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放之年》写完后放了一年多才拿出来投稿，倒不是因为你们常跟我说的“写完放一放，过段时间再看一看、改一改”，而是我有点儿拿不准年轻女生无病无灾就给自己买个墓地这种事，这么丧，放小说里到底好不好？因此，这里更该感谢《当代》。
    这一年多时间，也是白放了，到底没改，不想改，缘由我可以用10万+的公号文章的风格讲：“大部分人三十多岁就死了，七十多岁才埋。”这么来看，小说中的女博士如果有了这种意识，买块墓地也还不为过，至少还能当投资嘛。
    据说相亲鄙视链中，女博士排最末。女博士要不排最后，也是属羊的女博士排最后。肯定有人想过，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吧？从小到大不是成绩最好表现最佳的女生才有可能顺利读成女博士么？难道就像2可以灭掉大小王、老鼠可以赢大象，所以女博士这张小王的牌，注定得输给生活的2？
    没那么简单。没人敢说教育程度与生活幸福指数成正比这种话，某些时候它们甚至成反比，不如客观地说，其实它们压根没关系。
    我们这代大部分人读书时的目标是考高分，考高分是为了好升学，这就像打个怪就为升个级一样，有一天升到顶了，没招了，空虚了，又缺乏没皮没脸自嘲“无敌是多么寂寞”的幽默感，那么问题来了——接下来，该干点什么呢？这个问题来得越突然，杀伤力就越大。就像下棋的时候明明每一步都是正确的最优选择，却突然落了个满盘皆输。女博士学成归来，顺利找到北京高校的教职工作，中间每一步都没问题，这时她突然发现，这个问题来了，而且很严重，原来她一路上所有正确的努力并不一定能换来所谓安身立命的归属感。
    其实大部分人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没什么想法的——这可能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想法。毕竟人生从来就不由鱼类学或本体论或机械工程学构成，而是出生、死亡、阑尾炎、麻疹、香水、生日晚会、垃圾、枕头、裙子⋯⋯这些东西构成——对，就这么不讲道理、没逻辑。我们的教育解决不了这些没道理的道理，我们的教育也从来不教人如何判断一条裙子的美丑。
    既然都没什么想法，不如随大流，不知道这也算不算是一种想法。悲哀在于，“我们最怕的不是身处的环境怎样，遇见的人多么可耻，而是久而久之，我们已经无法将他们与自己界定开了”——善于令人“细思恐极”的张爱玲是这样写的。但刻薄如张爱玲，还能让白流苏与范柳原在港岛危城做做平凡夫妻、过过小日子，“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颠覆了。”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发展是自私男女在危机下的本能选择，这是自然的。放现在，白流苏和范柳原要在香港或北京寻一处小洋楼苟且，也得好好算算房价和租金能不能承受。封锁的都市里，极端的外部条件下，男男女女都成为自私的个体，按照欲望诉求展开博弈。《安放之年》中女博士与大卫的爱情发展，大体出于这样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