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要写这本书呢？除了以上的国际背景之外，还有如下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作为中国学者向国际社会发出“中国声音”。2012年6月，联合国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可持续发展全球高峰会”，重点讨论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国际机制等议题。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诸如中国人在想什么？中国人在说什么？中国人在做什么？这就成为我撰写此书的直接原因，要发出“中国声音”，展现“中国智慧”，阐述“中国理论”，介绍“中国创新”，表达我们的自然观、发展观和未来观，反映我们对 21世纪生态文明、绿色发展道路的思考、创意和重要观点。因此本书还将由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出版社之一德国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正式出版多种外文版。
    第二个目的是作为中国智库向世界介绍“中国创新”。事实上，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中国已经率先开始将这一绿色发展的创意、理论和意识转化为国家发展规划、行动纲领和社会实践。在2003年，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思想，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这是“天人合一”的现代版。在“十一五”规划期间，中国开始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十一五”规划所规定的约束性绿色发展指标全部完成，较之“十五”计划有了明显的成效。我本人作为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直接参加“十二五”规划背景研究、初稿讨论，对于该规划的设计和创新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亲身见证了中国这一绿色发展宏伟蓝图是如何绘制的，绿色实践行动又是如何具体实施的。“十二五”规划的第六篇，就是以“绿色发展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主题，还分六章专门规划设计。在中国，绿色发展已经不仅是学者的理念、理论家的理论和政治家的口号，而且已经成为绿色发展国家战略、绿色发展宏伟蓝图、绿色发展实施行动，拉开了第四次绿色工业革命的序幕。环顾整个世界，在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这也是独一无二的，成为21世纪上半叶中国新长征——绿色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和重要标志。
    本书旨在创意在先，理论创新，知识引领，推动中国绿色转型，参与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世界与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都反映了一场伟大的革新正在我们身边悄然发生，即第四次工业革命——绿色工业革命已经到来。这就需要深刻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本性质和主要特点。这里我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四次工业革命的演变过程，采用了张培刚先生关于工业化的定义，即通过启动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发生连续变化”。参见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70～71页，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不同类型的工业革命的发生，本质上是由于基要生产函数组合方式的改变。受张培刚先生的启发，我将绿色工业革命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发生从自然要素投入为特征，到以绿色要素投入为特征的跃迁过程，绿色生产函数逐步占据支配地位，并普及至整个社会。这一过程的结果是经济发展逐步和自然要素消耗脱钩。这是与前三次工业革命最大的不同之处，其本质就是要创新绿色发展道路。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那么，什么是21世纪的世界潮流呢？就是绿色发展与绿色工业革命。在这场伟大的绿色工业革命即将到来的黎明之际，我们不仅要观察和描绘，更要参与其中，需要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什么角色？
    我的回答是：“中国要从边缘者、跟随者、模仿者变为领导者、引领者、创新者。中国要创新出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对这个主题进行大胆摸索、深入探究、不断创意。中国和中国学者只有站在世界潮流、时代潮流的最前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人类发展的伟大梦想。
    本书的写作是如何完成的呢？一本篇幅十几万字的书稿，但并不厚，但要写成集大成之作和精品之作，绝非朝夕之功，更非轻而易举，需要数十年专注而持续地艰辛探索，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需要创意在先、知识引领。因此我也愿意将创作此书的心得与读者一起分享。
    从1985年我开始研究国情与国策，就一直在思考、研究和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它的现代化目标是什么？这些目标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如何实现它的现代化目标？参见胡鞍钢：《中国：走向21世纪》，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这是一个不断认识、反复认识、深入认识的长期过程。从本书的主题酝酿到理论的提炼，再到核心观点的形成，可以说是我花了二十多年持续思考所形成的结果。1987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作为该报告唯一的中国代表马世骏（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生物学部主任）回国后立即向我作了介绍，使我深受启发，为此我们在《生存与发展》国情报告（1988年12月）中，首次提出“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所谓保证生存，即保证整个民族的生存条件和生存空间；所谓持续发展是指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赖以生存满足其需要的生存基础与发展能力构成破坏和障碍，它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这“两个和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理解和超越，是第一次中国式创新。根据中国自然国情，我们明确提出中国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生活高消费、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现代化道路，要走“非传统”的即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适度消费、资源低消耗、污染低排放”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胡鞍钢、王毅执笔：《生存与发展》，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前者是黑色发展，后者是绿色发展。这是我们最初的“绿色发展”的来源。
    次年8月，我和王毅、牛文元又发表了第二份国情报告《生态赤字：未来时期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机》（1989年8月）。该报告首次分析了中国“生态赤字”的背景是世界性的七大生态环境问题。报告前瞻性地指出，生态危机将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共同危机，需要全人类采取共同行动。报告还提出了基于“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受日本通产省的“绿色地球计划”的启发，我们也建议制定中国“绿色大地计划”。这是我们第一次对于中国生态环境作出总体性评价和趋势性分析。参见中国科学报社编：《国情与决策》，186、199、241~245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