兼顾这两个方面，小说才有可能形成更丰富的智慧，走向更为阔大的境界。而作品所闪耀的光芒，也将更加多彩，更加绚烂——那里不仅仅有艺术之光，更有思想之光，有心灵之光。
    原刊于《长江文艺评论》2017年第2期，收入《中国文情报告（2016～2017）》。
    注释：
    [1]福克纳：《获奖演说》，收入刘硕良主编：《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和获奖演说》，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第246页。
    [2]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页。
    [3]鲁迅：《药》，《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0页。
    [4]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16页。
    [5]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