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的写作实践，我经历了自己的钢笔字第一次变成铅字，第一篇小说得到发表后的兴奋、喜悦和虚荣心的满足。那时觉得写小说是容易的。只在写得多起来之后，才发现写小说是不容易的。我承认天赋、机遇和勤奋是成为作家的三个重要因素，其中勤奋又最为要紧。因为文学没有近路可走，真正的文学不能“抄近道”，也没有近道可抄。
    从前常听年长者告诉我们，做人要最大限度的老实，作小说要最大限度的不老实。当时以为老实做人是容易的，不老实作小说是很难的。只因这“不老实”里包含了太多的内容。近年来越写小说却越觉得，写小说的确需要大不老实，写小说实在也需要大老实。
    小说不是玄学，事实上小说赖以活跃的思想圈是非常狭隘的。小说对读者的进攻能力不在于诸种深奥思想的排列组合，而在于小说家由生命的气息中创造出的思想的表情，以及这表情的力度、表情的丰富性。我常想这是一件无法性急的事情。无论如何小说家不应该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那些性急的演员，那些性急的演员只留意怎样发展他们的“舞台肌肉”，而不注意去营养自己的心灵。假如各式各样的小说技巧（或曰功夫）相似于演员的舞台肌肉，那么这种舞台肌肉的确有发展和强化的必要。但我以为营养灵魂比营养舞台肌肉更加要紧或说二者同样要紧。
    我无法从思想那里获得思想的表情，于是我的神情再优越也只能是茫然的优越。
    小说必得有本领描绘思想的表情而不是思想本身，才有向读者进攻的实力和可能。小说可以如苏加诺对革命的形容那样，是“一个国家宣泄感情的痉挛”，小说家更应该耐心而不是浮躁地、真切而不是花哨地关注人类的生存、情感、心灵，读者才有可能接受你的进攻。你生活在当代，而你应该有将过去与未来连接起来的心胸。这心胸的获得与小聪明无关，它需要一种大老实的态度，一颗工匠般的朴素的心。
    小聪明是不难的，大老实是不易的。大的智慧往往是由大老实作底的。每当我面对小说，愿意这样告诫自己。
    以上的话也可以看作我愿意对小说采取的态度。
    下面我谈“关系”这个词对小说的意义。
    当我们被问及小说是什么？可以有很多种回答。比方：
    小说是叙述的艺术；
    小说是欲望在想象中的一种满足；
    小说是人类共同需要的一种精神上的高级游戏……
    再写意一点讲：
    当我看到短篇小说时，首先想到的一个词是景象；
    当我看到中篇小说时，首先想到的一个词是故事；
    当我看到长篇小说时，首先想到的一个词是命运。
    小说还可以是很多，比如小说反复表现的，是人和自己（包括自己的肉体和自己的精神）的关系；人和他人的关系；人和世界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作家通过对关系的表现，达到发掘人的精神深度的目的。因此我以为“关系”在小说中是很重要的一个词。
    什么叫关系？关系就是事物（或人）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我想分四个方面谈一谈小说中的“关系”。
    对关系的独特发现是小说获得
    独特价值的有效途径
    日本作家黑井千次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名叫《小偷的留言》，故事的背景是东京，一个生活邋遢且事事不如意的单身汉和一个职业小偷之间的关系。单身汉白天去上班，小偷从他窗子里跳进来行窃。他本来是要偷些东西就走的，但是他发现单身汉的房间太脏太乱了。这小偷是个爱干净的人，他不能忍受别人的房间如此脏乱，所以这脏乱的房子竟让他对将要被偷的人动了恻隐之心，于是他便开始为单身汉打扫房间……最后还留下一张字条：“先生，您的房间太乱了，请注意卫生。小偷。”单身汉下班回来，发现房间明净整齐，还发现了小偷的留言。第二天当他如往常一样扔下被他弄得乱七八糟的房间要去上班时，他忽然想起了昨天小偷的字条。于是他下意识地开始整理起房间，这久违了的劳动还使他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愉快，然后他也给小偷留了一张字条：“先生，遵照您的吩咐我整理好房间，不知您是否满意。”如此这般，两个陌生人就这样互不碰面地交流起来……二〇〇二年九月，黑井千次先生访问中国时，我和他有过一次关于文学的对话，当我问及黑井先生写作这个小说的想法时，他说他是因为感受到现代都市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小偷可以大模大样地登门入室行窃，却既无人发现也无人理会。
