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雪涛，1983年生，沈阳人，写小说，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首届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曾获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第十四届台北文学奖年金奖入围。
    
    近日，花城出版社的重点丛书“锐·小说”第二辑在广州首发。与该系列的第一辑一样，“锐·小说”主要收录70后与80后等新锐作家的小说，展现新生代作家的创作成果与心路历程，力争保有当代文学的先锋性。此次推出的第二辑包含七位作家的作品，分别是双雪涛《天吾手记》，田耳《金刚四拿》，周李立《透视》，卢一萍《天堂湾》，马金莲《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娜彧《加州旅馆》，谢络绎《到歇马河那边去》。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山大学谢有顺教授为本次活动开场致辞，他认为“锐”小说的出版是为了挖掘、推崇当下具备潜质的年轻作家，使其成为文坛的创作主力，正如到场的三位，便是文坛上不可忽视的新力量。
    《到歇马河那边去》这本小说收录了谢络绎2013年至2015年的五部代表性作品，作家表示这本书是她由流行小说创作向纯文学创作转型的第一部作品。流行小说的创作使她压抑自己的想法而向读者妥协，辗转于多个城市的生活经历和转型后的迷茫与思考，为她提供了创作的灵感。
    70后的卢一萍则是一名行走于川藏地区二十余年的军旅作家，小说集《天堂湾》诞生于海拔5300米的高原地带，沙漠、绿洲和冰峰雪岭之间的荒芜之地，都成了他写作的对象。“这是我的一个文学王国，寄托着我对世界的浅陋看法。”
    而1983年出生于沈阳的年轻作家双雪涛，早在2011年就以奇幻作品《翅鬼》荣获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这次双雪涛带来了小说《天吾手记》。作者用精巧的结构和缜密的语言，描写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年轻人的经历，提出了关于人生与命运、信仰与人性等思考。
    羊城晚报记者在活动间隙对双雪涛进行了专访。
    A 待了十天就敢写关于台北的长篇
    羊城晚报：你之前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写的是东北，这本《天吾手记》则跟台北有关，你是如何去想象一个千里之外的城市的？
    双雪涛：2011年我第一次去台湾，在台北待了十天，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因为不是常住，我对这座城市并不能讲特别了解，但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它和我生活的地方极为不同，尤其是我生活在东北，沈阳，一个寒冷的北方城市。台北本身是一个特别“南方”的城市，特别温润，特别自由，非常个人化；而东北特别干燥，特别机械化、工业化、集体化。我想要不就写部小说，把东北和台北黏在一起吧。
    我辞职后，两个台湾朋友从台北飞到沈阳，跟我在一起待了四十天，每天都给我讲关于台北的故事，他们的生活，他们对于生活的看法。我拿着小本子天天记录，结合我在台北十天时对台北的印象，把这部小说写了出来。
    台北文学奖已经办了十四届了，从来没有大陆人得奖，我拿着这个写作计划侥幸入围。当时台北资深文化人吴念真对媒体说，“我看到今年的获奖者中有一个大陆的年轻人叫双雪涛。我在台北住了六十年，没敢写关于台北的长篇小说，这个人只来了台北十天就敢写，很有意思”。我觉得这话不能算是表扬，但是很有意思。
    对我来说，小说最重要的是一种想象，也许我写的台北非常不真实，非常魔幻，但小说不是数学，也不是科学，小说最重要的是你的感受。我写了整整三个月，几乎每天都在写。
    羊城晚报：你觉得自己属于严肃文学作家吗？
    双雪涛：我一直觉得严肃的小说，或者说纯文学，和类型文学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在远古时代，男人出去打猎，女人就在山洞里织兽皮。男人回来后，女人觉得特别无聊，说“你给我讲讲你白天打猎干了什么”，男人可能就说，我打了一只大野猪。他可能讲得特别枯燥，而另一个人把打野猪讲得特别好，特别精彩。人们就会说，你以后不要去打猎了，你就专门给我们讲故事吧。
    讲故事的冲动是小说最原始的发源，后来在这个基础上衍生发展出更严肃的东西，比如哲学、思想、历史等都放进小说里。但其实所谓的严肃文学是类型文学的孩子，没有原来那些精彩的故事和讲故事的冲动，就不可能有严肃文学。我们经常会讲，这个小说写得很深刻，有心理学、哲学、符号学、逻辑学，我是不太认这些东西的。这些是给人研究的，但最重要的是素材自己本身要鲜活。如果自己没有讲故事的冲动，我绝对不会写。
    B 像侍从一样勤劳，像国王一样思考
    羊城晚报：是什么契机让你开始写作的？
