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诵是门艺术。话剧、影视、演讲、相声、说书、主持人、播音配音等，多少都与朗诵有些关系。就文学作品而言，诗文朗诵与小说又有不同，而诗与文之间也有差别。近些年来，上海的诗歌活动很活跃，诗朗诵演出和朗诵比赛也很不少，但不知为什么，味儿总觉得与以往不一样。
    诗在古代是吟诵的，到了新诗出现，称朗诵，连旧诗也像新诗那样朗诵起来。所以对于我们现在的诗朗诵，多半是指新诗。朗诵新诗在民国年间就有，柯仲平在延安时就喜欢当众朗诵自己的诗，眉飞色舞、兴奋不已。抗战爆发及胜利后，艾青、田间的诗都曾传诵一时。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的朗诵效果，尤为朱自清所称道。共和国成立之初，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张永枚等人的诗也曾广为流传。特别是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回延安》《三门峡——梳妆台》《西去列车的窗口》等诗，曾影响过几代人，其中不少篇章我至今能背。
    我是非常喜欢听朗诵的。听歌有时也会用心，也会感动，但大多仍带有娱乐成分，属于休闲性质。而听诗歌朗诵却不一样，一般都会聚精会神地竖耳恭听，特别是胡庆汉、乔榛、刘广宁等人的诗朗诵，不仅令我着迷过瘾，而且常常打动我的心灵，使我泪流满面、震撼动容。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带来精神层面的提升，净化听者心灵，使你的感情和思想境界变得高阔起来。小学时读叶挺的《囚歌》、陈然的《我的“自白”书》，老师放朗诵的录音，既无配乐也没影像，但感染力强，那种铿锵有力的语气、声调，至今犹在耳边。现在的诗歌朗诵，几乎全有配乐，不少配有影像，更有字幕，按理说朗诵条件要比过去好得多，但不知为什么，所收到的效果却并不一定如以前那些无辅助手段的朗诵，往往听时感觉不错，听后即忘，也没引起模仿和诵读的欲望。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为此，我也曾有意无意地询问过一些专业朗诵者、诗朗诵爱好者和普通听众，他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也各执一词，没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无奈之下，我只得综合众说，再掺和进自己的一些想法，对于今昔诗朗诵的效果差异，归结出两个原因——
    首先，诗朗诵的核心和主角仍应是诗。最初的诗朗诵是没有配乐的，配画面更是后来的事。即使有了音乐和画面，二者仍是配角，是为了配合诗的朗诵，使其更有效果。过度的配乐和配画面，都会冲淡诗朗诵的效果。说严重点，是喧宾夺主，会分散听众对诗的注意力。在诗朗诵的过程中，音乐和画面实际所起的应是烘托人声的作用。对于表现力强的朗诵者，没有音乐与画面也无妨，适当配些也许会更好。对于表现力弱些的朗诵者，配乐和配画则可补其不足，助其一臂之力。因此，适当的配乐配画，是有助于诗朗诵的效果的，但一定要恰到好处，否则，便会适得其反。
    其次，对于被朗诵的诗本身来说，也存在着适合朗诵和不适合朗诵的差别。在古远年代，诗主要是靠谱曲弹唱和声口相传两大途径得以传播。因此，诗歌语言的通畅流利、音节和韵律的美感，在诗歌创作中就显得非常重要。近世以来，特别是象征派、意象派诗人出现后，不再强调诗的音乐与节奏，而侧重追求诗的意蕴和隐喻，或是内在的节奏，出现了不少仅供静态观赏的诗。于是，在传统的以听为主的诗歌创作中，又产生了一种以看为主的诗。这种诗看起来很美，具有极大的观赏性，也很耐人寻味，却不容易记住，看后只给人留下一些美的印象；朗读起来也未必顺畅，背诵和聆听就更成问题。而我们现在所写所朗诵的新诗，大多都是这种适合以看为主的诗，有的则介于可观赏和可诵读之间，昔日那种以听为主、适于朗诵的诗已锐减。以前一场精彩的诗歌朗诵会下来，总会有一两首诗流传开来，如今的诗人很难再有这份荣幸。这恐怕也是当今诗歌朗诵难有效果、诗歌难以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诗歌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流派众多，佳作林立。但这其中大量的作品只适合目读，却未必适合朗诵。也就是说，当前诗歌的艺术性仍在不断提高，却未必都在追求朗诵效果，也未必都有利于朗诵的发挥，这对诗的朗诵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挑什么样的诗歌朗诵，考验眼光，考验诗歌修养，也考验对于声音与诗歌融合规律的把握。
    当然，诗歌发展有其自身的趋势和方向。诗从以往以听为主转变为如今以看为主，也有其自身原因，殆非主观意愿所能逆转。不过，对于当代诗人来说，在写诗时是否也可兼顾和考虑到一些诵读的元素？这与诗歌艺术的整体追求其实也并不矛盾，既有利于诗本身的传播，也可推动诗歌朗诵活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