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隐喻释义及其释义模式——认知神经科学视阈下隐喻释义模式的建构(2)
http://www.newdu.com 2024/07/19 11:07:56 《外国语》 孙崇飞 参加讨论
2.隐喻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及其理论启示 比喻语言研究不仅处于语言研究中心，而且处于认知神经科学事业的中心（Coulson 2006：247）。尽管弄清大脑哪部分脑区参与比喻语言处理的相关研究非常重要，但认知神经科学家不应仅拘于为隐喻研究者提供一份脑区清单，而应考虑更为艰难的课题：将比喻语言理解的现有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成果与其释义模式建构有机结合起来。 2.1 隐喻处理的反应时研究 任何科学研究在面对错综复杂的表象时，最佳研究方法便是从最简单的现象入手，依次引入其他相关变量，进而在考察更多现象的基础上丰富理论体系，语言研究也不例外。通常情况下，字面语言被人们默认为语言理解的最简起点。 直觉上讲，人们普遍认为大脑对字面和非字面语言的处理无论在处理速度还是难度上都具有差异。标准语用模式（Standard Pragmatic Model，参见Coulson & Van Petten 2002：958）认为话语的字面解读在时间进程上具有优越性，即字面意义的处理是强制的、自动的且不受语境信息影响；比喻意义的处理是衍生的、可选的，其产生条件是字面解读与语境信息发生冲突，即二者间存在语义冲突（束定芳2004：31）。因此，字面理解单阶即可完成，但比喻语言理解涉及两个或更多阶段。依据标准语用模式，可得出以下两点结论：（1）隐喻具有特殊性，其处理机制和字面语言处理机制具有质的不同；（2）字面语言处理早于隐喻语言。由于语义冲突的存在，比喻语言的处理时间和成本理应分别长于和多于字面语言。但是，大量隐喻语言理解反应时的相关研究表明隐喻理解速度并不慢于字面语言理解速度：字面和隐喻意义在语言解读过程中同时激活并产生竞争（Gibbs 2013）。Ferretti和Katz等人（Ferretti et al.2007；Katz & Ferretti 2003）还发现，在现实社会语境中，听者可直接理解隐喻、讽刺、习语、谚语和间接言语行为，而无需在此之前对字面语言进行分析和否决。这些研究无疑验证并支持“直接可及观点”（The Direct Access View，参见Giora et al.2015：130）：只要语境足够支持和明确，比喻语言在心智处理层面和字面语言并无二异，人们可直接对其进行理解而无需优先分析和排除不适宜的意义。因此，许多隐喻处理模式认为字面和非字面语言理解机制相同（Evans 2010；Gibbs 1994；Yang et al.2013）。 2.2 隐喻处理的大脑侧化研究 左脑与语言技能（如语音、词法及句法等语言核心成分的加工）联系密切，被称为语言“优势半脑”。较之左脑，前期隐喻理解的脑区定位研究认为右脑在非字面语言加工方面起重要作用（Anaki 1998；Lindell 2006；Sotillo et al.2005）。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精进和实验设计的不断完善，隐喻加工右脑优势假说逐渐失去主导地位。Kutas（2006）认为大脑中并不存在恒定的专司隐喻处理的脑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右脑参与隐喻语言加工与否与隐喻性（metaphoricality）本身无关，而是与其新颖性、突显度、任务复杂度、语义开放性以及语言使用等因素相关（Cardillo et al.2012；Giora 2007；Giora et al.2000；Giora & Stringaris 2009）。除此之外，其他研究结果还发现偏向性语境信息（Coulson & Van Petten 2002）、任务类型（Stringaris et al.2009）、情感信息（Rapp et al.2007）和个体经验（Blasko & Kazmesk 2006）等均对脑区激活产生影响。上述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右脑优势假说过于简单。 2.3 理论启示 2.1和2.2中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隐喻的在线理解过程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正视隐喻研究的复杂性，充分认识人类隐喻行为的个人、语境、语言类型和交际任务专属性而非将其简单归结为普遍心智成分的做法，将使隐喻研究更加科学。鉴于隐喻研究的复杂性，Gibbs（2013）曾总结道：研究者不要奢望心理语言学会最终解决隐喻研究中现有及未来的所有实证争论。我们认为Gibbs的上述论断过于沮丧。事实上，仔细考察诸多心理语言学研究不难看出，研究者多将处理时间简单等同于理解语言所花费的认知努力或处理成本。事实上，相同的处理时间并不一定意味着相同的认知努力和处理成本。处理时间只能说明语言处理的一个维度，它和处理难度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对等关系。尽管解读字面和隐喻语言的处理时间相等，但如果其引发的ERP成分在振幅、潜伏期、极性或头皮分布等方面存在差异，则说明二者的处理难度和处理顺序不同。这也是神经生理学研究方法优于行为实验之处。表面可观、可测的反应时并不完全折射大脑内部的处理机制和过程。 实证研究结果的不一源于事物表象的多样。对事物的认知不能仅停留在表面。面对错综复杂的隐喻反应时研究结果，我们暂得出以下临时性结论：在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下，话语的字面解读在时间进程上并不具有优越性，隐喻解读速度并不一味慢于字面语言理解速度。隐喻处理的大脑侧化研究成果也提示我们：大脑并未将字面和比喻语言视作本质不同的两类语言现象；人脑对隐喻语言的加工需要依赖比喻义之外的其他因素，如新颖度、语义和概念映射复杂度、激活的语义联想范围等；双脑半球共同参与隐喻加工过程；所谓的右脑加工优势更多的是与新颖隐喻的加工有关，即与隐喻的复杂程度、熟悉度等因素相关。 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应清醒认识到，无论实证研究方法和手段多精进，它仅是一种研究方法，其最终功效是为理论研究服务。因此，语言研究至少存在两个不同维度：理论研究在充分考察研究对象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上侧重探讨语言使用的共性处理机制和过程；实证研究在尽可能全面理解和掌握理论前提的基础上测量并绘制语言心智处理的特殊性。二者相辅相成，互利共生。 尽管在线语言理解的反应时结果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但大脑中的语言处理机制相同。大脑侧化研究的相关发现为我们在理论层面解释隐喻处理反应时差异提供了有效解释路径。从理论角度看，在不考虑其它影响因素的理想状态下，隐喻处理难度理应大于字面处理难度。正如Blasko（2006：1679）所言，如果隐喻理解包含在不同语义域之间建立桥接关系（bridging relation）进而选择相关信息的同时抑制非相关信息，其处理过程必然需要额外的工作记忆来达成可及和映射。我们认为反应时存在差异并不说明比喻语言和字面语言的处理机制不同，而是受语言处理过程中其他相关变量（如突显、复杂度和语境）影响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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