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全：我们随便翻看上几代作家的创作谈、回忆录之类的文字，就不难发现他们的写作，目的性是极强的。上几代作家写作的目的性，可笼统地分为了当时的时代和为个人。从为时代写作来说，这样的伏笔其实早在梁启超时代就被埋下。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中，梁启超夸张地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其后，陈独秀、鲁迅、沈雁冰、蒋光慈等人以及后来兴起的左翼文学，等等，都倡导文学要为政治服务。可以说，近一百年来，中国始终处于危难状态，似乎每个时刻都是历史的节点，在现实政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就要求作家们承载“道统”，积极地对社会发声。如不按照这一思路，消极避世，肯定会遭受激烈的批评，比如，鸳鸯蝴蝶派，就遭到了包括当时诸多知识分子的批判，鲁迅批判鸳鸯蝴蝶派小说是“人民开始觉醒的道路上的麻醉药和迷惑汤”。所以说，近百年的近代中国文学史，也可以说成是文学人自觉参与政治、服务政治的历史。
    从为个人来讲，作家们的写作目的也是千奇百怪的。有为吃饱饭写作的，有为调动工作写作的，有为个人尊严写作的，等等，不一而足。著名作家阎连科在不同场合都谈到家乡的贫困以及自己从小经受的苦难。他说，“就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了实现一个人有一天可以独自吃一盘炒鸡蛋的梦想，才决定开始写作。因为写作有可能改变一个农村孩子的命运，可能让他逃离土地到城里去，成为光鲜傲慢的城里人。”连同如今誉满神州的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年少时当知道作家们每天三顿都吃饺子时，羡慕得不行，立志当作家。他说，“我当时就想，原来作家生活是如此之幸福啊，所以当年想当作家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一天三顿都能吃到饺子。”
    我感兴趣的是，在当下物质生活已经完全解决，政治自由而多元的时代，作为小说家，你为什么写作？
    张 楚：这是个古老而没有定论的话题。你说得没错，作家们的写作目的千奇百怪。有为吃饱饭写作的，有为调动工作写作的，有为个人尊严写作的，不一而足。在娱乐至死的年代，写作更是被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自觉或不自觉地承载“道统”写作已经很罕见了，各种修仙小说、盗墓小说、穿越小说、职场小说的流行说明了中国人的审美是一种奇怪的需求。这可能跟中国式教育有很大的关系，跟政治体制也不无关系。浅阅读的泛滥和自足，是一件特别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纯文学读者的缩减一方面说明了文学本身是去娱乐性的、高级的艺术表达形式；另一方面，更年轻的作家们是否对这一种艺术形式仍然葆有虔诚之心并坚持这种小众的精神表达，也是模糊的、歧义的答案。有时候我想，纯文学写作或许某天会像那些消亡的民间手艺一样，只能在博物馆里展览，大人会对孩子们说，瞧，这就是传说中的小说。这么说有些悲观，不过连机器人都会写诗的时代，也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当然，我希望这只是属于我个人杞人忧天式的焦虑。
    对我来说，写作无非是内心的一种需求，球迷看到梅西会发狂，收藏家看到仇英的画会痴迷，当我写作、当我沉浸到文字中，我能体会他们对 “人” 与 “物” 的那种狂热，那是内心被神圣感招呼、役使的狂热。当我写作读书时，心里的安全感最强烈，我仿佛听到另外一个声音在说：瞧，你没有浪费光阴。没错，不写作不读书时，我总有种无可抑制的犯罪感，好像在干什么罪恶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只有坐在书房里，那种犯罪感才会一点点消退，哪怕一个字写不出来，只要顺手拿起本书，内心的焦虑就会被大大稀释。
