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读者在转载我们的微博上留言说：中国当下小说的创作是有问题的，同质化和去审美化倾向非常明显。也有学者感慨，现在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早已经对文学失去了兴趣。思潮、流派以及个性化创作严重缺位，很多作家受到消费文化观念的熏染与侵蚀。
    这些言论，其实都是进入消费文化时代以来，严肃文学被逐步边缘化后文学界释放出来的焦虑感。回想改革开放初期，文学创作繁荣，那时的大学校园，文学社团盛极一时，校园诗人成为宠儿，热爱文学是社会风尚。而一部像《乔厂长上任记》的小说就可能对经济改革产生重大影响。时过境迁，30年后，没有人怀疑文学已经从这个时代精神生活的重要位置退居边缘。不过，翻阅我们的文学史，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处在整个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中心并不是常态。况且文学的边缘化已经是“全球化”的问题，是大的趋势。甚至有论调说，2016年的“诺奖”颁给鲍勃·迪伦，是对欧洲文化和严肃文学被边缘化后所采取的“应急反应”。因为音乐，或者民谣，相较于严肃文学，更易于传播，受众更为普遍和广泛。“诺奖”不得不拓展自己的外延，捆绑鲍勃·迪伦以引起社会更多瞩目。
    对于我们来说，边缘化并不是最应该关注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是试图把被边缘化的“文学”做得更好，更有活力。有时候，活力就意味着新生，意味着希望。“开放、包容、坚持、尊重”是我们的办刊宗旨。坚持应该是第一位，再谈开放、包容和尊重。
    开放、包容和尊重，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多元化。
    回顾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80年代文学几乎可以与五四文学比肩。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多元化，而且充满活力，新的思潮和理论在文坛受到欢迎和流行。胡适在其1917年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改革计划，就是要在新语言、新形式和新内容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新的文学典范。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二三十年内，鲁迅、废名、施蛰存、卞之琳等等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和诗人的重要作品陆续问世，小说、诗歌等文学门类，派别林立，蔚为大观，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中国文学再次迎来多元格局，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现代主义思潮重新涌入中国。现代，前卫，先锋，实验，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主要的关键词。卫慧、棉棉等带有明显后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的出现，让当时的文坛更是众声喧哗。与庄严性、纯粹性及个体性等现代主义价值相对立，后现代主义展现了一种新的随心所欲、新的玩世不恭和新的折衷主义，并因此受到诟病，但并没有影响这枝花朵在文学的大花园里绽放。
    宏大叙事与个人化写作的争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争论，活跃了当时的文坛。1985年后关于“伪现代派”问题的论争，1994年开始的持续两年之久的“人文精神大讨论”，1998年朱文等人发起的《断裂》问卷调查等等，彼时的文坛热点都成为当年的公共文化话题，受到大众关注。整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富有挑战精神，充满了朝气，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格局。
    新世纪以来，随着消费文化的繁荣，特别是互联网的兴起，严肃文学的生存空间逐步受到挤压。网络文学、类型文学占据着最大的阅读市场。不过，即便如此又何妨，在旧上海，鸳鸯蝴蝶派不也是占据着最大的阅读市场，相比之下，鲁迅的作品集发行量也少得可怜。严肃文学需要一种气定神闲的姿态。
    但面对消费文化的挑战，我们欢迎更新的思潮，更新的文学观念，更新的创作技巧。探索的人多了，当下文学也许会再次焕发生机。
    2014年，李陀先生在深圳的一个题为“重新发明文学”的演讲上表示，我们要充满批判精神地去创造适合今天这个时代的新的文学。我们想把熟悉的旧有的文学规律，做一个大胆的检讨和否定，然后考虑在21世纪，什么样的文学才能跟今天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相适应。一个时代的文学，是在那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所以到了新的时期，文学应该有所改变。20世纪遗留下来的文学观念跟当时的情况相适应，到了21世纪还适用吗？很显然，李陀先生对当下中国文学的现状和处境心存忧虑，才喊出了“重新发明文学”的口号。
    对我们来说，“重新发明文学”是一个务虚的话题，《长江文艺·好小说》的工作得务实，每期的杂志必须按时出版，若一篇小说以全新的面孔出现，我们会以开放、包容和尊重的姿态对待它。
    关于文学作品的同质化的评论，如何应对？多元化应该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策略。上一期我们发出的小说中，就考虑了这些因素。面对扑面而来的刚刚出炉原创小说，我们有意转载了一些读起来别具一格的篇目。黄梵的《枪支也有愿望》带有明显的表现主义色彩，在他的小说中，枪支也能说话，枪支也有愿望，它最后选择自杀来拯救人的性命。我们能够接受卡夫卡《变形记》里人变成甲壳虫，能够接受动画电影《变形金刚》里汽车变成可以说话的汽车人，当然可以接受一支枪能够开口说话，并且有自己的想法和愿望。同一期中，杨遥的中篇小说《流年》，我们也从文本上看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先锋小说的影子。小说文本与王家卫执导的电影《重庆森林》形成互文关系，小说人物聂小倩与《重庆森林》中王菲饰演的速食店打工女孩同样构成互文关系。这两对繁复的互文关系又构成了一种意义呼应关系和结构关系。虽然这些篇目的出现，仅仅是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繁盛时期某种思潮的回顾和再现，并不是新的动向，但对推动当下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当下的文学，不仅仅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也一直在我们身边不曾离开，它甚至依旧占据着文学审美的主导地位。本期转载的作品，似乎都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基调，但仔细品味，你会发现，这些作家的作品大部分都受到了各种思潮和流派的影响，张楚在本期“创作谈”中就坦言，他写《草莓冰山》是受到了莫迪亚诺的影响。
    面对传统现实主义的逐步分化，面对宏大叙事的退潮，个人化写作的普及，在学界，比如丁帆等学者则表达出了他们的忧虑和批评。他强调，文化可以多元，创作可以多元，价值却万万不可多元，否则我们将无法辨别人性活动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作家如果过分注重琐碎的日常生活题材，对社会事件、现象和思潮缺乏人文关怀，对事件和事物的判断力就会下降，进而造成思想能力和审美能力的退化，某种程度上也消解了作家作品对宏大现实问题发言的能力。
    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但无论文学怎么发展，这些问题都无法回避。
    文学界从来不缺乏问题，即便如此，面对目前不绝于耳的同质化的质疑和相对平静的文学界，我们更需要以包容的心态，呼唤新的思潮和文学新生力量，他们也许就是未来文学的希望所在。
    我在1999年曾主持《长江文艺》的“第三种写作”栏目，用编者按里的一句话拿来结尾：“作为一本文学期刊，我们有责任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必要的土壤，我们呼唤新人，同时尊重传统，目的是让各种颜色的花儿都能在这片园地上争奇斗艳。”
    《长江文艺·好小说》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