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总说（一）一个结构组织上有特色的句式同是“S‖V得有NP”的语词序列，实际上包含有两类句式：A类是“主动补”句，其基本结构为“S‖V〈得〉｜有NP”；B类是“主动宾”句，其基本结构为“S‖V〈得〉有｜NP”。A类句式中，V是谓语中心，“有NP”是补语，结构助词“得”用在二者之间，作为引出补语的语法标志。这一句式，不能不用“得”；可以用“V得怎么样”来提问，“怎么样”针对的是“有NP”。比如“小楼建得有古典风格”，不能说成“小楼建有古典风格”；提问方式：“小楼建得怎么样？”针对“怎么样”，给出的回答是“有古典风格”。B类句式中，“V得有”是谓语中心，“NP”是宾语；结构助词“得”用在“V”和“有”之间，作为由V引出补语“有”的语法标志。这一句式，可以不用“得”；可以用“V得有什么”来提问，“什么”针对的是“NP”。“NP”，有时可以移位或简省。比如“小楼藏得有名贵书画”，可以说成“小楼藏有名贵书画”；提问方式：“小楼藏得有什么？”针对“什么”，给出的回答是“名贵书画”。“小楼藏得有名贵书画”也可说成“名贵书画？再名贵的书画小楼也藏得有”。就使用频率而言，B类“主动宾”式的“S‖V〈得〉有｜NP”，不高也不太低。不管是考察现当代作品，包括香港、台湾地区作家的作品，还是近古白话作品，都可以看到这一说法；然而，A类“主动补”式的“S‖V〈得〉｜有NP”更为常用，其使用上的压倒性优势往往使人忽视“主动宾”式“S‖V〈得〉有｜NP”的存在。由于结构组织上跟A类句式具有明显的区别性，B类句式不可忽视。发掘出这一句式，描写清楚这一句式，可以增强人们对语言事实的认知精确度。（二）一个语用上适应特定需求的句式一个句式能够成立，不时为人们所选用，必有其特定的语用价值。“S‖V〈得〉有｜NP”的语用价值，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其一，在表意上，泛指性和特指性相结合。对于NP来说，动词短语“V得有”中，包含了“V”和“有”两个指向同一宾语的动词。“有”表示泛指，是定型不变的；“V”表示特指的具体动作，所用的动词是随着实际情况的不同而变异的。先看两个不用“V得有”的例子：（148）每个袋里都有人民政府盖章的“反正宽大书”。（《苦菜花》）（149）每块木牌的正面反面都绘着一个全身人形。（《飞狐外传》）前例，谓语部分里只出现表示泛指性的动词“有”；后例，谓语部分里只出现表示特指性的动词“绘”。然而，这两个例子如果改说成：（150）每个袋里都装得有人民政府盖章的“反正宽大书”。（151）每块木牌的正面反面都绘得有一个全身人形。这么一来，前例谓语部分里的动词短语便不仅包含泛指性的动词“有”，又包含特指性的动词“装”；后例谓语部分里的动词短语便不仅包含特指性的动词“绘”，又包含泛指性的动词“有”。再看这个例子：（152）其时提督衙门的牢狱之中，关得有不少反清的好汉子。（《鹿鼎记》）上例谓语部分里的动词短语为“关得有”，不仅包含特指性的动词“关”，又包含泛指性的动词“有”。如果改说成：（153）其时提督衙门的牢狱之中，关了不少反清的好汉子。（154）其时提督衙门的牢狱之中，有不少反清的好汉子。这样，前例便只出现特指性的“关”，后例便只出现泛指性的“有”。事实表明，“S‖V〈得〉有｜NP”句式形成了在谓语部分多用一个动词的格局，扩大了人们语用需求上的选择面。其二，在文体上，古典性和俗言性相结合。先说古典性。“V〈得〉有｜NP”未见于文言文。在近古白话作品，比如明代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和冯梦龙的《喻世明言》中，却较多地出现。这里所说的“古典”，是就白话文而言的。现当代作品中，多位作者使用了“V〈得〉有｜NP”。使用较多的作家，应是金庸。