    周李立：如果不写小说，我可能早就得忧郁症了。但其实小说并没有“治郁”功能，多数时候它只会导致更多忧郁——不过我并不打算纠正这看起来自相矛盾的话。我宁愿要小说带来的忧郁，也不要没有小说的那种忧郁。两种忧郁的区别在于，小说带来的忧郁是有意思的、是纯粹的。我发现很多小说家都有点纯粹的忧郁，能从这种忧郁悲哀中落落大方走出来，他就成了艺术家。
    物质生活已经完全解决的当下，人是最容易没意思的，生活也最容易停滞继而腐朽，也因其没意思，小说才有意思。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说，所有伟大的写作都根源于对腐朽的恐惧和对不朽的痴迷。因为腐朽是没意思的、令人恐惧；不朽的东西都是有意思的、值得痴迷。小说往往通过正在腐朽的事物呈现不朽的价值——这句话也可以说成是，小说往往通过“没意思”来呈现“有意思”。
    所以写小说是我需要做的事，这个目的很自私。这不是说小说就不必对社会发声。事实上小说脱离不了社会还有时代的背景板。世界变化快，小说也从没脱落在世界之外；而且奇妙的是，世界变了那么多，小说家关心的东西倒是多年来都没什么本质改变，因为那些东西是有意思的。
    徐则臣 : 不存在没有目的的写作，漫不经心地随意表达也是目的。我开始写作有两个原因，都不高大上。一是一直想学法律，但大学进了中文系，跟法律一点边都沾不上，突然就不知该干什么了。那种四顾茫然、荷戟彷徨的感觉很不好。但总得找点什么事干，既在中文系，免不了要跟诗文打交道，写作我还算擅长，高中时候就写过诗和小说，但那纯属爱好，在中文系了，慢慢就当成正经事来干了，逐渐进入了写作。另一个原因是，大一的暑假看一本书，突然觉得做作家也非常好，可以把一个陌生人曲折的内心如此彻底、完美地表达出来，我意识到一个作家的神奇能力，决定做一个作家。因为我也有一肚子话要说，我也希望把这些话很好地说出来。
    鲁 敏：时至今日，意欲通过小说、文学来启蒙、教化或警醒时势，不足以了，况且这些功能，在小说而言，恐怕都已丧失或阉割（主动和被动的、有益的可哀的）殆尽了。小说剩下了它特别纯粹（或者说特别艰难的）的部分。这是微妙的，不见得是坏的，甚至可能是好的。小说回到了“人性”这个无限大也无限小的原初点。
    个人或物质部分来讲，也依然有与“吃饺子”相对应的“奢求”，但不管在那时还是现在，通往“奢求”的途径或最佳职业就太多啦，怎么就偏偏是做“作家”这行当。莫、阎二位这么回答，那是在聊天儿啊，也因为这是“后来”这么说的。
    偶然与必然——我本人是这么看待我为何写作的。我对写作有痴爱，但我也痴爱别的，只是没有机缘。人与其终生的志业，都是偶然与必然联姻的结果。哈哈这听上去也许有点宿命吧，更因为是“难以一言以蔽之”，也犯不着长篇累牍来自我确证。不管怎么说，小说家，既不比别的职业更高尚或高级，也不更无聊或边缘。作家们一直在这个世界里有分工并起作用，我们是认领和被分配到了这个扮相的人。
    蔡 东：从2006年到现在，教书十一年了，业余写写小说。没想过靠写作来养活自己，那需要职业写作能力也需要毅力，我不具备。这样也好，纯粹一些，我要解决的就是精神层面的问题，给自己争取了这么一小块地方，可以独自去到那里，独自在那里待着，做一场梦，再做一场梦。生而为人，可以写点东西，多幸运的一件事。我经常说，别搞反了别把自己当成拯救者，小说离了谁也行，问题是你能离得了小说吗？真的是自我需求。为全人类写作？我想先为自己写。这跟时代和物质也没有必然联系吧，生存状况好一点，不意味着其他问题就一并解决了。衣食无忧之后，依然低落，依然扭曲，依然绝望，衣食无忧之后的困惑不会更少，困惑跟生命是如影随形的。当然，若以写作为药，是药三分毒，它也有毒性。至少目前这个阶段，写作让我获取了平静，写作给了我意义和价值感，这就已经足够了。
