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山花》发表后，好些人问过这小说名字何以如此平淡，包括责编李晁先生。我每次都非常严肃地回答说——严肃得简直就像在说冷笑话——舍斯托夫有本论著就叫《开端与终结》。可是这篇小说到底和这本论著有什么关系呢？
    那是1986年云南人民出版社“俄罗斯白银时代”系列中的一本，市面上早断了货，我也是2015年看一个朋友的书里偶然提到这本书，才在孔网上下了单。书不算特别好读，那年初夏却有整整俩礼拜，我一天到晚地带着这本书四处晃荡——就和前阵子总是带着一本斯宾诺莎的《伦理学》骑摩拜单车、坐地铁上下班、赴饭局一样。在每个可以抽空翻几页的空隙，我都会中魔一样打开它。记得五月某个傍晚我和两个女友约在三里屯杨家火锅，在光线渐渐昏暗下来的院子里百无聊赖地等位，聊天，而我手中一直紧紧攥着这本旧书。并不是为了装腔作势——因为害怕有这嫌疑，我在路上从来羞于展示任何书的封面——就是莫名觉得安心。只是拿着它，就好像被某种旧时代的氛围环绕，离那些过去的人和智慧仿佛更近一点，离我那个学富五车的朋友也更近。也就可以短暂地，和眼前热火朝天的生活保持一点距离。
    小说里提到过的奉化我确曾去过，同样是2015年，和一大拨人去宁波参加一个所谓的全国名家笔会，去的人大多十分年轻，一路嘻哈，谁也没真把自己当做“名家”。那个山寨土楼我也实实在在地住过三天，镇日在宾馆外的长坡和一大群人啸聚来去，某个出神的瞬间，也时常忍不住凝视坡下丛林后无边无际的东海。不知道为什么，回京半年后，仍无端想起那个长长的水泥斜坡，那片孤悬于森林和天空之间的灰蓝海面，那晾晒大片海带的杳无人迹的废弃码头。会突然想，这样的地方大概是配做一个热情故事的终结之地的。它看上去那样荒凉，那样贫瘠，置身于一切打破的可能性之外；但亘古如初的坚实的水泥码头，也必曾葬送无数海浪的暗涌与惊涛。
    而2012年7月某个深夜，我真的就在《开端与终结》开头写到的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的石油疗养中心里，接到一个远方的电话。甚至连那整晚在房间里打旋的无名小风也所言无虚。清晨，房间地面中央聚拢一堆极细的沙，像某些最珍贵事物燃烧殆尽的残骸，提醒我当真是在沙漠腹地度过了这个不眠之夜，因为友人的信任，得到了生命里完全脱离常轨的七小时。先是震惊，继而对人世间的很多信念也便随之悄然瓦解。但是，友人当然不完全就是“季风”。季风身上，更多的是我本人对青春的回望与迷惘。
    关于这篇小说，我所能说的，姑且就只有这么多了。
    附录
    文珍的小说有一种年轻的沧桑，里面藏着细腻的青春，也有青春破败之后的忧伤。那些迷茫的经验，文雅、深情，所敞亮的人性，却既狠绝又意志坚定。她近几年的写作，不断与时代较真，柔情而不虚美，直白但存着善意，均衡，有力，庄重，因独异于他人而前景广阔。
    ——第十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授奖词
    在女性书写的谱系中，文珍站到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不是先知或烈士，不是文艺青年，她站在特定的人群之中。她们和进城务工人员一样，构成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动力基础。她们有能力自我指认：不是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而是文化的。的确，她们正在某些方向上悄然塑造着我们的文化：恰好是这个男性的、而且是直男的，亢奋的、未免过度亢奋的时代的背面或阴影——意义的焦虑；对时光、苍老、孤单的无力感；细腻的感性；戏谑的含混和自嘲；不确定性的自我消费——甚至是性别的不确定……暗自拓展、开垦我们文化中柔软的、感伤的、弱的、暧昧的区域，文化的后园。——女性、社会、文化和审美，文珍处在种种幽暗小径的交叉点上。
    ——李敬泽
    文珍笔下活跃着的众多卑微者，与其说他们是挣扎在大城市物质生活的压力之下，象征或揭示着某种时代表面的群体遭际，不如说，他们是挣扎在爱的匮乏之中。这种爱的匮乏可能比时代单薄，却比时代更永久。这单纯和热烈，不能从外部世界得到满足。种种这些，构成文珍小说中独特的复调。同时她的笔力又强健宽阔的。她遂将所意识到的、“一个人和自己的冲突”，放到一个某种公约数般的外部世界里去，转化成各种叙事和语言的试验。
    ——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