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本书，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书评方式是语录体，把16位作家金光闪闪的言论逐条罗列出来：你看，君特·格拉斯这么说；你看，马尔克斯那么说；你看，帕慕克说了这个；你看，翁贝托·埃科说了那个；你看，昆德拉、纳博科夫、保罗·奥斯特、厄普代克、海明威、卡波蒂……分别如是说。他们说得如此之好，如果他们给自己插上草标，肯定比任何外人叫卖的效果都好。他们说了如此之多，每看到佛光乍起的地方我都用指甲划一道印痕，然后把该页的左上或者右上角做折页的标记；于是，整本书看完，干干净净的书伤痕累累，上半部分比下半部分厚出了二分之一。除了备考前的教科书，这可能是我折页最多的一本书。随便打开标记过的一页，我都有把指甲经行处朗诵出来的冲动：大师们对文学和世界做出了如此伟大的判断。
    ——但是，在该书第127页第一行，厄普代克引用了约翰·凯奇的一句话，他认为这句话“很宝贵”：“我们真正应该在意的是开明和好奇的态度，而非判断”。尽管厄普代克表面上针对的是不着调的门外乱弹，实质上，他也在批评行内人的“语录欲”，他也以此自我警醒，别凡事都抢着一锤定音；对一个作家来说，开明和好奇的态度比判断更重要。由此，我打消了写语录体书评的念头，原因之一是，我对约翰·凯奇的“判断”也深以为然；原因之二，我不希望用一个个“判断”来冒犯厄普代克以及其他15位死去的和活着的“巨无霸”。
    判断的确并非一直可靠。以上的作家排序也是我阅读本书的顺序，固然不乏风吹哪页读哪页的偶然性，但基本表明了我对作家的好奇程度和趣味；阅读的期待来自我多年来的判断，我希望能在阅读中获取与期待相匹配的营养。全书阅毕，我发现，部分作家应该换一下位置，作为访谈，后面的作家说得可能比前面的更好。在这个意义上，就这本书而言，真理是检验实践的惟一标准。我们的确需要像约翰·凯奇与厄普代克那样，警惕判断，更要摆脱成见。
    话说回来，如果一个访谈里看不到几个振聋发聩的判断，我们凭什么花上一大把时间来听你唠叨呢？由此可见，金光闪烁的判断肯定是我们阅读访谈的重要动力。此外，就是态度，作家的态度(包括他说话的姿势、腔调、面对文学与世界的方式)，以及每一位粉丝心知肚明的偶像八卦——没有八卦的大师肯定比没有八卦的平常人更加乏味。我们想在访谈里看见一个活生生的大师，同样也会吃喝拉撒、会爱会哭会骂娘的人，即使他已经死去多年；我们想看见他的来处和去路，看见他进入文学的独特路径；我们要看见他为人与为文的经验。这是一个在作品之外，为大师袪魅、将他们拉回人间做我们邻居的过程。这也正是萨尔曼·拉什迪在本书封底上所言及的：问文学是“怎样的”比问“为什么”更有意思。
    同样，这可能也暗合了戴夫·艾格斯和科伦·麦凯恩的想法。在封底，两位先生认为，本书可以拿去做艺术硕士创意写作课程的教科书。因为这个系列访谈里透露了大师们的真知灼见、“智慧”之言，后来者可以踩着他们的脚印往前跑；也因为在这些访谈中他们说了一堆“荒唐、愤怒之言”：最好的教科书，尤其是写作的教科书，仅教授知识和方法是不够的，还得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作家带进课堂，让他们自嘲、辩驳、大放厥词，包括出点儿丑；细节和八卦可以提醒和宽慰后进，虽然文学高高在上，但搞文学的人从来都是双脚沾满泥巴。
    此书中，海明威告诉你，他“从画家身上学习如何写作同从作家那里学到的一样多”，而昆德拉则认为，音乐予他的给养更大，他谈小说的复调几乎离不开音乐来作比。海明威称赞庞德时，纳博科夫不屑一顾，那个“冒牌货庞德先生的一派胡言”都被称作“伟大的文学”，他怀疑是别人“联合策划”针对他的大脑的“阴谋活动”。而纳博科夫把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作为最不能忍受者之一时，帕慕克表达了他对曼的崇高敬意；纳博科夫认为福克纳毫无意义时，帕慕克认定福克纳是他心目中最伟大的作家，然后，他顺道把纳博科夫也列入了他的最伟大之英雄的队列里。至于众口礼赞的托尔斯泰，罗伯·格里耶一个人说“不”，托尔斯泰有话要说，所以他没兴趣，尤其是《安娜·卡列尼娜》。以“极简主义者”著称的卡佛，原来并不喜欢这顶被强加的桂冠，认为其中“隐含了视野和手法上狭窄的意味”。卡波蒂是个“水平”作家，只有躺在床上或者沙发上，“香烟和咖啡触手可及”，才能思考。喋喋不休的亨利·米勒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个中国人。你晓得不，在中国古代，艺术家、哲学家老了之后，会退隐乡间，生活并静思”。
    判断、态度和八卦俯拾皆是，所以此书妙趣横生。现在单说村上春树。
    读此书的收获之一是，部分地改良了对这位红遍大半个世界的日本作家的印象。多年前就咬牙切齿看村上，怎么努力都没法把他的一本书读到底；访谈也没感觉，《大方》杂志曾拿出那一期过半的版面发他十余万字的长篇访谈，花了两天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习，看完了觉得这两天白过了，那访谈稀汤寡水。这一回我把村上的访谈放到很后的后面看，发现“判断”失误，这个访谈我挺喜欢，他低调朴素的说话方式以及访谈中的信息量让我刮目相看。与海明威、纳博科夫、凯鲁亚克等大师尖刻、喧嚣的傲慢与偏见相比，村上春树的言辞如同他的照片，长着一张貌似无所为的淳朴的脸。好的访谈是最有效的广告，我准备去买村上的书。
    现在，书已经合上。如果你让我紧接着再来一遍，大师们肯定会重新站队，第一篇我先读厄普代克，因为他在访谈里说了两句话：
    1.我不觉得20世纪小说家的责任只是重新把老故事再讲一遍。
    2.有一次一个罗马尼亚人对我说，美国人总是在讲故事。
    这两句话说在1968年。假如谁把它们改头换面为：1.我不觉得21世纪小说家的责任只是重新把老故事再讲一遍；2.有一次一个罗马尼亚人对我说，中国人总是在讲故事。然后放到当下的中国，我一点都不觉得过时，相反，我会认为此人天生一双毒眼，一下就切中了文学之时弊，这几乎无需解释：我们在忙着讲故事，却忘了小说不只是讲故事；讲故事的惯性与惰性如此之大，一遍遍在重复那些老故事的我们依然习焉不察，而现在，已经是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