    但是我以为，这个小说所传达给读者的并不仅仅是这样一层意义。这是两个小人物在一个既发达、又冷漠的大都市的旮旯的挤压下，相互产生的一点并不深刻、有些荒唐、而你却很乐意相信的温暖。一种对立的关系在这里神奇地化为了带有些许凄凉意味的喜剧。
    对这种关系的发现使这篇小说彻底脱离了一般性地表现冷漠，它更有力量，也更加动人。
    这里我还想提及一下我的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许多读者喜欢主人公白大省，她的善良、仁义、吃亏让人和死心塌地的爱与失恋，是打动人心的理由。亦有评论说白大省身上有一种硕果仅存的东方美德，她能够唤起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在这篇小说里，我的确用了很多篇幅叙述白大省和几个男性的关系，但读者可能忽略了她和另一个女性——西单小六的关系。西单小六是胡同里的美女，白大省的一切与她相去甚远。但是，这个我行我素的风骚的西单小六，正是有几分“傻”气的白大省的内心深处的艳羡对象，是她梦想成为的人物。所以，这个小说如果只写了一个胡同里的女孩子的美好，那它就是平庸的。在这里我想探究的是，一个人想要改变自己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被世人赞扬的白大省并不想成为她现在已经成为的这种人，由于她秘密的梦想，她和西单小六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对立，她们形成了一种实际上的艳羡关系。她对改变自己和他人的“习惯性”的关系有一种崭新的向往，而她的羡慕本是有其合理性的。她的悲剧在于约定俗成背景下大众对她的不可改变的认可，使她的羡慕的梦想永远无法实现。也许我们现在成为的人都不是我们想要成为的人，但事情发生在白大省这样一个人身上，就格外地带出了某种心酸。
    凡是能够形成关系的人或事物都不会是静止的，在小说中必会流动或变异。好的关系设置会使小说富有活力，有时即便情节的推进是缓慢的，但人物内心的节奏也总会充满行进中的动感。
    对“关系”突变的独特表现是小说获得人性
    魅力和人性深度的方法之一
    在这里我想用瑞典电影《教室别恋》来作例子。我想有时候好的电影可以警告小说，警告小说家不求甚解的平庸的对人物关系的想象。当然，更多时候是好的小说去警告电影。
    电影表现的是二战期间瑞典一个小城市里，一个中学女教师和她的一个男学生之间的故事。那女教师是从首都斯德哥尔摩随做生意的丈夫来到这小城的，她年轻、漂亮，带着一些大城市的优越，感受着一些战时小城生活的乏味。而那小城少年正值敏感的青春期，他无法克制地被女教师引诱，并一度不能自拔。
    如果这部电影仅仅写了青春期少年的性渴望，女教师的性引诱，两人的这种关系过程以及少年觉醒后毅然离开女教师，那么它可说是个不错的电影，却并不出色。但是电影中还有另外一组人物关系，即：少年和女教师的丈夫的关系，电影对这两人的关系的独特表达，才真正成就了电影本身。