金庸强调：“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⑤他的武侠小说，涉及宋、元、明、清时代的事。为了跟时代合拍，他尽可能使用近似近古白话小说式的语言。比如，时间副词常用“已然”，表示因果关系的连词常用“是以”。在“V〈得〉有｜NP”句式的使用上，他尽可能模仿凌濛初、冯梦龙的手笔。顺带一提：金庸是浙江人，凌濛初也是浙江人，冯梦龙的籍贯有点争议，许多人说他是江苏人。金庸在语言运用上接受江浙老乡的影响，这很自然。再说俗言性。从书文体裁的角度来观察，“V〈得〉有｜NP”应是属于“通俗话语”的说法，未见于讲求语言端庄平稳的政论书文。《邓小平文选》里没有看到。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之中多次使用这一句式，应跟他语言运用的总体追求相符合，是为了语句不仅具有古典白话的格调，而且还有通俗话语的风味。看这个例子：（155）难得这位恩公如此周到，知我念饮，竟在此处备得有酒。（《天龙八部》）→难得这位恩公如此周到，知我念饮，竟在此处备了/有酒。原句用了“V得有”。变化之后，或者只用“备（了）”，或者删除“得”只用“备有”，都会使读者感到没有原句那么活泼灵动。再看这个例子： 上例见于当代大陆作家的作品。作者陈世旭可能没有想到，而且也不必想到，要像金庸那样有意借用来渲染“古典性”。但是，“V〈得〉有｜NP”句式一旦承传下来，便会成为“文学笔法”的传统。现当代作家们笔下出现这一句式，都是笔调传统使然，都只考虑到写作时语境的需要。观察上例，可以知道，原句的“开得有店铺”，若改为“开店铺”“有店铺”或者“开有店铺”，都会没有原来那样语意周全，文笔鲜活。当然，文体上的使用倾向，决定了这一句式的使用选择。在一般情况下，使用这一句式，反而让人感到别扭。例如：（157）但见湘江中停泊着一艘大船，船头站着一个老者……（《飞狐外传》）上例分别用“停泊着”和“站着”，如果改说成“V〈得〉有”：“但见湘江中停泊得有一艘大船，船头站得有一个老者……”这就显得太不自然了。有几个问题：这种既有古代格调又有俗言风貌的句式，为何在江浙人凌濛初、冯梦龙的笔下较为多见？其发展源头在哪里？跟方言有无联系？查《汉语方言语法类编》，在介绍“浙江金华话的存现句”部分，见到这样的例句：头上个帽戴得 （头上戴着一顶帽子。）⑥这样的说法，跟“V〈得〉有”说法是否存在一定的关联？语言研究的战略，体现在各个方面，从不同的侧面上反映为一个个重要的理念。有的可能只需理论解释即可达到目的，有的却可能需要以事实为前提才能表达清楚。研究汉语语法现象，我们提倡植根本土，崇尚务实。判同辨异，这是研究问题过程中的必要环节。必须尽量详细地占有事实，才能避免出现以偏概全的毛病。①本文引例出处只保留作品名，另外个别引例有些是在完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做过删减的。比如，这个例子的原文是：“原来每根圣火令上都刻得有文字，妙风使误击平等王，竟将圣火令上的文字印在他的肌肉上了。”这种情况，不再一一说明。②所谓“总体上”，是仅就其基干而言，并不排斥可能出现别的成分，比方“V得有”前边可能出现状语性成分。③《现代汉语词典》已收入“觉得”“显得”，标注为动词。④龚千炎《由“V给”引起的兼语句及其变化》（《中国语文》1983年第4期）所讨论的现象，跟本文所讨论的这种兼语式略相类似，可参看。⑤见金庸《金庸作品集·序》，三联书店1994年版。⑥参见黄伯荣主编《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出版社1969年版，第9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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