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高一时的文学社老师，高二进入文科班后，她正式成了我的语文老师，一直到高中毕业。文学社时期，偶尔打照面，听她说起迟子建、阿来的小说，只觉得这老师不太一样。正式成了她的学生后，课堂上反复出现的“精神、生命”却令我厌烦，甚至羞耻。大概因为我正被混沌的青春期困住，她却将人生说得过于简单，暗示人的困境具有一种虚伪性——表演、自我陶醉、缺乏正见。我为此愤怒，将试卷攥成纸团，在她宣布下课的刹那，从教室最后一排砸中了她。后来我写了不少“情书”，换着名字发表在校报上，作为作文交上去，写的尽是些暗黑又幼稚的幻想，例如我想把你关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子中……她竟然很欣赏，拉我单独聊天，说在我身上看到一种非常特别的纯真。
    那时的我正在经历一次重要的转变——在模仿来的青春期中，我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比如，当你真实地喜欢上了什么人，你会感觉到爱是一种珍贵、稀有的东西，而你不想用泛滥随便的情绪去毁了它。于是我和她再次遇到了彼此，也因此认识了她当时的男朋友、后来的丈夫，石。她说过，师生只是我和她在这个表面社会中的标签，我们真正的关系是同修，石是我们共同的老师。
    石毕业于一所著名大学的物理系，却从没费心去找一份正式的工作，他在那座小城的出租公寓中，过着一种梭罗式、精神性的隐居生活。他研究互联网，研究电脑的操作系统（认为Linux是一项了不起的社会主义工程，并参与部分汉化工作），他几乎看完了所有的宗教典籍，衍生出一整套对这个世界的阐释体系。我很难向别人解释这种生活，因为它不具有任何现实的目的。而目的，就像“理智”“头脑”，是石所反对的众多事项之一。
    他们是我青春期中的一个出口，确切来说，我找到了逃课的合法性与借口，还有一位能在班主任面前说话的老师为我打掩护。很多个夜晚，我在她和石的家里度过，我们一块儿做饭、洗碗，聊天到半夜。她私下告诉我，是石让她明白，她身上有太多需要克服的弱点——嫉妒、不真诚、随机的激情，甚至在课堂上的不慎言也是一种会伤害到她的东西（尽管为了将石的智慧传递给学生们，她必须说）。而在石对我谈到的众多问题中，真正被我记住、并在日后践行的部分是：克服潜伏在自我之中的虚妄，去追求精神的无限性。
    于是整个成长的过程中，自我是我最大的敌人，我被双重地折磨着：一种迫切的、边缘性的情感欲望，以及对情感自身的羞耻——大部分的自我叙述，不过是廉价的自我表演与自我塑造。我本人，偕同我早期小说中的所有人物，在一种缘木求鱼的自省中生活，一层层剥开并解构我们与外部世界发生的种种联系，但那里不是精神的无限性，只是一片空白。
    长期的写作困境让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如果你什么都没有：非理性、对正见的偏离、嫉妒和贪婪、遗憾与毁坏、爱与原谅，那写作也几乎偏离了鲜活的人以及具体的细节，成为空洞、廉价的观念甚至观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你从来没有过这些被视为不恰当的“精神经过”，那么精神的无限性，只是一个虚空的标准概念。
    很多年里，我们失去了联系，或许这是我有意为之的逃避。有一天，我接到她的电话（她辗转问了几个人），相约春节时见一次面。她生了一个儿子，样貌却没什么改变，脸上还带着那种半少女半成熟的神采。她告诉我，她和石找到了一种新的界定人类的方法，想和我聊聊。我们不着边际地说了一会儿，我找了借口离开。后来，她给我发微信，说她在一次冥想中，发现自己打开了天眼。
    我没有回复，也没有告诉她：离开她之后，我进入了一种逆向的成长，将自己从循环往复的怀疑与自省中抽离，致力于成为一个普通但有血有肉的人。写作《呼·吸》的过程让我意识到：从某个意义上，我背叛了她。因此我会再次写她——我成长中重要的拐点。那时，我会从她的视角来看若干年后的这次会面——不再关注她的精神范畴，一个在虚假的世界中堕落的人。
    2017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