    李 唐：我确实从来没有经历过如阎连科和莫言这一辈作家的困苦。从刚开始写作时，我就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凭借写作获得什么额外的报偿。或许也是跟我一开始是写诗的有关。要知道，写诗完全无利可图。现在究竟有多少读者还愿意读诗？起码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诗集更是卖不出去，大部分诗人都是自费出书。
    可是当初我写诗时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些。记得最狂热的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要写好几首，很快就写了厚厚的几大本——那时甚至连发表都没想过。只是觉得满足，觉得内心无比丰饶。
    写作于我而言是一种个人情绪的抒发，同时更是对自我的探索。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从写作中，我更加了解了自己，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借助写作思考各种问题，它像是一种精神的试炼，也像是一次修行——不求结果，“走过”便已意味着所有。
    小说与诗歌类似。小说中有诗歌不具备的广阔空间和娱乐性。在小说的世界中，我寻觅着自己，不受外界打扰，仿佛一个自给自足的精神世界。我在其中游弋，思索，它是只属于我的场域。它使我不至于沉溺在生活的庸常表象中，而是使我得以看清周遭的事物，让我更加清醒。
    我的写作是完全个人化的。当然，我并不反对涉及意识形态的写作。但是，我以为，即使是意识形态，最终的落脚点仍然应该是个人。这是文学的终极目的。我相信从个人的精神体验中，完全有能力反应这个时代的面貌。当个人的体验达到某种深刻的程度，它一定属于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乔 叶：据我所知，有很多作家在面对“你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时，都会表现得有点儿奇怪。他们看似很直率，其实很羞涩，所以需要去辩证地解读。比如阎连科先生说是为了独自吃一盘炒鸡蛋，莫言先生说是为了一天三顿吃饺子。通过他们的大作，你当然会知道，他们对于文学和写作自有郑重深情之心，他们关于鸡蛋和饺子的回答虽然真诚朴素，却也实在是另一种幽默。当然很多人的写作初衷都有现实的动因，但我相信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而言，很快就会不再拘于当初的目标层次。
    至于我自己，我也可以效仿前辈们，说什么“著书只为稻粱谋”，但郁达夫的另一句诗我也很喜欢：“出卖文章为买书。”还是承认了吧，写作已经成为我最重要的精神生活，以写作为途径，我想让自己活得更多，活得更深，活得更好。
    林 森：这个提问中谈到写作的两个目的：一是公共方面的，一是个人方面的。但我觉得，公共方面，不仅仅是你提到的参与政治、为政治服务那么简单；个人方面，也绝不仅仅是所谓的吃饱饭。作家潜意识里的写作目的，要复杂得多。在公共层面上来讲，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其问题不见得比鲁迅那个时代简单。打个比方，鲁迅他们处在国家危亡的时刻，传统中国如何转型、中国人是否能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等等问题，天天逼迫到他们眼前；可我们今天呢，全体人类都面临着地球环境的恶化、种族冲突的加剧、宗教之间的摩擦，甚至随着人工智能的崛起，“人是什么”都成为重大的科学与思想危机。科技领域内的重大发现，在不断冲击、摧毁着旧有的伦理，如何面对这种新的危机，不断挑战着每个人尤其是要思索人事的作家的思想。当前的时代，人类的问题是少了还是多了呢？可以看到，无数的疑惑，还等着我们投入漫长的思考，而不是用一句“政治多元”，就以为我们可以放弃思考、吃喝玩乐去了。从个人方面来讲，吃饱饭、在经济方面或者名誉方面的获得感，仅仅是一个小方面，写作本身所具有的极大快乐、
