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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农历丙申年，捧读杨澄宇博士的新著《语文生活论——基于现象学视角的语文课程探索》（教育科学出版社2016年1月），我首先想到的是他在书中引用诗人里尔克的那句“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这本高质量的语文教育学论著，拂去了遮蔽在语文教育上的厚厚尘埃，为语文教育实践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更为语文教育理论的构建打下了一块可能的地基。 长期以来，人们认知的局限以及惯习的作用，导致语文教育“被科学主义遮蔽、被功利主义挟持”。人与语文之间被割裂成“人——物”的关系，学习语文的机制被认定为“认知——训练”，相应地，语文教育的任务常被窄化为灌输静态的语文知识，然后训练某种抽象的能力。没有意识到人是符号的动物，语言本身就是人存在的家。 论著先通过对语文教育发展史的考察，发现语文教育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因为追求“科学”而远离了“生活”，或者说“科学”遮蔽了“生活”的本相。依据现象学的精神和方法，应还原语文及其教育的本相。还原首先要弄清“生活”与“科学”视角的区别，作者发现区别在于是否具有“生命性”。从生活的视角来看语文，会发现语言的“质料”“功用”与“风格”都表明语言不是外在于人的物，而是与人的意识、情感息息相关，语文的“每一块‘砖瓦’上都有‘故事’”。语文教育的目的就是首先要让人意识到，正因为语言（言语）才能让人成为人，然后用言语来让“自我”凸显、存在，“语文在人对生活的意向性把握的行为与内容中自身被给予出来，语文就是‘我’开口说‘我’‘自己’的‘话’”，最后“让生活开显，让人对生活敏感，让人舒适地生活，让人成其所是。”这种对语文及其教育目的的认识独到而深刻。 作者经过两步还原才得出这种独到而深刻的认识：第一步是“还源”（“回到生活世界”），指出“语文生活是基于生活以及超越生活的。日常言语并不等同于语文生活”；第二步是“凝思”（“面对事物本身”），作者沿着“生活”与“科学”的视角，进一步将历史与现实中的语文分成“自我——生活”、“世界——生活”、“自我——科学”（语文学习心理学）、“世界——科学”（语言科学、语言教育哲学）四个范畴。作者并没有像现在多数论者那样，简单地采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肯定前两者而否定后两者，而是指出前后构成一种循环关系。当然，讨论重点放在了研究较少且薄弱的前两者，并着重探求“自我”“世界”“生活”三者的关系，结合上述对语文及其教育目的的认识逐层推演，推演的结果是创造性地揭示出理想（本真）的语文生活的四大特征——“具身、道德、意义、境界”。 作者以此逐一考察语文课程知识、课程内容（含教科书选文）、课程实施（理念、内容、过程、方法）、课程评价（原则与方式）等，获得了一系列新的认识，如将语文知识也分成具身、道德、意义、境界四种，指出其分别具有奠基性、统摄性、意向性、寓居性的特征，又如将语文教学方法分为亲历、喻道、理会、入境四种。 书中新见迭出，读之如行山阴道上，令人目不暇接。一幅新的语文教育图景，也随着作者的言说而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 作者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绩，还原出语文及其教育的本相，提出一系列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得益于精当地采用现象学的视角。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研究在对待西方理论时，多移植套用其观点，将中国教育当成西方理论的注脚，很少将理论当成一个工具，用来分析中国的教育问题与现象。作者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现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要把他山之石作为琢玉的工具，而不是把自己的玉磨成他山之石的样子。 现象学具有探究事物本相的精神，采取还原的路径，遵循去除成见的原则，运用直觉获知的思维方式。作者之所以选择现象学这个工具，和教育研究的精神、路径、原则及思维方式与现象学相当一致有关，也可能和他自身条件相关，因为他本科阶段读的是经济学专业，硕士阶段痴迷西方文化哲学，博士阶段才转向教育学，这在他人看来是劣势，但他却借助现象学这个工具把劣势转化成了优势。我以为，正因为他没有多年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实践经验，恰恰可以摒除前见直达本真，能站得更远更高，也看得更真切、更全面、更深刻，可以给予语文教育一线的实践者们宝贵的启发。 当然，就教育研究来说，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作出一些新奇的论断，也许并不困难，很多的“研究”就是这样。如何解释这些问题、论证这些观点、提出解决措施才是关键，论著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作者如何选择与运用工具来解决问题的示范。李泽厚先生说：“在研究和表述过程中，既可以采取异常清晰的归纳、演绎，条理井然的议论叙述，像冯友兰教授那样；也可以注意或采纳非归纳非演绎的直观领悟的描述方式；这两种方法同样有价值，并无高下之分。”我以为，学术作为整体，需要多层次、多角度、多途径、多方法去接近它、处理它、研究它。或宏观或微观、或逻辑或直观、或新材料或新解释……它们并不相互排斥，而毋宁是相互补充、相互协同、相互渗透的。真理是整体，而不只在某一个层面、某一种方法、途径或角度上。 中国古人早就强调“‘和而不同’，‘声一无听，物一无文’，我们不能把学术领域搞得太单一化、干巴巴，而应该构成一个多层面、多途径、多角度、多方法的丰富充实的整体，这才接近客观真理。”该论著合理地运用了这两种研究方法，先天的禀赋、经年的阅读加上精良的工具，使他可以“直接洞见”而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观点。同时，又不耽于此，而是整合胡塞尔、海德格尔、康德、德里达、德雷福斯、舍勒及国内诸家理论严密地论证自己的观点。 黄侃谈治学时称：“学问以积累为先，文学以顿悟为贵。故文学能早成，学问则早成者少，有之则颜回、韩非、贾谊、王弼数人而已。”澄宇1981年出生，却已出版了长篇小说《晨光》和诗集《布满我们身体的大地》等文学作品，他在学术研究上的早熟，更让人羡慕，著作中呈现出“元气淋漓之象”，行文不轻飘随意，又不呆板凝滞，也让我们有理由对他充满了期待。我更相信，于中国语文教育理论而言，建造永远不迟，这本书适逢其时！ (作者：张心科，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教育报》2016年4月5日第12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