    女教师的丈夫是一个经营女内衣的商人，他为人厚道，生活规律，除了本分的生意，尚有自己的一点小情趣。比方他在厨房的挂钟里安装了一个小机械，使厨房这个挂钟兼作一个自动酒具。每天在他下班回家后的一个固定时间，那挂钟上的木雕小鸟便一边鸣叫着，一边从嘴里吐出一股酒来，此时这位丈夫的酒杯正好就接在鸟嘴底下。比方他酷爱古典音乐和贝多芬，下班回家后第一件事便是戴上白手套，在唱机上放贝多芬的音乐。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本分的商人，喝着从挂钟上小鸟的嘴里流淌出的酒，迷醉在贝多芬的音乐里，他显得满足而又别无他求。或许这丈夫的情趣说不上高级和脱俗，或许他也不能满足女教师的大都市情调，但他却是人类平凡、牢靠和踏实的那一部分。不幸的是在某一天下班回来，他撞见了他不该撞见的：裸体的少年身穿女教师的花睡衣跑到厨房来喝水，丈夫正坐在厨房里准备放贝多芬。他们互相看见了。在这之前，丈夫见过少年，他以为他只是女教师的来补习英语的学生。
    关系的突变在这时发生了。
    可以是落俗套的，比方丈夫把少年打出家门；比方丈夫绅士一些自己先出去……但是都没有。丈夫面对惊愕害怕的少年，略过眼前的事情不计，像对一个可以交心的人那样，平和地说起自己青年时偶尔的一次荒唐。少年那不知所措的心慢慢平静下来，并且被这位丈夫的谈吐所吸引。少年正是在这个丈夫身上感到了自己的被尊重，他渴望和他谈话并经常见到他。他们有过这样的对话：
    丈夫：你看到羊毛袜子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呢？
    少年：想到收入，想有更多的人买，你的生意就好了。
    丈夫：错了。你应该想到草地，青草，自然，人的皮肤和自然的贴近……
    少年受着无以言说的感动，其实这才是他初次得到的人性的、精神层面的纯净的启蒙。他为此而着迷。
    女教师的丈夫和少年之间突然呈现的这种关系，作者对这种关系的高级表现，使这部作品变得不凡。而当性的渴望、亢奋和神秘感在少年这方渐渐消退之后，是那位丈夫填补了他即将沉沦的空白。从此他才真正地觉醒和成长了。人性的深度和一种难以言说的饱满的魅力就此凸现出来。因此这不是一部挑逗的电影，是一个少年的心灵成长史，有脆弱、浪漫、淳朴、疼痛，也有最终对动物性的逃离、反抗，和真正获取精神上的健康和走向人生的有资本的沉着。与其说这是男女关系的作品，不如说它表现的是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和他们虽然奇特、但从根本上更为长久的友情。在这种关系的表达中，判断、选择和创造这三个词都非常重要。
    关系可以创造，但不可以捏造
    在这里对一部作品体裁感的准确把握显得十分要紧。丹麦、法国合拍的电影《黑暗中的舞者》是一部有点煽情的故事片。但其中一些出其不意的人物关系细节，是导演的成功创造。女主人公沙玛是美国华盛顿州的一个捷克移民，一家铝制品厂的工人。演员用的是著名歌星，女主角业余又酷爱音乐。诸多因素决定了这部电影的气质和风格。它可以说是一部在喧闹的日常生活中，在女主人公灵魂、命运的所有转折关头，由音乐发动战争的音乐故事片。
    沙玛的邻居，警察比尔趁着她就要失明的时刻偷了她为儿子做手术攒下的所有积蓄。沙玛去比尔家讨钱，两人在搏斗中沙玛用比尔的枪杀死了比尔。这里有一个细节：当沙玛抢过比尔手中的枪时，比尔央求沙玛，让她开枪打死自己。他的内疚之情沙玛和观众一目了然。所以当沙玛打死比尔又不知自己该留下还是该逃跑时，导演让比尔和沙玛之间产生了这样一种关系：死去的比尔突然复活，他站起来，用舞蹈动作推动着沙玛向门外走，这一对仇人在一起舞了起来，死者对生者说着你快走吧快走吧，趁着我妻子叫警察还没有回来……沙玛在和死者舞蹈着的旋转中舞出了比尔家，逃向远方。
    对体裁感的准确把握造就了这对仇人此情此景中看上去难以理喻的关系和行为，但观众并不觉得别扭，因为这样的体裁可能发生这样的想象力，这样的想象力可以创造出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它深入到了生者和死者的内心，使作品充满悲恸的感染力。这里我说的体裁不是题材，体裁最终决定作品的风格。比方《小二黑结婚》和《梁山伯与祝英台》都是反封建的作品，但是梁、祝二人可以“化蝶”，小二黑和小芹就不可能化蝶。为什么？体裁决定的。
    所以我认为，第一，创造是想象力对写作者灵魂忠实的投奔；捏造是写作者在抄近道的途中充满功利心的算计。而想象力也不是空穴来风，它其实要靠写作者内心的长久培育，是对体裁感脚踏实地的判断和把握，是合理的对人生逻辑的老实推敲。
