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当时我还在安徽的一个小城读本科，那个小城是文化的边缘之地，时代的一切流行似乎都和它没有太多关系，或者说，时代的流行总是要以很慢的速度很偶然的方式才能与那里相逢。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读到了90年代最流行的小说《上海宝贝》。
    我记得是一个周末的晚上，空旷的校园没有几个人，百无聊赖的灯光也稀稀落落。我信步走到校园一角的一个小书店，书店不但卖书，也租书，这样的书店现在已经绝迹了。我当时想去租一本武侠小说消磨时光，虽然已经跨入了21世纪，但人类消磨时间的方式其实一直很有限。那个时候的大学生，谈恋爱、看电影、读小说、打扑克，大概也就这些了。集体活动几乎没有，课程也乏味，一种不明所以的压抑笼罩着我的青春时代——就是在那天晚上，我在书架上看到一本《上海宝贝》，封面有点破旧，显然被很多人翻看过，而作者是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名字——卫慧。我站在书架前一口气将其读完，等我抬起头，已经是灯火阑珊。
    那本小说向我展示了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个世界由不受控制的欲望、即时性的满足和对人生满不在乎的态度组成，与此相伴的，还有那似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金钱和才华。我印象深刻的是，那里面的主角并不需要劳动，就可以获得一切，而她的才华，似乎也在一堆外国名词中喷薄而出。我承认，我当时被震动了一下。我对里面的生活不仅有一种好奇，同时也有少年的嫉妒和羡慕，还有因为不可超越的差距而产生的强烈自卑。是的，我得承认这一点，自卑占据了我的心，我现实生活中的庸常、贫穷，因为与小说世界的对比而显得更加触目惊心。那个学期结束，我立即利用假期的时间专门去了一趟南京的新华书店，我在里面找到了亨利•米勒的《南回归线》和《北回归线》，这是在《上海宝贝》里面被频繁提及的两本书。我那时以为，通过阅读，我可以接近，甚至模仿小说里面的那个世界，即使物质意义上不可行，至少也要有一种精神上的同步。但实际上，我从那两本封面花里胡哨的“南北回归线”中几乎没有获得任何一点营养。
    现在想起来，那是一次浮夸的、充满了自我幻觉的阅读经验。在一种偏狭的存在状态中，我通过小说世界里面夸张的欲望加深着自我的私欲，在这种欲望的投射和附加的过程中，自我和这个世界并没有进行真正有效的交流，一种虚假的生活和一种虚假的想象在这样的阅读中被交换。那是90年代意识形态的折射，它从世界资本中心的上海层层扩散，最后也不经意地抵达了我所处的那个小城。未经反思的欲望，个人道德上的利己主义，解构一切严肃思考的历史虚无主义，构成了这一意识形态的全部。《上海宝贝》不过是这一意识形态在文学上的一次具象化，而我在那个冬日夜晚的阅读和陶醉，今天看来，恰好是90年代在一个个体终端上的社会化呈现。
    90年代终结于何时？新千年的来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或者更具体，是一个个事件的排列： 澳门回归。非典。汶川地震。北京奥运。……这些构成了2000年以来的基本历史语境，它们以一种外在化的方式作用于每个身在其中的中国人，而内里质地的变化，却缘于不同的机缘。就我个人而言，这一机缘的获得，缘于与另一本书的相遇。2014年的某一天，我和作家蒋一谈一起去找批评家李陀聊天，当时李陀刚刚从美国回来。在聊天的过程中，李陀突然问我们，你们愿不愿意花点钱买一本书？然后拿出了一本厚厚的修订版《心灵史》，这是一本具有强烈仪式感的书，限量印数750册，作者张承志的毛笔签名，厚厚的牛皮封面，封面上镶嵌着一块纯银徽饰符号，每本定价1500元。面对我们诧异的眼光，李陀解释说，张承志想通过这种方式募集一笔钱，送给巴勒斯坦的难民。蒋一谈当场买了两本，其中一本送给了我。
    这是我第一次读到《心灵史》，同样是在晚上，当我回到家迫不及待地打开这本书的时候，几乎是在一瞬间，我发现，这才是我要找的书——一部真正能够照亮我的灵魂和精神的大书！在接下来的几天，我闭门不出，完全沉浸在张承志所讲述的那个世界里： 大西北的沉默和坚韧；贫穷的人民和他们坚持的正义；弱者的呐喊和抵抗；知识者的反思和忏悔。这个世界如此真实，以至于我在阅读时不得不经常性中断，以此来平复自己汹涌的思绪。这本书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小说、故事或者散文，或者说，它是这一切的综合体，它以一种杂糅的方式将自我的历史和他者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在对苦难的人民和苦难的宗教的追溯中，它试图寻找到精神的源头，以此抵抗一个时代的媚俗。这个时代，正好就是我生活着并将继续生活着的时代，这个时代，曾经以《上海宝贝》的方式戏剧性地与我调情；而现在，通过《心灵史》，我将我自己治愈。尼采曾经说过瓦格纳就是他的疾病。对我来说，以《上海宝贝》为代表的那种“小资想象”就是我的疾病，我曾经如此病入膏肓——万幸的是，我遇到了《心灵史》这一味时代的良药。
    《心灵史》封面上的纯银符号的中文意思是： 他与他创造的。我的理解是，因为有无数的他者，这个世界才得以被创造。只有尊重这创世的无数他者，这个世界才会变得越来越美好。这他者是谁？是你，是我，是无数劳动着的、生活着的普通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心灵史》像一道闪电，照亮了众多陌生的脸孔，而我，正是在对这些脸孔的理解和思考中，在我自己身上终结了90年代。
    从1990年代到21世纪，近二十年的时间，我的阅读史大概就是一部寻找真实世界的历史。我们这个时代，景观化已经征服一切，大多数文字的书写，都在景观化中流于肤浅和狭隘，自私自利并以此为荣成为道德的玫瑰，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代人在修辞的自我安慰中走向彻底的平庸。像《心灵史》和张承志这样的为文为人，已经是一个时代的孤绝。我反复阅读这种孤绝，并将其内化为我自己的思考方式和行动方式。
    2014年，张承志来人民大学作过一次演讲，他一张张展示巴勒斯坦难民营的照片，他将《心灵史》募集到的钱交到那些贫穷苦难的人手上，和他们拥抱、喝酒，他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找到了他。
    2015年，我最终完成了一本思想随笔《80后，怎么办》。在这本献给我的同时代人的书中，我和盘托出了我的困惑和思考： 小资产阶级之梦幻灭之后，我们的路在何方？对于“80后”甚至更年轻的代际而言，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与世界进行对话？当世界已经重新变回为旧时代，我们怎么寻找奋斗和自我革新的方法？
    历史就在脚下，世界从来就不虚无。《80后，怎么办》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那条路。
    2016年6月25日于新疆石河子
    2016年6月28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