    双雪涛：我以前是个银行职员，从来没想到自己能去写小说。银行的事务比较琐碎、机械，干着觉得没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想要不然写点东西吧，但是这个动力其实很微薄，自己想写就写一点。
    2010年，我的一个朋友看到报上的征文启事，“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第一名能获得六十万台币，合人民币大概十五万。我想着这笔钱能交房子首付了，赶紧花了二十几天写了六万字的大中篇《翅鬼》寄过去。朋友说你这像买彩票一样，结果真的中了（得了奖），拿到六十万台币。我还去台湾待了十天，上了他们的广播电台。2011年，远流出版社还为我出了单行本。我之前从来没有写过小说，突然觉得生活变得特别魔幻——没想到自己能去写小说、出书。
    羊城晚报：你从银行职员转向专职写作的过程是怎样的？
    双雪涛：在台湾待了十天之后，我回来了，继续当我的银行职员，写写汇票，整理档案。2012年，我在台北领奖时认识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边有一个台北文学奖，可以给作家一点资助，大概几万块钱，但是小说必须是关于台北的。那个奖像投标一样，每个人写一个标书，于是我写了一个写作方案投过去，幸运地中标了。后来我就把小说写出来了，这就是《天吾手记》。
    中标后我开始思考，这辈子到底要做些什么？命运给我这些启示，是不是在暗示我应该去写作？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我开始想是不是应该负起写作的责任。第二天早上，我就去银行辞职了。听说我要辞职回去写小说，有同事说“你先别着急回家写小说，你先去医院看看脑子是不是有病，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我所在的银行是个国有大银行，二十多年来从没有人辞职，我是第一个。我辞职时，整个人事处都不知道该如何办这个手续，因为从来没办过。
    羊城晚报：在银行工作的日常事务会跟写作产生矛盾吗？是不是这种矛盾促使你开始思考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双雪涛：对，银行工作对人是有消耗的，它是另一种世界观：在这个行政体系里，你要做其中一颗小螺丝钉。但写作是个人主义的事情，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国王。要像侍从一样勤劳，像国王一样思考，这就是作家干的事。你得把自己想得特别牛，在虚构的世界里你就是上帝。但在银行工作里，你只是一个特别小的螺丝钉，给别人做事，所以它对人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对思维的消耗比较大，你要顾虑、平衡很多事情。在世俗的世界里，你要升职、进步，要争取成为处长、副处长、副行长、行长……我当时就是想做个抉择。
    C 忘记出发点是写作快乐的时候
    羊城晚报：村上春树《1Q84》的男主角也叫“天吾”，你的《天吾手记》中的“天吾”跟这个有关吗？
    双雪涛：二者有互通关系。我当时特别爱村上春树，坠入爱河了，不然也不会辞职。村上成了全职作家，他对我的鼓励还蛮大的。全职写作后，我写的第一个作品就是《天吾手记》，有点向村上致敬的意思。
    羊城晚报：《天吾手记》的布局、故事都和村上的《1Q84》似乎有点像。
    双雪涛：对，我是在向《1Q84》做个回应。我觉得，既然村上对我鼓励那么大，那我就写本书吧。《天吾手记》有这个感觉，但村上不可能知道东北的故事，所以它其实还是我个人的东西。当时我几乎把村上所有的长篇小说都看了，所以我的作品其实也包含了他对长篇小说的理解。我也想写一种不那么枯燥、有意思但又不那么肤浅的小说，能表达我自己的东西。那时还处于摸索阶段，现在已经过去四年了，我已经不会向某一个人致敬了。
    那时很单纯，我特别喜欢那个作家，不仅喜欢他的作品，还喜欢他的为人、做事的风格、面对世界的态度，于是我宁可写十万多字的东西向他致敬。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而且写到后半部时我已经把这个出发点忘记了，这是写作比较快乐的时候。
    羊城晚报：现在的文学界以代际来划分作家，你认同“80后”这种说法吗？
    双雪涛：我不太认同。在西方二十七八岁的人也可能得布克奖，大家都在一个拳台、擂台上。但中国这个体系会把你分成重量级、轻量级，八十年代出生的人的可能就是轻量级选手，你的拳不够重，所以把你们分在一起，你们不要和重量级的人去打，怕他们一拳就把你打死了。其实文学应该是混战的，应该都在一个场子里。
    按代际来分的初衷是好的，它希望保护年轻作家。有些奖会倾向于70后或80后作家，比如青年文学奖、新人奖，这是中国特有的东西。但80后这个群体本身的区别特别大，代际是特别刚性的划分，有时候还是有问题的。一个农村出来的写作者和一个都市写作者的区别也很大，甚至比代际的区别更大。所以，用代际这样一个小小的切口去看一群作家，会有很大问题，但一时又很难改变，只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