    第二，生活中有现成的人物关系，但文学中从来没有现成的人物关系。对文学而言，我们不是生活在真实中，而是生活在对真实的解释中。不可能有拿来就用的人物关系，特别是长篇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放在作家心里多年培育出来的，是培育，而不仅仅是存放。
    “建设性的模糊”对表现“关系”的意义
    曾经听过一位资深外交家谈到某国和某国的关系现状时，用了这样一句形容词：“建设性的模糊。”我以为这句话也适用于表现小说的某种意义。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有一个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篇小说《性的人》。那时二战结束不久，日本在这场战争的不光彩角色和颓败的情绪笼罩着国民。《性的人》表现的就是这种背景下的日本几代人信仰的丧失，精神的困苦。小说中三个男人，一个退休的老外交官，一个家境富裕、本人无所事事的中年人，一个十七岁左右的不良少年。为了寻找刺激，三个人都选择在东京拥挤的电气火车上猥亵妇女。三个人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相识。有一次电车上的少年险些被铁路警察抓走时，同在车上的外交官和中年人救了少年。他们一同下了车，开始了“同流合污”似的短暂交往。但是，被救的少年从一开始就是蔑视外交官和中年人的，他认为他们看上去“机灵”的自我保护充其量只能算是“安全型流氓”；而少年自我设置的与社会的关系，是渴望彻底地被抓。少年的思维和少年曾经梦想当一个诗人的念头令外交官和中年人感到新奇并有些自惭……有一天，三个人在铁路附近溜达时，少年发现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正独自一人站在路边商店等着妈妈买东西出来。少年向那小女孩走过去了，这时的小女孩一定是作为少年的“猎物”存在于铁路边的。他走过去，几句话就拉住了孩子的手，显然小女孩对少年没有丝毫警惕。外交官和中年人就在不远处看着，这次他们想制止少年，也许因为那小女孩太小了，但他们却又没有制止的行动。这时一列火车轰然而至，他们看见少年拉过惊慌的孩子，用自己的身子做了遮挡。火车过去了，小女孩安然无恙地仍然在铁路边站着，她那刚从小商店出来，还不知就里的母亲走过来领走了她。少年则被火车永远地卷走了。
    一切是在来不及思考的状态下完成的，但是读者有理由相信，在少年的最后时刻，他和小女孩的关系由被害转化为被救。这种自相矛盾的结局是少年给读者留下的模糊的空白，但我要说这就是一种“建设性的模糊”，在少年的沉沦和献身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对人类“积极的美德”的呼唤。少年的死也震撼了两个成年人，他们确感自己既不如少年彻底，也不如少年积极。性并没有给他们空虚的内心带来任何出路，他们从此洗手不干了，并迅速分手，开始试着严肃地面对生活。
    很难准确解释“建设性的模糊”，但至少它包含着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并且这可能性是积极意义上的。建设性的模糊不是消极的含糊，它能够体现出作家笔触的深度。建设性的模糊也往往是通过被常人忽略的朴素形式来表现的。你可以写一万个人的战争，也可以写一个人的历史，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在于你从中传达出的信息量和信息密度。这里就包含了建设性的模糊。
    因为在小说中，最接近真实的关系可能是最模糊的。反过来也可以说，最模糊的关系可能最接近真实。
    “关系”这个词在小说中是美妙的，充满了挑战和诱惑。好的小说提供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对“关系”的不断探究和发现，可能会有益于这过程本身的结实和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