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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李黎出生于大陆、生长在台湾，后旅居美国，如此的历程虽属个人经历，但这一时段对于现代中国而言，极具历史幽深的意味。大江大海的一九四九，是政治局势的分界线，亦将中国现代文学截然断开。在海峡两岸有异曲同工之处境，这一边封杀、禁制一批作家与作品，那一边亦封杀、禁制一批作家与作品，且奇异的是，其间竟有相同的一些名家被同时逐出公众的视野之外，令人对其取舍标准一时有莫测之感。但不管如何，如李黎这样在海峡那边上学读书的年轻人，显然是读不到许多现代作家的作品的。然而没有任何高墙是严丝合缝的，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她已接触到一些“禁书”，而到美国留学，更是开放了另一个曾经封闭的世界，“大学图书馆两层楼之间的一个小房间里发现一书架的中文书”，其中就有大量的上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李黎在“补课”之后，不禁生出去大陆寻访这断开的文学脉络的念头，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大陆正是动乱结束、百废待兴之时，给予李黎一个很好的契机，于是，有了长达数十年的结缘，有了这一本《半生书缘——寻访世纪文学心灵》。 有着出版界前辈范用先生的引荐，刚三十岁出头的李黎见到了曾仅在书本上阅读的文坛大家，如茅盾、巴金、沈从文、丁玲、钱锺书、杨绛、艾青等，“这是之前我在那间图书馆的小室中，做梦也不敢奢望的机缘”。而诸位作家肯于新时期之初与一位年轻人晤面，除去引荐人的颜面，或许还有另一层缘由：这位年轻人的生活与求学背景全然不同于内地的同年龄者，大约可以有打开一扇窗的可能吧。 李黎与诸位前辈作家会面，除表达应有的倾慕之情外，初生牛犊的她直问同一个问题：1949年后创作作品何以显著地减少，且质量明显降低？有的作家婉言回避，而如巴金却是直言：“我们从茅盾起，后来都没有写作品，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他还说曹禺的《王昭君》还是有点“三突出”，“郭老的《蔡文姬》，根本不是民族和睦啊，不是大汉族主义吗？我觉得有大汉族主义。”巴金的率直可见一斑，后来这篇访问记在香港一家杂志发表后，引起曹、郭家人的不满，不免有一些争议。巴金之后的几年能够写出《随想录》，其缘由我们亦是于此可以想见的。 李黎见到的是晚年的丁玲，而“记住的却是那个我从未遇见过的、大眼丰唇的‘五四’女子——莎菲女士。那个我未曾参与的年代的女子，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丁玲。”李黎毕竟成长、受教育于另一片地域，对如丁玲这般与政治分解不开的知识分子之复杂性难以有深刻的认知，她何尝想到，莎菲时期的青年丁玲或许早为之后的丁玲否定、悔其少时了。但对丁玲的访问记有闻必录，还是留下了许多值得人思量的说法，“我被迫到底下去，时间很长——二十多年在底下，五年在牢里——但是觉得在底下舒服些，那里的关系没有掺杂社会上一些脏的、旧的东西，而是纯洁的东西……”丁玲固然没有怨悔，但“底下”这一用词还是透露出她心理上某些较高的姿态吧。 很明显，李黎从心灵与情怀上最契合的作家是沈从文与钱锺书、杨绛夫妇，因之，她将极多的探访与笔墨施于此。她如一个小女孩般为八十多岁的沈从文和张兆和唱“热烘烘的太阳往上爬呀往上爬，爬上了白塔，照进我们的家；我们家里人两个呀，爷爷爱我，我爱他呀……”这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叶香港影片《翠翠》（据《边城》改编）中的歌曲，后来还有同班人马拍摄的影片《金凤》（据《贵生》改编），而沈从文老人笑眯眯的，喃喃说着“我们都不知道哪”的话，而第二年，他即离开了人世。李黎后来去湖南凤凰为沈从文上坟，想到数十年前他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凤凰地方也好看得很，因为一个城市全在树木中……”历尽劫波的老人毕竟回到最好的处身之所了。 而李黎见钱锺书、杨绛的场面更有戏剧性，不免谈到《围城》，杨绛老人笑着说：“人家说他是方鸿渐，我是孙柔嘉。”李黎脱口而出，“我猜您一定是唐晓芙的模特儿！”两位老人笑而不答。作为崇拜者的李黎认定了自己的推断，后来的确也获得了某些似乎确凿的证据，不过她想没想过，或许唐晓芙与孙柔嘉只是一个人呢，换言之，一体两面？自然，这只是文学研究者的局外一说罢了，似不必破坏粉丝心态的热望。钱锺书去世后，李黎数次看望杨绛先生，将拍摄的几段录像放到YouTube上，有人看到了，问她：“请问您是杨绛先生的什么人？”她沉吟半晌，回答：“我是杨先生的一个小朋友。”而李黎更想说的是，“她是我的role model。”这似乎更表明其对杨绛先生的崇敬。 李黎的访问记，于她自己而言，是文学成长道路上的难得滋润与传承，“更是一个文学和文化的历史见证”。海峡两岸，乃至各个地域的华语文学，曾经的人为设障逐渐消泯，融合的趋势是谁都乐于见到的。而此时，“临河就水，虽已望不见河源，也该知道源头来自的方向。”于此意义上，梳理那一段历史的见证，供予大家回望，或有大的意义存焉。（遆存磊） 《半生书缘——寻访世纪文学心灵》 李黎著 三联书店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