    追寻智慧带来的极大满足、创造某种美的新奇感，永远吸引着一代代的作家投入其中。写作当然是辛苦的，但其内里的巨大快乐，会让作家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不是说为了市场写作就是错，但放弃了对世界的思考，只把目标定在追名逐利上的写作，我们永远都要警惕。
    雷杰龙：你提到了莫言、阎连科等几位作家立志写作的“初心”,什么梦想“一个人有一天可以独自吃一盘炒鸡蛋”，什么“一天三顿都能吃到饺子”，都是最简单的生存需求。这样的言论，或许能忽悠一般读者，却无法让有经验的小说写作者轻信。只要稍有常识，便知道他们那些话很“狡猾”。他们故意以这类貌似朴素本色的言说方式强调他们成长在一个生存资料多么匮乏的非正常时代。退一步说，即使他们发心写作时确实如此，但当他们走上写作道路之后，便会从精神层面严肃思考自己为什么要写作？他们和任何一位优秀小说家一样，对自己为什么写作，必然有着自己精神上的理由。虽然，他们各自的理由，不可能都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希望“对一个民族的精神进行疗救”那么高大上，但毕竟还是有的。道理很简单：一位优秀小说家的写作，不可能没有精神上的理由；如果缺席了精神上的理由，那他的小说就缺失了精神上的原始推动力，就不可能成为优秀的小说，也就不可能把这些小说的作者塑造成为优秀的小说家。
    当下这个时代，作家、小说家的社会作用或许不能和前辈作家相提并论了，为什么进行写作的理由或许也不如前辈作家那么充分了。但即使如此，也不应该轻慢自己的写作。既然要写，那就应该有尽可能充分的写下去的理由。当然，这种理由最好主要是精神上的、内心的、脱离了粗浅欲望的、直指人心的性灵上的理由。而这，也是小说写作的常识。那些优秀的小说，大多是直指人心，成功塑造出作者独特精神空间的小说。那些优秀的小说家，也大多都是成功塑造了自己独特精神向度的小说家。虽然，这很难，但一位有志的小说家，应该有“小说成其心”的信念，通过小说写作，成就自己的精神。
    丁 颜：我正式的写作最早源于冲动，上大学之前我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眼之所见的都是形态丰富的朝拜与灵魂的自我救赎，一方属于宗教的土地，无论伊斯兰教还是佛教，都虔诚干净的让人感动，同时纯美脆弱得让人心脏隐隐作痛。静下来仔细想想，其实活在虔诚信仰里的人的终极价值观都是相似的：敬畏、行善、救赎，让人成为更好的人。后来上了大学，一个宿舍就我一个穆斯林，一天我的舍友跟我说你们穆斯林的信仰问题，让我目瞪口呆。后来发现对穆斯林的误会远不止这些。对某一片土地太熟悉，连它的经脉延展都清楚时，它会顺着你的眼睛痛到你的心脏里来，连梦里都跟人解释：不是这样的，中国的西北、青藏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不是你们说的这样的。
    这是一个时代对所置身于内的人的考验，可能阅读让我比同龄人多了几分敏感，所以有时候会比较情绪化，那时候就非常冲动，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有资格发言，有了写作的根本和方向，就开始了小说创作，将文字自由伸展到穆斯林生活的每个角落，有时也写藏族。将看到的，听到的那些信念、故事、形态、智慧、善恶挣扎，都在心里无数次的幻化，无数次地打碎又成型，一步一步抓好角度，用自己的方式传达给读者。荒凉和沉默并不代表无物，往往看不见的要比看得见的深广，看的见是现实，看不见的人心背后是苍凉和广博。小说的创作就是用小的世界超越大的世界，让读者通过一个窗口，将细微、神秘、复杂、模糊、困顿、混乱阅读成清晰的常态。我曾跟人说：“我准备要写下去了，要将生活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人的宽广与深邃真实而客观地展示给世人。”引导人们进入一个清晰的世界，它是这样的，你没有看见的我帮你看见，你看不懂的，我给你解释，你误会的，下不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