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学的立场——从《当代语言学》的角度看(2)
http://www.newdu.com 2024/07/20 03:07:17 中国社会科学网 胡建华 参加讨论
历史学家雷海宗七十多年前讲过的一段话也让人印象深刻，他说：“中国过去所遭遇的外敌，一种是像佛教那样有文明而没有实力，另一种是像北方游牧民族那样有实力而没有文明，这些都好对付。然而鸦片战争之后所出现的西方，既有实力，又有文明，都比中国要高级，于是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机。”（转引自许纪霖，“另一半中国梦——何种文明？十字路口的抉择”，载许洋、李楠主编《另一半中国梦——何种文明？十字路口的抉择》，中信出版社，2013年） 现在，我们的综合国力可以和西方媲美，但是我们的文明还没有真正崛起，学术实力也不够强大。学术实力是以思想为基础的，如果没有独立的思想，就很难谈得上学术实力，也很难产生引领世界潮流的文明。在学术上，我们的投入在世界上算是很靠前的，论文发表数量也很巨大，但我们“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 要改变这种局面并提升我们的学术实力和学术地位，我们面前大概有三种选择。 一种是走教条主义的路线，做国外理论的跟风派，“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用自己的研究为国外已有的理论做注解。 二是做守旧派，无视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或者对国外的理论一概排斥，只是闷着头搞自己的一套。所研究的问题，即便国外发表的成果已经解决了，也不去看或者根本不予理会。 三是做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派，对包括国外理论在内的任何理论和方法都批判地借鉴，然后从实际出发，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对国外的理论一概排斥比较容易，一概接受也比较容易，而批判地借鉴就比较难了。难在只有真正搞懂了才能批判、才能借鉴。在现代语言学领域，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先生”的“学生”。我们虽然可以说是很努力的“学生”，但未必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先生”的底层思想。我们没有西方的那种学术传统，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他们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那种哲学传统。今天的西方语言学不是平地起高楼，它来自古希腊，其研究“在许多方面与古希腊哲学家以及后来两千多年间有关学者、学派和学术思想一脉相承，并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陈平，“语言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指称’问题研究”，载《当代修辞学》2015年第3期）。我们没有一个这样的学术传统，我们的哲学传统与他们的也很不相同。因此，我们学这些东西时，往往摸不透背后的思想，总是感觉隔着一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并不真懂人家的那一套，怎么批判？当然，很多情况下，我们可能恰恰是因为不懂，所以才有勇气去批判；也可能正因为自己无法搞懂，所以才想去批判，用空洞的价值批判来掩盖自己对具体内容以及理论细节的无知。而如果真把人家的理论搞懂了、弄明白了，就会发现要真正地进行实质性的批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际上，如果对学术精神没有真正的把握，不仅无法实施真正的批判，就是运用也容易走偏。 国内西方哲学界认为，一个学者，如果能真正读懂西方哲学原著，像陈康那样可以与西方学者就相关哲学问题进行平等对话，就已经达到了一种很高的学术境界。首都师范大学的陈嘉映教授是当代很有影响的学者，对他的各种评价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号的人”。之所以这么说，大概还是因为我们没有西方的那种学术传统，所以做西方哲学研究并不具有先天的优势。语言学是和哲学相关的。我们的哲学传统和西方哲学传统不同，在我们的哲学传统下成长起来的学者做现代语言学研究很容易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所关心的仅是汉语的具体问题，而且是仅就汉语来讨论汉语；另一种情况是空谈理论，不解决实际问题。这两种情况下都难以产生具有“世界精神”的语言学家。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世纪交替中的中国语言学：危机与机遇并存
- 下一篇：英汉语调的共性和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